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上海民间报刊与公众舆论的表达模式

清末上海民间报刊与公众舆论的表达模式

　公共领域是指介于个人与政治国家之间的自主性社会生活领域。这一领域“对其功能的自我理解具体表现为‘公众舆论’的范畴”1。由于公众舆论的形成与表达，与民办报刊的勃兴密迩相关，而民报的崛起又是大众传媒民间化的结果，因此，本文拟从考察1901-11年间上海报刊业的民间化现象入手，就公众舆论的表达方式及其特点作一简单论析。
报刊传媒的勃兴及其民间化
近代上海因地处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前沿，信息流通便捷，加之政治生态环境特殊，报刊业的发展颇为引人注目，“俄而成为全国新闻纸的中心地了”2。继《时务报》等维新报刊之后，二十世纪初，上海迎来了“新学书报最风行时代”3。据不完全统计，1901-11年间，上海先后出版的各种日报，总数不下30种。期刊方面更是精彩纷呈。仅据上海图书馆所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编》的统计，这一时期在沪出版的中文刊物就有69种。日报与期刊合计，总数当在100种以上4。这还不包括数十种小报以及其它仅知其名但已散佚无从查考的报刊。
除了数量、种类繁多之外，这一时期上海报刊业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民间人士为运作主体的华资民办报刊比重大，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据查，在清末百余种中文报刊中，仅《江南商务报》、《舆论日报》等由官方机构和地方官吏所办，属官报；1910年前后的《舆论时事报》、《中外日报》、《申报》，“或纯系官款，或半系官款”5，具有准官报性质；《大同报》、《汇报》、《尚贤堂晨鸡录》等几种是外报，其余均为民报。因此，粗略估算，民报在全部中文报刊中的比例当不低于90%。从民报的年增长量来看，以期刊为例，1901-11年间，除了1905年仅新创一份外，其余年份少则六份，多则八份。这一速度不可谓不快。由于戊戌前后创办的《苏报》等报刊一直在持续发行，加之众多在日本出版的留日学生刊物，或秘密流入上海，或公开在沪设立派报处，因此，即便作保守估计，这一时期行销沪地的各类民办报刊年均也不会少于20-30种。

民办报刊的勃兴，是报刊传媒民间化的结果。所谓民间化，是相对于甲午以前官方半官方的邸抄、京报以及外报在报刊业中占据垄断地位的局面而言。相对于官报和半官报，民间化即是非官方化；相对于外报，民间化则意味着本土化。具体而言，报刊的民间化可从以下多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办报宗旨立足于民。旧式邸抄、京报，记载传录的“仅在习闻习见之事，至于机要大事，则付缺如”，其“唯一目的，为遏止人民干预国政”6。而外报出自西人之手，前期“凭教会之力，其宗旨多倚于教，于政治学问界，非有大关系焉”7；后期虽因时势迁移转而瞩目于外交，但其言论也多与外国在华势力沆瀣一气。与官报和外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报或积极传输西学新知，或注重开化风俗，或瞩目商情实业，或致力于宣传政治变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总以立意作为民众的“向导”与“喉舌”为指归。
其次，办报资本主要来自民间。大体而言，民报的资本来源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私人筹资，如《时报》、《天铎报》。二是同人集资，如《二十世纪大舞台》；三是招股集资，“照有限公司办理”8，如《警钟日报》。四是接受社会捐款，如《竞业旬报》、《民呼日报》。当然，在许多情况下，一份报刊的筹办与维持，往往采取多种筹资方式。以《中国女报》为例，它除了公开招股集资外，还接受社会捐助，并以推举捐助者为名誉赞成员的方式表示谢意。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民报的资本来源呈多元化态势，但其编辑经营权一般多由报馆经理、主笔掌握，从而保证报刊不至于因资本关系而改变其民办性质。
再次，馆政与用人权相对独立。报馆行政大致分为编辑、营业、印刷三部分。每一部门皆由专人负责，而总其事者为“总经理”。总经理为报馆领袖，一般由办报人自任、委聘，或由同人公举，“代表报社经理一切事务”9。总经理之下各职，由办报人或总经理聘任。因此，较之于官报听命于官府和外报由外人把持而言，民报的馆政与用人权相对独立。即便某些报刊为“免婴国内政治上之暴力”10，曾以外人的名义向外国驻沪领事署登记，但究其实，这些报刊的经营业务完全掌握在国人手中，外人几无权干涉。
第四，报刊的信息来源趋于多元化、民间化。旧式官报，所刊消息大多来自官府或与官方有关，“从新闻来说，它是最不中用的新闻纸，里头只是政府认为对自己有益，应发给士绅和官吏阶级看的一些奏议和皇帝的杰作罢了”11。而戊戌前外报所载“大率里巷琐闻，无关宏旨”，其内容“大半模糊而琐细”12。与官报和外报相比，民报的消息来源趋于多元化，其主要途径有：其一、采译外报的消息。上海外报发达，种类繁多，因有本国势力为依托，且通讯手段先进，故消息灵通，成为华资民办报刊的重要信息源。当时“华报所得紧要消息，十八九均自外报转译而来”13。其二、派设访事员，独立采编新闻。二十世纪初，新闻业卓然成为新事业，往昔乏人问津的报馆主笔、访员之职，一时竟成为文人学子的时尚之选。访员之派设也因之由本埠扩大到外地、甚至海外。由此，报刊新闻的时效性与准确性大为提高。其三、向社会征稿，并以“征文”、“通信”、“来稿”等形式予以刊载。例如，《选报》虽是以集录中外报刊为主的文摘性刊物，但也明确宣告“兼收外来诗稿及通论并紧要时事等函”14。《俄事警闻》除了征集时事新闻之外，还开列了“普告国民”等60余个征文题目，向社会各界广泛征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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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信息来源的多元化相应，民报的内容也更加丰富多采，且以反映社情民意的社会新闻为主，举凡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学术、军事以及社会生活等，无所不有。尤其是一些反映社情民意的社会新闻，在报刊上占据了重要位置。
第五，报刊的栏目设置与版面编排灵活多样，务求贴近民众。中国近代报刊业由模仿外报而起步，在初始阶段，“开报馆者，惟以牟利为目标；任笔政者，惟以省事为要诀”16，版面设计，简单粗糙，刻板呆滞。自民报兴起后，报刊面目从整体上大为改观，新闻报导、外报摘译、时事点评、谭丛说荟、广告文艺等，一应俱全。尤其是“论说”、“社说”专栏常常揭载报馆主笔的重要时论，较之旧式邸抄，不仅在体例上有所创新，而且还明确表露报刊在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上的言论取向。一些报刊所辟设的特色栏目，如《苏报》之“学界风潮”、《时报》之“时事批评”等，也颇为读者所关注。从版面编排上看，自1898年《时务日报》及继之的《中外日报》采取分栏编辑、双面印刷，首开报纸版面改良之滥觞后，沪上各报即积极探索版面的创新，纷纷置备各号字模以及各种符号，分别内容轻重，或参用大小字样，或于“发论精当、时论绝要之处”施加圈点17，既给读者以提示，又藉以表明报刊自身的倾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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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报刊印刷日趋民间化。如所周知，中国古代民间的私刻及坊刻传统源远流长。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机器印刷技术的传入、印刷版料的改进，在民间印刷业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一批以石印、铅印技术为依托的专营或兼营出版印刷业务的书局、印书馆。这为民办报刊快速、批量印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据顾燮光《译书经眼录》统计，仅1902-1904年，上海就有44家新式译书机构。至1906年，租界内书局已发展至79家，1909年增至92家18。其中，若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文明书局等，皆颇负声名。尤其是商务印书馆，除了译印各类西书、教科书以及编辑发行《外交报》、《东方杂志》等多种报刊外，还承接多家报刊的印刷业务。
第七，报刊发行建立起独立的民间网络。近代报刊业创兴之始，由于所载多琐碎支离之事，内容浅薄，不切实用，“而社会间又不知报纸为何物，父老且有以不阅报纸为子弟勖者”19，所以尽管印数无多，但发行殊为不易，甚至出现"沿门丐阅"的现象。二十世纪初，随着社会政治文化思潮的流转，报刊转而成为社会公共读物，发行量大增。与官报通过行政手段逐级强制发行不同，民报采取商业化的运作方式，通过报馆分馆、邮局民信局、各地书局书肆、会馆公所、民间社团以及私人寓所等多种渠道，建立起以各个报馆为中心的发行网络。由于各个销售点彼此之间是一种平行关系，因此，即便偶尔有某一个点因故不能代销，但其它点仍旧照常运转，不会对报刊的发行造成太大影响。所以，从技术层面上说，民报的发行，除了与交通、邮政通讯部门打交道外，基本不受官府控制。
第八，报刊的受众以社会公众为主。旧式邸钞、京报的读者，人少面窄，自不待言。而外报的发行也仅局限于由少数官吏、买办、商人和边缘知识精英所组成的狭小圈子内。时至二十世纪初，民报作为一种方便、快捷的大众传媒，因能快速、准确地报导时事，反映民情民意而备受人们青睐。其结果，报刊的受众范围逐渐扩大、受众的社会构成愈加丰富，由前此的特殊人群转向以一般社会公众为主，举凡官商绅学乃至一般市民都成为报刊读者。
总之，大众传媒的民间化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持续演变过程，其基本运作趋势是报刊经营的社会独立性与自主性逐步加强。
报刊传媒民间化对公共领域体制建构的影响
报刊传媒的民间化，产生了多种社会效应。其中，对公共领域体制建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改变了传统的官民文化格局，在文化层面上加剧了国家与社会的疏离与对峙。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按照文化特性和社会功能，可分为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两个子系统。从根本上说，官方文化是一种以文人士大夫为人格载体、以经典文献形式流传于世的垄断性文化。经典文献与儒家训诫相结合，结果是“文字造下了阶级”20。另一方面，传统的以手工抄录、雕版和活字印刷为主的手工作坊式的文化复制方式也制约了文化的广泛传播。最终，文化成为少数知识精英的独占品。官方文化是政治国家的精神支柱，其主要功能在于从思想文化层面为现有统治提供合法性论证。与体系完备、结构严谨、形态雅致的官方文化不同，民间文化一般以民间戏剧、歌谣、话本演义、民间宗教、祭祀礼俗等形式在民众中广泛流传，其主要功能在于为下层民众的生存与生活提供意义解释和娱乐休闲。总体而言，官方文化因得到政治权力的支持，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而民间文化虽有其独特的表现形态、文化内涵和传播方式，未必一定与官方文化合拍，但一般总是从属于官方文化，受到官方文化的制约。
然而，随着民办报刊的兴起，这一文化格局从两个方面被打破。一方面，民报以近代机器印刷业为技术支撑，使文化复制更加方便、快捷，从而在速度与数量上使文化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而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以及民间行销网络的建立，又将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再者，大众传媒覆盖范围广阔、形式新颖灵活，也刺激了普通民众对知识和信息的需求。文化传播技术手段的提高与民众需求相结合，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的普及，不仅传统文化难以成为少数知识精英的独占品，而且随着西学大量输入，一个包括近代自然科学和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新的更加适应社会变革需要的知识体系开始形成并逐渐完善，官方文化的垄断性因之不复存在。另一方面，民间文化挣脱官方文化的控驭，迅速成长，呈现出全面上升的态势。小说原是文人末技，不登大雅之堂。但自1902年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后，小说冠冕堂皇地进入主流文化殿堂。一时间，包括《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在内的各种文学杂志纷纷创刊。小说的出版数量，也颇为可观。仅1907年，沪上15家书局、报馆出版的各类小说就达121种21。与那些才子佳人、文官武侠、鬼怪狐妖之类的旧小说不同，新小说无论是译作还是自行创作，多半是“描摹时事，讽刺朝政，激励革新”22的社会政治小说，揆其立意，无不以“改良社会开通民智”23为宗旨。再如戏剧方面，在《二十世纪大舞台》等报刊的推助下，上海出现了戏剧改良运动，不仅在南派京剧的基础上形成了“海派”京剧，而且还孕育产生了早期话剧——“新剧”，一批宣传政治变革与社会风俗改良的时事剧、西洋剧以及经改编的历史剧被搬上舞台。与小说、戏剧繁荣相映照的是，以传媒为依托的社会通俗教育也展现出勃勃生机。除了《中国白话报》等明确标明为白话报刊，面向下层民众发行之外，许多刊物，或文白并用，或开辟白话专栏，或完全以浅近俚语白话为表达工具，不仅促进了文体的通俗化、口语化变革，而且在教育层面上弥补了正规学堂教育的不足，推动了文化普及和思想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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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文化垄断地位的瓦解与大众文化的勃兴，改变了过去官方文化一统天下，民间文化只处于依附、从属地位的文化格局，官民文化的对抗性和离异性加强，从而在文化层面上加剧了晚清以来业已出现的政治国家与民间社会的疏离和对峙。而国家与社会的分立乃至对抗，是公共领域孕育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之一。
其次，改变了旧的信息传输方式，从体制上为社会成员自由获取信息和表达意愿提供了可能。二十世纪以前，以报刊为代表的新式大众传媒虽然有所发展，但就全社会而言，信息的传通，仍旧以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为主，传输的信息量较小，影响面狭窄。而二十世纪以后，随着报刊业的发展，社会的信息传输转而以大众传播为主。大众传播，以文字符号为媒介，以不特定的多数人为传播对象，在信息传播的总量、规模与覆盖范围等方面大幅度扩展。这样，不仅使信息的存储与分享得以超越时空限制，而且也将一个“有效率的社会”从少数人扩展至多数人24，并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加方便的信息接受渠道和意见表达机制。
“个人之思想，以言论表之；社会之思想，以报表之。有一种社会，各有其表之之报。社会有若干之阶级，而报之阶级随之矣。”25事实上，不同性质的报刊往往就是不同社会群体、不同社会阶层的“耳目喉舌”，表达不同利益集团的呼声。如女界报刊往往以提倡女学、振兴女权为职志，商业性报刊以维护工商业者的利权为宗旨，教育类报刊多关注教育改良与国民素质的提高，政团报刊为本团体的政治主张大声疾呼，而综合性报刊则表达全社会的普遍意愿。社会成员能够通过有效管道独立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是实现社会自主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数量众多、性质各异的民办报刊的存在，本身即是对既有政治权威的一种挑战，它不仅促进了社会民众参与意识的提高，而且导引公共领域沿着社会维度不断拓展，其结果必然将全社会成员的目光从各自分散的个人与群体利益引向根本性政治制度变革上来。

第三，以公开报导为基础，民报特有的“公共性”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民办报刊立意作为民众的“向导”与“喉舌”，通过公开报导与评论，即将所报导事件置于社会公共生活空间之中，引起社会成员的广泛关注，成为公众言谈、讨论的话题。这样就改变了被报导事件原有的私密性，使之转而具有公共性质。被报导事件的公共性是由民报的公共性所赋予。这一公共性在报导有关政府决策、政治人物活动和政治事件时愈发彰显，它将原属于“肉食者谋之”的政治事务从传统皇权的控驭之下解放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事务，使原先普通民众无从知晓、无权过问的皇家家事变成了国家大事。试举一例：1904年8月，铁良奉旨南下，《警钟日报》迅即作出反应，不仅在“国内纪闻”专栏中披露铁良得差的有关内幕，而且还发表题为《民穷财尽何以堪此》的“时评”，直言不讳地抨击铁良此行的真实动机在于“收括东南之财富以供北京政府之挥霍”，与庚子前刚毅南下并无二致26。
民报的公共性所发挥的是一种“评判功能”，它反映的是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理性批判精神。其实，在大众传媒领域内，公共性已不仅是民报的一种社会功能，而且还转变为其自身的一种属性。民报的公共性构成了相对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而报纸也变成沟通社会公众和国家权力的公共机构。尤其当民办报刊发展成为政治集团的舆论工具后，以前在奏章、条陈?表达的见解，现在则通过报刊在政论文章中表达出来。民报因之又成为政治权力运作的监督员和社会公共事业的倡导者。
第四，民报面向普通民众发行，使来自不同职业和社会阶层的私人受众在个体性阅读的基础上结成一个公共阅读网络。这一阅读网络虽是松散的，但却是开放的、富有弹性的。以此为中介，受众与传媒以及受众之间能够有效地进行信息交流和思想沟通。尽管并非全部受众均转化成为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但他们中间确有一些人通过这一阅读网络的整合作用而聚集在一起，进而以言谈、讨论的方式参议政事，行使公共领域的批判功能。
公众舆论的表达模式及其特点
所谓“舆论”，就是指众人的议论。《晋书．王沉传》云：“自古贤圣，乐闻诽谤之言，听舆人之言。”梁启超认为：“夫舆论者何？多数人意见公表于外者也。”27作为浮动于社会思想观念表层的一种富有活性的集体性见解，任何舆论的孕育与形成均需一定的“意见气候”。其中，一定量的信息发送、传输与反馈，即信息的有效流通无疑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之一。
如果说近代以前的信息与信息传输系统几乎完全被政治国家所垄断，信息流通具有很强的封闭性的话，那么时至二十世纪初年，随着报刊传媒的民间化，不仅信息来源趋于多元化、信息量成倍增加、信息传输形成民间网络系统和广阔的空间覆盖面，而且受众人数大量增加、构成日趋丰富。由此，信息交流的规模迅速拓展、频度加快，并在水平方向上大为拓展，从而形成一个以传媒为中心、以受众为周边的具有平等与开放特性的圆形网络状辐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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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信息流通体系相应，整个社会在意见表达方面建构起一种新的报章代言模式，即通过刊载于民办报刊上的新闻报导、社说时评等来表达社会民众的利益要求与愿望。1902年冬至1903年春夏间，《苏报》报导各地学潮而引发的关于学校教育的讨论，就是以报章代言模式来进行舆论表达的典型例证。如所周知，《苏报》大规模刊登反映学潮的文字，始于1902年11月对南洋公学退学风潮的连续报导。此后，该报相继刊登了大量反映各地官、私学堂、书院以及教会学校罢课、散学、退学的消息。这些消息，“读之令人或惊或怒，或笑或骂，或叫或哭”28，在社会中激起强烈的反响，人们纷纷投书报馆，或反映当地学界情况，或发表意见感想。据统计，在1903年5月25日至6月24日的短短一个月里，仅“学界风潮”专栏刊出的各种来稿、来函就达60余件29。随着相关报导和讨论不断深入，种种直接或间接议论也越来越激烈，终于使得以报纸为表达媒介、以反映学界现状开其端的新闻报导发展为一股旨在反对政治和文化专制的强大社会舆论。
代言模式是一种双向结构的舆论模式，建立在传媒与受众、信息交流与意见反馈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但在以政治性报刊作为表达媒介的舆论环境中，这一模式又进一步演化为单向灌输模式。灌输模式的基本运作方式是“先觉觉后觉”，即“余天民之先觉者也，余将以斯道觉斯民也”30。报人与政论作家承当启蒙精英的角色，他们在编发报刊的过程中，除了向受众传递各种社会信息之外，还常常自命为先觉者和民众的代言人，并根据自己的政治信仰、价值观念以及政治斗争的需要来解释时政，以期引导受众作出与自己预期相一致的舆论反应。

一般来说，为达到引导舆论的目的，办报人首先强调的就是自己与报刊在舆论生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国民日日报》就曾提出，欲“图国民之事业”，“造国民之舆论”，势必要仰仗由新闻记者所组成的“第四种族”。因为他们“由平民之趋势迤逦而来，以平民之志望组织而成”，代表平民发言，“一纸之出，可以收全国之观听，一议之发，可以挽全国之倾势”31。《俄事警闻》也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半开化之国”，报刊与新闻记者“欲求尽职以为开明之母，则必毅然决然以救主宏宣道妙畅演福音者自居”32。而《觉民》同人鉴于举国上下“昏昏沉醉”的现状，则发愿要以“愚公之志”、“精卫之诚”担负起“觉民”的重任33。1910年梁启超在为《国风报》撰写“叙例”时，干脆将理想中的立宪政治归结为“舆论政治”，并提出报馆的“天职”就在于制造具有“统一性”和“连续性”的“健全之舆论”。进而据此提出“五本”、“八德”说，作为报馆应当谨守的办报原则34。显然，所谓“五本”、“八德”云云，实质上是为办报人如何操纵舆论制订了一套有序的运作规范。
在灌输模式中，传媒与受众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意见反馈虽然在形式上仍是平等的，但究其实，传媒处于“移人”、“监督人”，而非“移于人”、“监督于人”35的支配地位，而受众则处于相对从属的地位，成为传媒的宣传、启蒙对象。尤其是辛亥前数年间，一些新创办的政治性报刊，如《政论》之于政闻社，《预备立宪公会报》之于预备立宪公会，“竖三民”之于革命党等，几乎完全成为政治集团的传声筒。在这些报刊中，社会舆论被政治宣传所取代，甚或成为政治集团意识形态的代称。尤有进者，某些报刊完全沦为党派政团的政治“喉舌”和舆论工具，成为“党争之利器”，报刊言论则“有私党而无政见”36。报刊及报刊舆论的党派化、工具化，既是公共领域和公众舆论趋于繁盛的表现，也是其发生某种折变的开端。
报章代言模式与灌输模式可以合称为代言-灌输模式。由于政治文化思潮的演进以及人们对报刊传媒社会功能认识的深化，二十世纪初，代言-灌输模式实际上已成为上海社会舆论表达系统中的主导模式，无论是绅商、资本家、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知识女性等“中等社会”，抑或是下层民众，无不注重利用报刊来发表意见、通报消息。以1901年3月的两次张园拒俄集会为例，集会前，《中外日报》等报刊是集会者用以刊载传单、告启的传播工具；集会后，报刊又成为他们传递消息、发布函电、发表评论的舆论媒介。事实上，清末十年间，报刊在沪上历次大规模民众运动中每每扮演重要角色，发挥着无可替代的舆论组织和社会动员功能。
通过报章代言-灌输模式所表达的社会舆论，至少在形式上综合了所有具有自主意识和独立精神的社会公众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的意见和要求，因此，这一舆论，就其性质而论，可称之为“公众舆论”。公众舆论源起于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与讨论，经由具有“公共性”的报刊传媒的整合、提炼，并以理性对话的方式来衡量是非利弊，因而具有批判与启蒙的双重特征，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大体上说，代言-灌输模式及其所荷载的公众舆论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独立性与自主性。较之于传统社会中信息交流与舆论表达需依附国家的政权系统而运转，清末上海以民报为依托的信息交流和舆论表达，以机器印刷、近代通讯、交通等技术性手段为物质支撑，建立在受众的个体化阅读和集体性交流的基础上，基本不受国家政治权力的支配，况且某些创于租界的报刊多少还能得到外人的庇护，因而独立性与自主性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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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公共性。现代传播学认为，报刊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它们作为一种私人营利企业，是办报人追求利润的工具；另一方面，它们又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半公共事业机构”。“作为半公共事业机构，报纸被看作是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并常被认为是政府和其它权力部门的敌对者”37。清末上海的民办报刊，虽也不乏营利性质，但绝大多数似更具"公共事业机构"的特性。事实上，在当时民主制度尚未建立，普通民众缺乏有效政治参与渠道的情况下，许多民办报刊往往自觉担负起“看门人”、“决策者”与“教师”等多重角色38。尤其是那些政治性报刊，大多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以开通民智，改良社会，谋求政治变革为己任，“有鲜明之主张，能聚精会神以赴之”。因此，在这些报刊上揭载的社会舆论，总是倾向于引导民众关注国家公共权力的运作和社会公共事务。诚如戈公振所言，“当时之执笔者，念国家之阽危，懔然有栋折榱崩之惧，其忧伤之情，自然流露于字里行间，故其感人也最深，而发生影响也最速”39。
其三，批判性。从舆论表达方式看，近代代言-灌输模式与传统社会中依赖在野精英通过上书陈言的方式来反映社情民意的舆论表达模式存在着某种形式上的相似性，即在这两种模式中，一般社会民众的意见均通过“他者”之口来表达。但较之于传统社会中由退职官员和士绅所组成的“他者”，近代以民间报人和其它新型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他者”，无论在知识构成、价值观念抑或在思维取向上无疑更具“近代性”特征。因此，通过这些近代“他者”的声音所传递出来的社会舆论更加贴近社会民众，更加倾向于以近代国家理性来衡鉴政治国家的权力运作和评判社会公共事务。虽然如《警钟日报》那样明目张胆公开宣称“以监督政府，扶导民党为己任”，以使“神奸鬼丑难逃镜中”40的并不多见，但许多报刊自视为“新旧之机轴，进步之证券”41，自视为“行政之监督，国民之向导”42，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些报刊及报刊舆论，往往自觉地以维护“国民之公利”、“成就多数之幸福”43为宗旨，一般总是立于与国家相对待、甚至尖锐对立地位，“与官场万不兼容”44。

综合言之，报刊传媒的民间化，反映了一些分散的个人与团体通过创办报刊而介入公共领域的努力，它不仅对形塑清末上海公共领域的基本面貌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建构起新的信息流通体系和舆论模式，从而为公共领域表达自身的一般诉求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
本文原载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1年2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第67-75页。
注释：
1　哈贝马斯（Jügen Habermas）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页107。
2　胡道静：《上海的日报》，载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页280。
3　冯自由：《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115。
4　这一数据及下文几个未注明出处的数据均系笔者根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三联书店，1955）；胡道静：《上海的定期刊物》、《上海的日报》，载上海通志馆编：《上海通志馆期刊》，第1卷第1-3期（1933），第2卷第1期（1934）；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上杂出版社，1953）；上海图书馆：《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2、3、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82）；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等有关书籍资料统计而来。
5　《上海报界之一斑》，《东方杂志》，第6卷第12号，1910年1月6日。
6；12；16；39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三联书店，1955），页63；100；101；177。
7　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页52。
8；9　《《警钟》招股事略并章程》，《俄事警闻》，1904年1月30日。
10；13；19；36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页129；130；127；130。
11　寿尔撰，张雁深摘译：《田凫号航行记》，载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页417。
14　《本报告白》，《选报》，第1期，1901年11月11日。
15　《本社广告》，《警钟日报》，1904年2月26日。
16　17　《本报大改良》，《苏报》，1903年6月1日。
18　上海商务总会编：《华商行名簿册》（1906年、1909年）。
20　吴日含、费孝通：《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页16。

   
　
21　东海觉我（徐念慈）：《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页265-75。
22　毕树棠：《谈绣像小说》，载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页129。
23　陆绍明（亮成）：《月月小说发刊词》，《月月小说》，第一年第3号，1906年12月30日。
24　施拉姆（Wilbur Lang Schramm）著，金燕宁译：《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页41。
25　《说报战》，《警钟日报》，1904年3月16日。
26　《民穷财尽何以堪此》、《第二刚毅已到沪》、《铁良南下之由》，《警钟日报》，1904年8月30日。
27　梁启超：《读十月初三日上谕感言》，《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五（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页146。
28　《无生来函照录》，《苏报》，1903年5月20日。
29　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页368。
30；33　《觉民发刊辞》，《觉民》，第1期，1904年7月8日。
31　《国民日日报发刊词》，《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7日。
32；42　《告新闻记者》，《俄事警闻》，1904年1月7日。
34　《《国风报》叙例》，《国风报》，第一年第1期，1910年2月20日。
35；43　《论报界》，《苏报》，1903年6月4日。
37　德弗勒（Melvin L. DeFleur）等著，颜建军等译：《大众传播通论》（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页121。
38　关于报刊的角色与地位问题，可参阅注24书，页133-51。
40　《铁良与《警钟报》》，《警钟日报》，1904年11月24日。
41　《读《新闻报．自箴篇》，《苏报》，1903年6月30日。
44　《论湖南官报之腐败》，《苏报》，1903年5月26日
（文章来源：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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