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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华夏文明传播的新机遇
［内容提要］在经济全球化中，各国不同文化的传播与碰撞，凸现出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内在活力和人文价值，成为解决文化冲突和医治各种社会疾患可资借鉴的良方之一。文章还分析了中华文化在新世纪多元化格局中的价值取向，指出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弘扬中华文化自身的整合与重构强势，吸纳、借鉴、融合外来优秀文化，是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全球化 中华文化 传播与互补 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Ａ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社会历史现象，必然带来各国不同文化的传播与交融。在这场多元文化交流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内在活力和人文价值，面临着挑战和难得的发展机遇。在全面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弘扬中华文化自身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整合与重构强势，吸纳、融合外来优秀文化，并与之形成互补的传播态势，对赶超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促进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世界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经济一体化中多元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契机
全球化现象是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也是科学与技术和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经济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关系极为密切，当经济全球化趋势日趋加快的时候，各种文化也呈现出全球化交流的趋势，为各国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传播、交融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这主要表现在：
1. 经济一体化为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全球性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时，对经济生产和文化生产的联系，作过精辟的论述，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①他们认为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不仅各地方、各民族在经济上的封闭状态被打破，而且在文化上，精神生产也由于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和相互依赖的加强，而走向世界。文化作为经济生活的直接反映，在全球化经济格局形成之时，也促使多元文化的相互交流、传播和互补成为可能。由于中国已宣布在年内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意味着中国选择了加入全球化经济运行轨道的发展战略，中华优秀民族文化需要走向世界，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也离不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融合与参与。随着经济交往的加强和扩大，文化交流也必然加强和扩大。国际自由贸易不仅带来商品流通，也会在观念、法制、文化及管理等方面创造更加广泛的交流机会。
2. 高新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为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与交流构筑了良好的技术平台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化，卫星通讯技术、信息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和高速交通运输工具的广泛使用，以及报纸、期刊、广播、影视等大众传媒的进一步普及，使世界各国之间的空间距离在缩短，经济和文化之间的联系在加强，尤其是以全球信息互联网络的形成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已使全球联结成一个紧密相连、彼此依存、不可分离和相互联动的信息系统，成为新世纪各国文化交流的技术平台。在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传播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中的人性涵养和道德追求，为解决战争、种族冲突、环境恶化、能源和人口危机、贫富差异、腐败等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文化观念和评判标准，成为解决当今人类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
3. 相对稳定和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为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与交流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改革开放20年，我国始终坚持推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保持正常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妥善处理了同周边国家、西方国家的领土争端和意识形态分歧，加强了同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合作，建立了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互惠互利的友好关系，不仅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也为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全球传播与交流争取到了有利的外部空间。
4. 文化多元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对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与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化的多元化源于文化的民族特征。各国不同的文化是由自己民族本体所创造的，体现着本民族的本质和特点。由于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形成不同民族之间交往与互补的落差和传播空间，使得民族性越突出的文化，越容易走向世界。因此，离开了文化的民族性，也就失去了走向世界的根基，也就没有文化的多元化。同时，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也有着共同的文化追求，这又为文化全球化提供了动力源泉，不同民族渴求了解异域其他民族文化传统，为满足这种渴望和追求，使得世界上不同民族间的文化相互传播与交流成为可能，也使各国不同民族文化中有“一部分成为全球共享的文化即非民族的文化”。②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完全可以作为全球共享文化,在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得以广泛传播。
二、中西文化传播与互补的当代走向
全球化 华夏文明传播的新机遇
中华民族文化作为当今全球多元文化中的主流文化之一，其某些优秀的民族文化特质对新世纪人类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具有补偏救弊的作用，也赢得了中华文明融入现代价值体系，为全人类更为健全的现代化特征作出自己独特贡献的机会。同时，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份及其民族特质，在中西文化传播与交流中，为中华文化提供了精神营养。举其大端，中西不同文化可以在以下方面形成传播与互补，体现自己的价值取向。
1. 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整体性宇宙观与西方“人类中心论”的个体宇宙观的对比。
中国古代哲学强调天与人的和谐，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两者是统一体。所谓“仁者与万物同体”，“天人感应”，是儒家哲学所追求人性修养的最高境界，是儒家哲学所崇尚的一体性系统宇宙观念的核心所在。这种哲学思想的深刻内涵是人与自然具有统一的法则，其变化规律是有其内在整体性和系统性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③主张人与天地万物同生共处，和谐相处。
这种哲学观对当今由科学与技术加速推进的全球化进程，具有极现实的指导意义。以西方“人是自然的主宰”和“征服自然”为核心的天人对立宇宙观，是西方工业文明以来，造成世界性生存环境危机的思想根源之一。在科学与技术可以改变一切的理念下，人类已经逼近地球的资源极限和人类的生存极限，使改造自然的科学与技术造成了对人类自身的威胁。表现在发展工业中，大规模开采，导致资源耗竭；破坏植被，导致全球沙漠化扩大；可燃性气体作为能源消耗，造成环境污染，臭氧层破坏，使地球变暖；大规模营造人工岛屿、公路和水库，改变局部生态平衡，导致气候异常；人口呈爆炸性增长趋势，使资源更为紧短，垃圾处理也成了全球化的问题；甚至最近美国科学家要靠人工力量改变地球的运行轨道，使地球变冷等。④上述人类的破坏性、自杀性开发地球资源的行为，究其哲学思想根源，可以说是非整体化宇宙观所致。上述行为造成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既使科学家可以改变地球运行轨道，但整个太阳系和银河系也会受到影响，届时，宇宙天体运行规律也将产生更大的报复性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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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提倡“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哲学观，自然引起西方学者的推崇，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人类已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堡垒，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⑤
2. 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文化内涵与西方“注重冲突和竞争”的精神形成互补。
“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是文化传播与互补的基础和前题。这种文化内涵和中华民族自身宽容大度与吸纳异域文化的心态有着密切关系。中华民族长期依附于封建的小农经济的田间劳作上，少有迁徙变更，文化心态上有着宽厚淳朴与和谐统一的人生观。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注重亲和与凝聚，求同存异的意识浓烈，因此，对外来文化，无论是不同的宗教信仰，还是百家学术争鸣，甚至一些水火不相容的文化也能包纳，并在经过短暂的碰撞与冲突后，使其平和地融入本土文化中。可以说华夏文明这样的包容性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绝不像西方那样，不同宗教之间始终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矛盾与斗争。”⑥这和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求同存异”的宇宙观和人生态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自身的弹性、开放的文化认同感和封建帝国国力强盛产生的包容大气有直接关系。这与当今“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是完全一致的。在全球化文明与文化冲突中，不无借鉴意义。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说：“中国文化的力量真是无比宏大。因为它总是能不断吸收外来的东西，再把它们‘中国化’”。“中国文化具有博大的胸怀和超越时空的影响力”。⑦
在西方文化中，赫拉克利特把对立视为美的根源，狄德罗和黑格尔重视冲突，叔本华和尼采欣赏的是绝望和毁灭。“就审美风格而言，西方人更欣赏由剧烈的冲突、喷发的激情、残酷的结局所构成的趋于崇高的悲剧美。”（时统宇，1985）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均衡、中庸和怨而不怒的审美情感，“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圣洁所铸造的大团圆式结局和喜剧美，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新世纪全球文化交流中，两种文化之间可以通过传播形成互补。
3. 中华民族积极主动的开放意识和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探索精神与西方文明中征服心理、超克争胜的现代精神形成对比。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烈开放意识的民族。早在二千多年前西汉时期，在古代交通极其不便和物质生活相当贫乏的条件下，我国古代的使臣、僧侣、商人和旅行者，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顽强积极的探索精神，走沙漠、踏雪山、越重洋，不仅开辟和扩大了古代中国的地理交通，尤为重要的是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在获取外部世界知识的同时，广泛传播了中华文明和文化，进行了最早的跨地域、跨文化的信息传播。
从地理座标上分析，走访东方各国的有唐代的鉴真和尚和北宋的徐兢。奉旨出使高丽（朝鲜半岛）的徐兢率庞大的使团，东渡朝鲜记载下整个航程使用指南针导航的情况，留下了世界上最早用指南针导航的完整记录。走访南亚诸国的有，三国时期孙权派朱应、康泰对扶南（柬埔寨）的官方回访，他们分别写下《扶南异物志》和《吴时外国传》，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最早介绍柬埔寨有关情况的珍贵文献。另有东晋僧人法显在公元399年以65岁高龄，与同伴四人从长安出发，去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求戒律。归来后，他写成《佛国记》，这是历史上第一部比较详细记录古代中亚、南亚、南海地理、风俗的著作，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被译成多种文字广为传播。走访西方各国的有，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经，公元629年从长安出发，冒着生命危险，途经甘肃、新疆、中亚和阿富汗等地，终于到达印度。历经19年后回到长安，带回经论657部。他写成的《大唐西域记》，记载了138多个国家、城邦和地区的概况，是研究中亚、南亚和部分西亚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是具有永久价值的新闻实录，为中外文化交流与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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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元代的周达观和汪大渊，分别扬帆远行到柬埔寨和非洲的桑给巴尔。还有明代著名的“郑和七下西洋”等等。他们不仅是中外地理交通的开拓者和思想文化的传播者，他们的游记和著录还弥补了外国历史的记载不足。印度历史学家阿理认为：“如果没有法显、玄奘、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历史是完全不可能的。”⑧国际东南亚史学权威、英国学者霍尔说过：“要获得东南亚原始历史的任何知识，中国史料是不可缺少的。”⑨
西方文化同样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开放意识，然而，与中华文化不同的是,西方的探索精神中包涵强烈的征服欲，开放意识中带有浓厚的功利性。在今天，这种西方文化面临着人神对立、文明冲突和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的困扰，不少西方学者把目光投向中国，以期寻找摆脱窘境的路径。这已经成为新世纪对人类发展富有挑战性的重大课题。
4. 中华文化的“大国小家”社会价值观和伦理观与西方文化中以个人为本位的权力型伦理价值观的对比。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视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在国家与小家、集体与个体的关系上，主张无私奉献精神；在个人自身的修养上，重情、重义、重德、重义务、重理想和重集体，表现了强烈的牺牲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⑩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生追求。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和忧患意识，更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气节的真实写照。这些文化内涵，在新世纪知识经济时代，包含了许多积极因素。
在西方文化中，以个人为本位，以注重自我权利为基本特征的权力型伦理价值观，是当今西方发达国家所遭遇的最大问题——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的根源所在。中华文化注重集体和国家的奉献精神，可以给西方现代伦理价值观克服自身弊端以启发和借鉴。
此外，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人生态度和创造精神；崇尚道德情操，和见利思义的高尚人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济世扶困、舍已为人精神与人道主义情怀；以及人贵物贱、重人轻神的人文价值观念，对克服全球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无疑具有特殊的“医治”作用。无怪乎西方科学家和有识之士呼吁：“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避免世界性的混乱，就必须回首2500多年前孔子的道德智慧。”⑾汤因比甚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和墨家的仁爱、兼爱思想学说，是医治现代社会文明病的良药。他指出，儒家的仁爱“是今天社会所必需”，“墨家主张的兼爱，过去只是指中国，而现在应作为世界性的理论去理解。”⑿
三、正视挑战，强化传播与互补意识，创造新世纪中华民族新文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要以马克思主义辩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行认真的梳理，分清精华与糟粕。尤其要以历史的眼光、创新的理念和全球的视野，对不同文化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列宁曾经指出，每一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重人文、轻宗教，鼓励独立人格，主张以德治国的优良传统，也有不少消极落后和负面的惰性因素。特别是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华民族文化中受自然经济、农业文明影响产生的惰性与保守，和封建专制主义思想观念中压抑人性、抵制科学与民主的一面，都是影响和制约现代化进程的不利因素。我们只有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摒弃腐朽传统，在广泛吸纳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注意处理以下几种关系：
1. 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
目前，对全球化中文化的发展有两种流行观点：一种是，经济全球化将导致民族文化消失，代之以全球化的文化同质倾向；另一种是，将全球化视为全世界西化的过程，并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实质上，上述观点是难以成立的。首先，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不同民族经济利益的重组或再分配，文化冲突不可避免。目前，从欧共体各成员国与美国的严重利益冲突和文化碰撞中可见一斑。其次，实现现代化并不是仅有西方文化一条路径。20世纪下半叶，东亚经济繁荣并快速走上现代化的事实证明，东方文化优良传统一旦与西方优秀文化相融合，并以自己的民族特色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也是一条实现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可见，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其民族独特个性与全人类共同的统一体。“在世界交往中得到充分发展的民族特色，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内在——引者注）规定。在这个严格限定的意义上可以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⒀
确定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方位，应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以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为特色，吸收一切有积极作用的外来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和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对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2. 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的关系
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并不能消除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的冲突，经济利益矛盾甚至还会加剧不同文化间的摩擦。在新世纪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面前，是加剧它的冲突，还是求同存异，增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理解，最终走向融合，这不仅是全人类面临的重大主题，也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道路上，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和平与发展”这个人类最大的问题层面上思考，经济全球化将催化一种世界文化新的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这一新的多元格局提供有价值的精神资源。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应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部分加以排除，充分吸收其他文化传统中对当今社会有价值的内容，整合外来文化，更新自身文化，以适应21世纪世界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吸收和融合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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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代科学精神与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关系。
科学精神是人们在科学活动中形成的意识和态度。它包括尊重理性、尊重事实、追求真理、宽容开放、严谨认真、敢于怀疑、无私奉献和批判创新等精神内涵。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科学精神可以分为近代科学精神、现代科学精神和当代科学精神等三种形态。每一种科学精神均建立在一定科学发现基础之上。如近代科学精神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时代精神的反映，其特点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离异性。现代科学精神是以原子物理学、生物工程和光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形成的，其特点是在自然与人类、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上承认它们是交融和联系的，二者的地位是同等的。而当代科学精神是高扬人文精神以消弥科学精神，其特点是，一切科学活动和技术进步均应以人类生存状态的改善与进步为核心。可见，高扬人文精神是当今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
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尊严、价值、权利、责任和生存意义的终极关怀。它可以分为西方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三大类型。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人类认识和观察世界不可或缺的两种方法，只有同时具备这两种精神，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才能更全面，实践活动才能更自觉。⒂
在当代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赶上西方国家的先进水平，就要全面普及科学知识，大力发展科学与技术。但目前的情况是，改革开放以来，科学的技术价值和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使人们走向了极端，认为科学与技术是万能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要避免这种科学主义的消极影响和错误认识，防止中国现代化建设误入科学主义歧途，必须高扬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主张人类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在西方人文精神基础上，摒弃其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成分，提倡真理与道德的统一，价值与事实的统一，伦理与实际需要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统一。它既包含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朴素的唯物主义成分，又在本质上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封建糟粕内容。在今天，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奔向现实化的征途上，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物质享乐与精神追求的关系，将使国人难以摆脱物欲的诱惑与支配，变成物质的附属物和“经济动物”，就会出现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借鉴吸收西方人文精神中的精华部分，才能构建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精神，实现中华民族和优秀文化的伟大复兴。
综上所述：在经济一体化、政治、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潮流中，不同文化间从冲突、碰撞走向融汇互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新世纪人类文化的基本走向。以中华民族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明，应弘扬自身的文化整合与重构强势，摒弃民族虚无主义的“全盘西化”和夜郎自大、自我封闭的“盆地意识”，广泛吸纳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实践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技术与人性的统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在全球化背景和现代化进程中，创造更加辉煌灿烂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② 倪力亚《以新的积极姿态扩大对外文化交流》，载《文化研究》2000年第8期第92页，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
③ 《老子·二十五章》。
④ 《今晚报》2001年8月4日《今晚周刊》专版。
⑤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⑥ 徐亲知、史亚非《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性》，载《大庆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50－51页。
⑦ 《光明日报》1993年12月7日第2版。
⑧ 耿引曾《古代中国的越境旅行家》，参见《中华文化讲座丛书》第一集，第182页，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⑨ 同⑧。
⑩ 《礼记·大学》。
⑾ 顾冠华《中国传统文化论略》，载《文化研究》2000年第3期第3页。
⑿ 同⑾。
⒀ 王锐生《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载《文化研究》2000年第12期第80页。
⒁ 戴艳军等《时代精神的滥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交融》，载《科学技术哲学》2000年第1期第17页。
⒂ 同⒁。
［作者简介］刘卫东（1954-），男，天津人，回族，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新闻系教授，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兼职教授，南开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view of globalization
LIU Wei-dong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3)
Abstract: Sprung up during communication and collision with other cultures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internal vitality and humanism value of Chinese culture becomes one of the best diagnoses to soothe culture conflicts and various social illness.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under a diversified structure. It's the way for creating a new Chinese culture that by integrating and restructuring itself, absorbing, incorporating and compatibling with other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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