从“反战—挺战”事件看我国民间“言论广场”和“意见领袖”群体的形成

从“反战—挺战”事件看我国民间“言论广场”和“意见领袖”群体的形成

　2003年2月18日以张广天，韩德强为代表的几位文化界人士签名公布了《中国各界反对美国政府对伊拉克战争计划的声明》，就在两天之后，余杰与另一个学者徐晋如也在网上发布了自己的一个类似的声明，但主旨却完全相左——《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这两种不同话语力量的冲撞，在媒体特别是网络上激起千重浪。《经济观察报》评论：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积极地对国际事务发表过见解。
抛开具体观点的是非，在这次论战中的一些细节也许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一，这次论战的导火索——美国及其盟友单边发起旨在推翻伊拉克现政府的战争，相对而言对中国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不是直接相关的。对于一个农民，或一个普通职工，如果他手里不是握有中石化的股票，美国打不打伊拉克不会对他们来年的生活构成太大的影响，至于远在千里之外的萨达姆是不是应该被推翻这个问题，除了从报纸上得来的一些消息，大多数普通中国老百姓对萨达姆的难于形成直观具体的印象，恐怕村里的村长或者厂长是不是应该被推翻改选有更多的讨论价值。如果茶余饭后聊天，大多数人不会有特别强烈的情感偏向，而这次讨论中知识文化界却倒产生了非常高的参与热情。而和这次事件构成鲜明对照的是，恐怕大家都记忆犹新，前两年美国据称误炸我国大使馆时，全国上下一致对外的群众情绪，当时知识文化界的声音比较单薄，甚至可以说是沉默。

第二，尽管双方都坚持自己自己代表独立思考和自由意志，但同时双方核心发起者也都力图扩大自己观点的代表性和群众基础，并影响大多数。除了双方观点本身的是非以外，谁的观点，更具有“代表性”或者“人民性”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双方宣言的标题主语都不是“我”，乍一看好像“中国各界”和“中国知识分子”掐起来了。一方不否认“公开的目的就是要让各界群众都参与进来”（韩德强语），认为目的就是为了影响政府：“这个政府是人民的吧？是人民政府就不可能不听人民的声音。难道我们1000多人就不是人民？”（ 张广天语）。另一方坚持“很多人会误以为他们代表了国内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看法”（余杰语），潜在含义，自己这一派才真正代表了有良知的广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看法。
第三，宣言事件的触发，就好像火车站唯有两个售票窗口，使得由表达欲望的知识文化界人士，迅速的自动分两队站好，以正义为自己的立场而视对方立场为虚伪或非正义。仔细察看会发现旗帜鲜明的两派阵营其中人物形形色色。以反战宣言的签名者名单为例，绝非一个“新左派”可笼而统之，也不乏平时“微左”甚至“中间偏右”的人物，而他们对反战的意义理解和出发点也不尽相同。而且对于对伊动武这个问题的态度也本身也决不是可以简化为一个挺战和反战的二元对立问题的，目前表露出来的观点两端之间本来也许会形成三种，四种，甚至更多的立场和观点派别。也有人评价说：讨论美国对伊动武这样的国际问题，不小心触动了知识界的宿怨，而演化为一场门户讨伐。
这次事件最初也许只是几个人激于义气的举动，它对于对伊动武这一国际问题的发展势态的实际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在我看来由此引发的文化意义却非常深远，几乎是里程碑式的。
在此之前，在重大事件和国际问题中，除了政府的宣传口径以外，媒体的过滤作用被过分强化，属于民间和知识界的话语空间极为狭窄，只能以街谈巷议，小道消息的形式出现。
正是有赖于网络等更具有参与性的传播媒介的发展，一个公众言论广场逐渐形成。如果拉开一个距离来看，不妨把这次事件视作是在一个并不直接影响我们国家命运的问题上，由几个公众知识分子引发的，都试图在这样的公共言论广场上影响公众，不同观点间对抗性沟通的一次不太成熟的演练。
它标志着，在我国民间的“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作为一个开放群体正在浮出水面，并开始在扩大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进程中扮演积极活跃的角色。
“意见领袖”这一概念产生于美国上世纪四十年代，著名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在一项关于罗斯福和威尔基竞选总统的活动中选民态度的调查中发现，传播活动是一个象多级瀑布一样的过程。一个事件，总是先影响一批比较敏锐和积极的人，这些人在圈子内具有威望，他们最先形成看法和观点，而他们又将对周围的人产生影响，这种人被称为“意见领袖”。 意见领袖的作用发挥在他们可以传播一些并不广为人知的新闻提醒大家的注意，他们也可以对一些大家不甚了解新闻事件发表自己的见解，与公众分享思考成果，并以此影响他人对这些事件的看法。
众多有不同思考角度和思维方式的意见领袖，将为广大公众提供一种开放的观点市场，并在政府决策和广大公众意见的良性互动关系中发挥媒介作用。可以说一个理智成熟的意见领袖群体在公众生活中稳定的发挥作用，是一个社会走向民主的标志之一，也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是在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内，除了在商业利益的刺激下，由商家来“收买”某些“意见领袖”后推出，比如让米卢告诉你，喝了某种酒，运气就是这么好，还有让舒琪告诉你，穿了某种美体衣，身材就是这么好以外。这一角色在整个民间社会政治生活中是缺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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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少数几个政治投机主义者，如果足够胆大皮厚，就可以在某种势力的支持暗示下站出来“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文革中的造反派大字报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而持不同看法的人总是“沉默的大多数”。商家之所以愿意在广告中砸银子就是因为事实雄辩地证明至少很大一部分人民群众是易于在不知不觉之中被影响的。历史教训同样也告诉了我们在政治生活中如果公众的判断只被一种声音影响，极易被拖入集体无意识的狂热状态，从长远而言是危险的。
而在这次整个这次热火朝天的民间争论中，特别让人难忘和肃然起敬的是，我国政府没有过早的正式明确表态，更没有支持某一方打压另一方，一直冷静平和地扮演了一个宽容大度的倾听者角色。这表明我们的领导集体英明地认识到，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的决策问题上，不能仅靠单向的灌输和宣传，只有放手营造培养摆事实讲道理的意见渠道和言论氛围，才能在更高的层面上维护团结和认识的统一。这也正体现了一个泱泱大国的政府风范
更加可喜的是，在通常被认为言论最不负责的网上，这次事件的讨论深入中极个别过激和煽动性的的言论的发表立即会引来一些网友从另一个角度地批评和抵制，有人自觉的担当维护言论秩序的角色，包括倡导对少数派言论权的尊重。这充分证明了即使在中国的国情下，适当的拓广民间的舆论空间，并不会打破一个社会的秩序和稳定，相反恰恰是在不同观点的冲撞中，为一个文明社会的公众接种必不可少的抵御煽动性言论的疫苗，一种平衡的舆论机制在潜移默化的自发形成。
这一过程在当下，也使得我国公众得以从不同的角度接受信息,思考问题。当这次言论风潮过后，静下心来从一个侧面体会在这样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要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绝不像含一个口号那么简单。
（文章来源：中华传媒网“传媒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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