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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坟”式的调查性报道:“哥萨克”案研究
背 景“哥萨克”案或许是由历史调查转变成新闻最著名的一个例子，不仅大报小报投入了大量篇幅进行报道，围绕此事件还出版了好几本书，BBC的历史系列节目《时代瞭望》（Timewatch）也将其作为了主题。
1945年5月二战结束后一个月，驻奥地利的英国军队似乎违背了上级的命令将大批手无寸铁的难民驱逐出境，使其遭受到敌人的折磨乃至杀害。这个事件先是在英国引起了轩然大波，随着1974年尼古拉斯·贝瑟尔（Nicholas Bethel）《最后的秘密》（The Last Secret）一书的出版，又在俄罗斯和北美的新闻界引起了广泛争论。1989年被指责下此驱逐令的一名英国退休军官提起诽谤诉讼，这一事件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谁应该为此事负责还没有最后定论，但英国许多极具影响力的知名人士都卷入了这场争论。
新闻记者对此感兴趣是基于以下的原因：1945年5月，成千上万的人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在这一点上已经达成广泛共识，因此对于任何一个记者来说都是值得调查的；当有人指出这种不公正是在违背最高层命令的情况下发生的时，就更能吊起他们的胃口了。而且由于时间的流逝、某些人的故意逃避、当事人的相继去世、书面记录的复杂性以及强烈的爱憎，使查清事件真相变得异常艰难，这也刺激他们去进行调查。
对这起事件的调查最初主要是由尼古拉斯·贝瑟尔（Nicholas Bethell）和尼古拉·托尔斯泰（Nikolai Tolstoy）进行的，他们根据几个国家不同语言档案中的庞杂资料，提出了关于这一事件的理想解释。由于有人故意阻挠，他们从公共机构获取证据变得越来越困难。
两位作者仅仅因为调查这起事件而遇到许多阻挠和诋毁，托尔斯泰因此卷入了一系列法律诉讼，其中第一个诽谤诉讼使他倾家荡产，随后几个也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结果。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案例揭示了英国法律体系的漏洞，尤其是其臭名昭著的诽谤法。该案例许多方面在法律界都是史无前例的。
事件始末
1945年5月，德国彻底投降后，英国军队占领了现奥地利的大部分地区。战争虽然结束了，但如何保持和平，保证人们生活必需品的运输和供给仍存在大量问题。西欧塞满了形形色色的难民，当时被称为“无家可归者”，他们在难民营里接受审查，以找出其中的战犯或潜在的信息来源。
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达成共识：应将这些难民中的原苏联公民遣返回国。但是在难民营里要想确定谁是前苏联公民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盟军已经意识到这些遣返回国的人会被清洗掉。
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战区的盟军总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与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协商后认为不应该遣返这些难民。这个决定是非常恰当的，尤其是在奥地利，因为英国军队负责的大量难民就在奥地利与苏联接壤的边境地区。这些难民被称为“哥萨克”，事实上并不能确定其中有多少是真正被德军招募来参加反苏运动的哥萨克，但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妇女和儿童，还有相当一部分可以轻而易举地辨认出不是苏联公民。其中许多人希望移民加拿大或阿根廷，还有一些等待验明身份后回到他们在法国或德国的家。在这种情况下，而且由于与苏联的关系日益恶化，亚历山大和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同意将这些难民撤离苏联边境。这个决定非常具体，连给养都分配好了，800辆运送难民的卡车也整装待发。
以上事实英国军方的官员们都一清二楚，尽管在1980年代、1990年代有人认为情况不是这样的。1945年5月，亚历山大的命令发布后不久，一个将这些难民移交给苏联方的行动就开始了。那些奉命将难民转移到安全地区的汽车被勒令返回。令调查者们不解的问题是，这样做究竟出于什么目的？是在谁的授意下进行的？
这一行动是可以被制止的，例如，默里（Murray）将军领导的第六战区在德劳峡谷（Drau Valley）收留了大批哥萨克难民，得知将对这些难民采取行动后，默里手下的一些军官提醒他们赶紧逃跑。默里本人也反对这一命令，因为许多难民不是苏联人，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可见在此行动背后必有一股强大的推动力。许多难民在英军的毒打之下被迫越过边境进入苏联，等待他们的是鞭子和子弹。
贝瑟尔的书没有指名道姓说是谁指使这样做的，但在某些地方暗示与托比·洛（Toby Low）准将（1962年成为奥尔丁顿勋爵）有关。后来托尔斯泰在书中给予了奥尔丁顿更多的关注，指出不久就离开军队竞选国会席位的洛更急于取悦他政治上的庇护者，而不是他的司令官。他的庇护者是当时盟军司令部的政治顾问，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作为一个有权势的政客，其影响力对刚刚踏入仕途的洛是十分有用的。
如果这些情况属实，那么某些动机就要归咎于麦克米伦。但托尔斯泰对这一动机的解释并不能令许多人信服。不幸的是那些不同意托尔斯泰观点的人也没有拿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和解释。
“掘坟”式的调查性报道:“哥萨克”案研究
托尔斯泰要想证明奥尔丁顿是罪魁祸首，就必须弄清楚他离开奥地利的时间。涉及那次行动的两个关键命令是在5月22日和23日下午以志愿军准将的名义下达的。在早些时候奥尔丁顿曾说他是5月25日离开奥地利的，但在审判时却说他在22日那个毁灭性的命令下达之前就已经离开了，因而他不应对此负责（他离开后军衔由其继任者接替）。由于缺乏文件记录，以及相关人员在回答关于日期问题时含糊其词，这一问题很难下定论。
事件调查及法律诉讼时间表
1945年：1945年5月英国驻奥地利军队的某个或某些军官公然违背上级的书面命令，发动了一个惨无人道的行动，导致在英军保护下的许多难民遭到俄罗斯人和南斯拉夫人的虐待或者残杀。
1957年：波兰历史学家约瑟夫·马基维茨（Josef Mackiewicz）出版了《反革命分子》（Kontra）一书，记录了英国军队遣返哥萨克人的野蛮过程。
哥萨克首领克拉斯诺夫（Krasnov）的侄孙尼古拉·克拉斯诺夫（Nikolai Krasnov）从苏联获释出狱，出版了《无法忘记》（Hezabyvaemoe）一书。
1962年：库班哥萨克首领维亚切拉夫·诺门科（Vyachelav Naumenko）出版《伟大的背叛》（Velikoye Predatelstvo）一书的第一卷，第二卷于1970年出版。
论文“掘坟”式的调查性报道:“哥萨克”案研究来自
托比·洛被封为奥尔丁顿勋爵。
1973年：美国作家朱利叶斯·爱泼斯坦根据美国关于这一事件的历史记录出版《惩罚行动》（Operation Keelhaul）一书。
英国档案局从外交部和国防部接收了1945年的文件，使其得以公开。
1974年：贝瑟尔勋爵出版《最后的秘密》一书。
1977年：托尔斯泰伯爵出版《雅尔塔的牺牲品》（Victims of Yalta）一书。
1978年：托尔斯泰发现英国外交部相关的文件已经被销毁，他从华盛顿得到了复印件。
1981年：奥尔丁顿宣称他是在1945年5月25日离开奥地利的。
1985年：托尔斯泰出版《大臣与大屠杀》（The Minister and the Massacres）一书。
奈杰尔·沃茨（Nigel Watts）由于与此事件无关的原因出版了一本批评奥尔丁顿勋爵的小册子，指责奥尔丁顿是1945年5月那个臭名昭著的事件的罪魁祸首。他曾向托尔斯泰询问过此事的一些细节。
奥尔丁顿勋爵提起诉讼，指控沃茨诽谤，对此案胸有成竹的托尔斯泰主动要求一起被起诉。
1987-1988年：奥尔丁顿准备诉讼，其费用是由太阳联盟保险公司（Sun Alliance Insurance Company）
承担的。他得到了一些托尔斯泰无法得到的档案。
1989年：审判从10月2日持续到11月30日，托尔斯泰被判有罪，奥尔丁顿获得赔偿及诉讼费用共计150万英磅，创下了当时诽谤赔偿的记录。
1990年：托尔斯泰上诉，奥尔丁顿向法庭要求托尔斯泰必须先证明他能支付得起诉讼费用才能上诉，上诉法院的注册官驳回了这一请求，但奥尔丁顿上诉并获得成功。托尔斯泰支付不起法庭要求他预存的12.49万英磅，上诉被驳回，他宣布破产。
托尔斯泰在斯特拉斯堡向欧洲人权法庭提出上诉，指控奥尔丁顿侵犯了他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
1991年：BBC历史系列节目《时代瞭望》制作了一期《英国的背叛》，在节目播出前，奥尔丁顿写信给BBC指出“将保留起诉的权利，因为这是诽谤”。BBC不予理睬，如期播出了节目（只播了一次）。
1993年：托尔斯泰向上诉法院申请准许他引入新的证据，被驳回。
1994年：托尔斯泰在高等法院发布一个针对奥尔丁顿的文书，以欺诈为由要求撤消1989年的判决。
科林斯（Collins）法官对此不予考虑，认为这是对法庭程序的滥用。然后他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命令无偿为托尔斯泰提供辩护的律师支付奥尔丁顿60％的诉讼费，这就有效地保证了托尔斯泰再也找不到律师帮助他。
1996年：2月托尔斯泰对高级法院的判决提出上诉，被驳回。
纪录片《时代瞭望》
《时代瞭望》是BBC的一档历史节目，在BBC2台每次50分钟的节目里，回顾报道20世纪和20世纪以前的历史问题、观点和故事。其目的是激起观众对20世纪以前历史的关注，展示久远的过去对于今天的启示，并引发争论，比如其关于二战轰炸和移民历史的节目。其竞争对手是四频道的《秘史》（Secret History）节目。
《英国的背叛》堪称英国纪录片艺术的典范。它不仅清晰而系统地叙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对镜头的选择也恰到好处。节目中所包含的文献资料或者展示了事件的原貌，或者出色地阐述了时代的主题。
节目一开始就阐明虽然诽谤案审判彻底宣布奥尔丁顿勋爵无罪，但并不意味着人们对这一事件本身的兴趣会减弱，这一论断在节目快结束时再次重复。节目的后半段指出托尔斯泰的败诉是因为他在奥尔丁顿离开奥地利的时间上出了错误，因此进行了错误的归罪，但没有提及围绕着那个日期的争论，以及有人指责奥尔丁顿在此问题上改变说法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节目认可了诽谤案的判决，即奥尔丁顿不应受指控。节目自始至终也没有说审判是不公平的。
“掘坟”式的调查性报道:“哥萨克”案研究
奥尔丁顿的立场是由他的同盟者，特莱恩—威尔逊（Tryon-Wilson）准将和考吉尔（Cowgill）准将阐明的。节目对考吉尔关于该行动必要性的说法给予了恰当的位置和尊重。二战中的游击战专家，后来成为著名的实业家和作家的查尔斯·维利尔斯（Charles Villiers）爵士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站在了奥尔丁顿的一边，他用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大环境解释了这样做的动机。但他不同意为发起这一行动辩护的另一种观点：即是因为担心即将到来的与南斯拉夫的战争而驱逐难民的。
尽管在对待奥尔丁顿案件上小心谨慎，但节目的制作者一点也没有掩饰这样一种观点：发起这一行动是不道德的，是为任何一支站在真理和正义一边的军队所不耻的。节目中的一系列证据证实了在安排难民遣返时的欺诈以及在实施过程中的残暴。不同级别、背景和军团的英国军官都承认了他们所扮演的角色，证明了幸存者提供的证据。一个在德国溃败时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逃脱的幸存者的经历尤其引人入胜，当年还是个小姑娘的她后来与家人又成了“哥萨克”的一员，但得到的却是英国军队的毒打和枪击。她是为数不多在英军强迫遣返难民的混乱中逃脱的幸存者之一。
节目的制作者想方设法避免引起诽谤诉讼，按照《BBC制片人指南》的要求做到不偏不倚。例如，在为发起这一行动进行辩护时，人们经常会提及当时奥地利的局势很混乱，或者当时英国的决策者在肉体、政治和行政各个方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些说法在英国幸存者的回忆中很少被提及，但节目还是多次给予强调，以示对那些应对此事负责的人的公正。那些迫于上级命令而不得不撒谎和实施暴行的人所承受的压力也得到了强调。例如一个军官描述了他如何撰写对这一行动的批评性报告，提及士兵们对此的厌恶之情，以及他是如何被命令在一份报告中删除这一部分的。这提醒观众并不是所有的文件都是真实的，即使它们是官方的。
节目对责任问题的分析也很谨慎。它没有解释为什么决策者丘吉尔和亚历山大清楚的命令在执行中会被忽视。只是指出低层的英国军官们“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难民中的许多人与俄国没有什么联系”。根据5月24日的一项命令，大约有1,000名（据称80％被奴役至死）单独扎营的德国人被移交给了俄方，其中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尽管任何英国人都知道他们不是苏联人。违背丘吉尔的命令遣返的南斯拉夫人似乎也都如他们自己及英国士兵所预料的那样被屠杀了。引人注目的是，曾与英国进行协调，并在后来导演了大屠杀的南斯拉夫军官也接受了采访，接受采访的还有一个当时极不情愿地欺骗难民接受遣返的军官。被屠杀者的大型坟墓也被找到并拍摄了下来。官方文件、现场录像和重要证词交织在一起，展示出一个无可争议的事件。
节目中没有指名道姓地说任何人是战犯，也没有将任何负面的信息归咎于有名有姓的人，除了那个自我忏悔的南斯拉夫军官。制作者非常严格地遵守了BBC的指南，该指南规定：“我们决不能用漫不经心的语言来暗示价值判断、责任或者导致缺乏客观性。”
公正的观众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有人做了坏事，某个地方的某个人并非清白无辜。那些指控经不起细查并不意味没有恶棍，或恶棍们。尽管将托尔斯泰描述为不可信任的，但节目制作者让他解释这件案子意义的做法表明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我并不是说我所说的就是真相，但如果没有人像我这样，为调查和弄清真相而战斗，那么类似可怕的事件就会重演。”
也就是说，那些残忍的人们必须意识到即使50年过去了，他们仍然要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同样的罪人会出现在任何社会，如果他获得逃脱的机会，或者他认为自己可以逃脱的话。英国清白无辜的荣誉不能用谎言和逃避来捍卫。在这个事件中诸如公正和怜悯这样的理想遭到了背叛，人们必须知道为什么。
讨 论
从这个事件中英国社会得到的最直接教训在法律方面。托尔斯泰宣称在他所卷入的各项法律诉讼中，没有得到与奥尔丁顿同样的尊重，这种不尊重意味着偏袒。审判没有考虑由于证据的“消失”以及无法保存和提供原件而给托尔斯泰一方造成的损失。托尔斯泰被判的赔偿金是巨大的，创下了当时的记录，这是不公平的，其用意显然是要摧垮托尔斯泰。奥尔丁顿勋爵的案子是由太阳联盟保险公司承担费用的，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这家公司的股东。
1990年9月，在由托尔斯泰-奥尔丁顿案的律师和资深记者进行的座谈会上，有人指出现行的诽谤案的法律安排是极其不可靠的，应该进行改革。奥尔丁顿从托尔斯泰那里赢得150万英磅赔偿金时的律师查尔斯·格雷（Charles Gray）认为在诽谤案中根本不应该用陪审团。另一位首席律师，迈克尔·贝洛夫（Michael Beloff），要求削减法官禁止报道庭申过程的权力，这种权力在美国或欧洲大陆闻所未闻。
阻挠托尔斯泰上诉的细节上文已经给出。禁止谈论此事的禁制令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1989年上诉法院下达了托尔斯泰不能散布他自己的观点禁制令。一般认为“对一个人的禁制令对所有人都有效”，因而报道他的观点显然就是藐视法庭。1991年以后BBC认为这是《英国的背叛》的延伸。当《时代瞭望》系列节目的编辑（也就是《英国的背叛》的制片人）被邀请给学生们讲解此案例时，他抱歉说因为那个禁制令他不能这样做。而且对于托尔斯泰来说，进行调查或者向新闻界提供信息也是藐视法庭。
“掘坟”式的调查性报道:“哥萨克”案研究
从这个案子还可以得到更多一般性的教训。几年前，在一系列的调查之前，对于英国人来说，很难相信所揭露出来的这一切是真的，法官的偏袒、无知和错误也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托尔斯泰诽谤案或许进一步破坏了英国法律体系的信誉。它还使人们注意到英国当选的政客竟然可以随便处理档案，进而要求制定相关措施防止此类事情的发生。
“哥萨克”案的前前后后就是如此，其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元凶尚未找到。
（作者：田青（1977— ），女，山东青岛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毕业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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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lstoy@enterprise.net OR http://www.uvsc.edu.tols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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