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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个案一种：“脱口秀”在国:试评近年兴起的电视谈话节目
近年来，电视谈话节目作为一种新的节目形态在中国悄然兴起。这种在西方被称作“脱口秀”的节目以一种崭新的传播理念和令人耳目一新的形式受到了大众的广泛欢迎。以《实话实说》为例，从创办至今短短不到六年的时间内，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5000万观众的名牌栏目。电视谈话节目在中国起步虽晚，发展却极为迅速。据统计，国内目前的电视谈话节目已达180个左右，基本上每一个省级电视台都有自己的谈话节目。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对话》、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北京电视台的《国际双行线》、湖南卫视的《新青年》等，这些节目已经形成了较为明确的节目定位，较为成熟的节目风格以及较为稳定的受众群，它们正在以各自的方式发挥着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为什么这类"脱口秀"节目会风靡全国？它的盛行会对社会发展和人的生存状态以及思维模式产生怎样的影响？……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值得人们思考的。当我以《实话实说》作为个案尝试着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这种现象进行剖析的时候，与传媒从业者不同的是，我关注的不仅仅是节目操作运行层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把注意力集中于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文化和社会等深层次的因素，以期能使理论和现实产生某种相关性。
1. “脱口秀”：私人化的公共话语空间
“谈话节目”（talk show）英文原指美国广播电视中一种以谈话为主的节目形式，由主持人，嘉宾，和观众在谈话现场一起谈论各种社会,政治,情感,人生话题，一般不事先备稿，脱口而出，因而被港台的翻译家们形象地译作“脱口秀”。在美国，广播和电视中的谈话节目都可以溯源到这两大媒介的发韧期，在80年代真正成为一股潮流并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如今它已经成为海外电视媒体中容量很大，很主要的一种成人节目。和美国一样，中国最早的谈话节目也是出现在广播节目中， 90年代初期电台广播中采用嘉宾和电话参与的谈话节目大受群众的欢迎。但近年来随着电视第一媒介地位的确立，电视谈话节目以绝对优势取代了广播的位置。虽然中西具体语境有所不同，但从本质上来讲，脱口秀这种节目形式都是通过建立一种全国或地域性的谈话系统来实现它作为“公共领域”的功能。它为大众提供了一种类似于古代议事厅那样的公共话语空间。与古代不同的是，当代电子媒介的平民化性质造成了这种公共空间的私人化。 “脱口秀”就公共领域私人化的典型代表。
“公共空间”最早是由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哈贝马斯将它发展为“公共领域”"的概念。“公共领域”是指在政治权利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表达以及沟通意见，达成共识的社会生活领域。 “公共领域”是同“私人领域”相区别的，在现代社会以前，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是泾渭分明的，后者主要用于讨论公共事务。在哈贝马斯看来，随着公众由主要依靠阅读书籍（文学）变为依靠画报、杂志、广播、电视等现代传媒来进行沟通，文学公共领域消亡了，文化批判的公众逐渐转变为文化消费的公众，“公共领域本身在消费公众的意识中被严重的私人化了”。这主要表现在原来高高在上的公众领域变成了发布私人生活故事的领域。当代传媒在公共领域的这种结构转型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就像我们今天看到，在报刊中时事新闻的故事性大大的加强了，。这样做的结果就使 “这些材料逐渐以消费的充足度代替现实的可信度，从而导致对娱乐的非个人消费，而不是对理性的公共运用。”①以电视为代表的当代电子传媒在这一点上表现的特别突出。
与以往的纸质媒介相比，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当代电子媒介视更为平民化的，它们对受众的素质要求很低。这种受众定位就确定了它们所传播内容的价值取向。当代媒体开始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这在以图象为主要传播介质的电视中表现的更为明显。就现代传媒的理念来看，电视的生命在于对人的关注：关注各种各样的人的命运，关注人的内心的不同感受以及他们的深层心理状态，关注于他们生活联系的社会大背景的变迁等等。人们在不断地寻求表达对人的关注的最好方式时，“脱口秀”就应运而生了，普通大众终于在媒体上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在网络出现以前，所有的传播模式都是单向的。“脱口秀”的出现是对大众传播学中的“枪弹论”的突破，它开创了双向交流的模式。从主持人、嘉宾、现场观众到电视机前的观众，人人都既是传播者，又是被传者。毫无例外，中国和西方的脱口秀都是从与人们密切相关的事出发，通过小事，来达到对人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怀。
当代媒体的这种平民化倾向，观众和电视至少是表面上看起来的这种平等关系使得大众对其产生了虚拟的信任感：他们可以把自己关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从来不和自己多年的左邻右舍说一句话；他们可以害怕街上的陌生人，怕他们是潜在的罪犯：他们对整个世界都充满了不信任感。 然而这些越来越孤独的人们却要在广播电视中感受真实生活，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广播和电视中谈论几乎所有的事情，包括他们自己的痛苦和心灵创伤。 “电视和广播的谈话节目已经成为影响我们思想和行为的一种权威。他们象城镇厅后社区集会场所，在这个日益数字化和原子化的地球村中把集合在一起。”②只不过与以往社区集会议论公众事务不同，他们更为关注个人生活中的难题，对从悲剧和丑闻到人际关系故障等，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从这一点来看，“脱口秀”这种节目兴起的重要的社会原因就在于在工业社会或者后工业社会,人们的话语空间被分割的越来越小, 大众有要求沟通和倾诉的欲望，迫切需要一个公共的话语空间,一个“公共论坛”，脱口秀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人们希望它能够帮助他们知道在这个越来越危险，越来越孤单，越来越难以沟通的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应该怎样行事。《实话实说》的制片人时间在谈到创办《实话实说》这个节目的动机时也同样认为“因为社会变化给人带来的困惑需要交流，需要与人分享自己的经验；长期的封闭使人少有所思或思有偏颇，需要沟通，需要得到他人的理解；而面对未来，人们似乎永远处于选择之中，渴望答案┅┅其实我们干的事儿很简单，就是告诉你别人想什么和怎么想的。”③
文化研究个案一种：“脱口秀”在国:试评近年兴起的电视谈话节目
由此可看出，谈话节目本质上是一种“公共空间”或“公共论坛”。从世界范围来看，“脱口秀”是一种符合当代电视节目发展趋向的节目样式。正如我们前文所提到的，当代社会中公共领域私人化的趋势和电子媒介平民化的特质使得这类节目的产生有了客观的必然性；与此同时，大众不满足于它们在现代社会中所拥有的越来越小的公共空间而强烈渴望进行交流和沟通的愿望又为它提供了主观上的某种必然性。中外“脱口秀”的兴起究其根本都离不开这两点原因。但又因为中西具体社会语境的不同，中国 “脱口秀”的发展轨迹必然会呈现出自身独特的风貌。
2. 《实话实说》：中国式“脱口秀”的成功范例
《实话实说》是中国谈话节目的一面旗帜，它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创立了中国谈话节目的典型模式，以至于后来的节目很难达到它的高度。所以，用《实话实说》作为个案来研究中国的谈话节目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它的发展历程可以全面地折射出 “脱口秀”这种在西方土壤中成长起来的节目形式是如何被中国本土化并且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实话实说》1996年3月16日开播，当时谈话节目在中国电视界是一个空白，它在一开始的确是借鉴了国外脱口秀的经验。因为在美国这种节目形式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形式和风格已经相当成熟了。《东方时空》和《实话实说》的双料制片人时间就曾撰文说:“不错，我们的确是学习了国外TALKSHOW这种谈话节目，但如同其他的事物照搬总行不通，必须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④由此可见谈话节目在一开始引进中国的时候就已经被本土化了。与美国脱口秀为了争取收视率而强调节目的娱乐性和“做秀”性不同，中国几乎所有的谈话节目都不是作为娱乐节目运作的。它们一般都定位于社教类或新闻专题类，有人将之称作娱乐性新闻节目。因此中国式的"脱口秀"更强调节目的谈话性质即人与人之间要求沟通的本能。《实话实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相互沟通的场所，它由此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谈话系统通过让人们在其间自由讨论某些问题而引起全社会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在实践中它的确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基本上它的每一期节目都会引起人们不同程度的关注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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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某种程度上说，《实话实说》的成功代表了处于90年代社会转型期中国大众的一种价值取向。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商品大潮的节节进逼，人们的价值追求从政治功利主义转向经济功利主义，反映在审美取向上则是从追求崇高转向崇尚世俗，强调个人的价值，包括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考，也趋于个人化和平民化。观众一方面不再满足媒体整日正襟危坐的形象，他们开始有了对娱乐、幽默、轻松节目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不再满足于只做传播流程中被动的接受者，希望在节目中找到一个能参于其中，并能表达自我的位置。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媒对自身功能的定位也在默默地发生着改变。随着社会舆论环境的宽松，传媒工作者不甘于政策传声筒角色，他们寻求一种能更好地表达自我方式。可以说，这直接导致了中国传媒的传播理念的深刻变革。媒体开始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并以这种关注中为中国当时趋于呆板的电视节目注入了生机和活力。1993年的《东方时空》是这场传播理念革命的产物，它孕育了90年代中后期电视节目主要的价值取向和节目样式。比如它的子栏目《生活空间》以纪实电视的理念用记录片的形式原滋原味的反映百姓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成为中国传媒平民化转向中的一种典范。《东方之子》采用访谈形式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大大地鼓舞了时间等人，坚定了他们创办一个真正的谈话节目的决心，这直接刺激了《实话实说》的产生。关于这一点，时间在《实话实说》节目文集的序言中写到；“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一种表达方式，作为我这一代电视人所该做的事-那就是鼓励人们说话和说实话。也正是出于这种愿望，我们1993年初创办〈东方时空。东方之子〉这一人物专栏时，选择的就是谈话节目的形式。我们用真诚和思考与人对话，这将是一笔宝贵的财留给今人和后人。然而这种缺乏层次，视点简单，起浮不大的谈话氛围让我们不得不去进一不拓展空间，以使更多的人参与和响应，于是就有了《实话实说》”⑤在这种创意的指导下，一群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精英参与策划，共同打造出了这个金牌栏目。
《实话实说》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满足了大众对媒体讲真话的要求。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在用别人的口吻、别人的声音或者规定的口吻、规定的声音说话，人们在广播电视中听到也都不是用于日常表达的真实亲切的对白。对于这一点崔永元有清楚的认识，他认为我们之所以长时间听不到真实亲切的对白，一定程度上和我们的判断有关，我们误把媒介中出现的辩论、演讲、训话，甚至朗诵都当成人们的日常表达了，其实那不是，那都该算应激状态。 “谈话本来是我们都在进行的最自然，最基本的活动，充满机智和幽默的谈话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崔永元心目中所谓的谈话一定是要内心充满交流欲望的。《实话实说》所要努力寻找的就是一种让主持人和现场观众真正完成心灵沟通的交谈方式。它力图营造一种轻松和谐、民主平等的谈话氛围，让普通老百姓在镜头前畅所欲言。通过《实话实说》人们惊诧的看到原来人们在电视上也可以象平常一样说话：“在《实话实说》的现场，不少电视人都感到了意外：怎么没有排练，没有台词，没有一次次的重排，象其它电视节目的制作那样？怎么北京养鸟的老头，河北农村的大嫂在摄像机前能说得那么好，他们受过专门训练吗？当《实话实说》将日常生活中那么生动活泼的谈话搬上屏幕时，许多电视观众也感到了吃惊：怎么，原来在电视上也可以象平时那样说话？”⑥《实话实说》的魅力就是话语的魅力，它的力量就是来自于真实话语的倾诉。
文化研究个案一种：“脱口秀”在国:试评近年兴起的电视谈话节目
《实话实说》作为谈话节目，它整体的风格就是要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探讨普通人要共同面临的人生问题。而这种氛围的营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脱口秀”主持人的素质。主持人是谈话节目的灵魂。从世界范围来看，谈话节目对主持人有很大的依赖性。在美国，电视网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不但是节目的主心骨，而且对观众有强的吸引力，一些成功的谈话的主持人例如拉瑞金，温弗莉等都成为传播界的大明星。制片人时间对于谈话节目的主持人的素质要求是，既要幽默机智，又不能出格；既要自然真诚，又能深入浅出和善于引导。崔永元与以往的电视主持人相比，少了几分光鲜，多了几分睿智和幽默。他的优势就在于他那貌不惊人和我们身边的人没有什么两样的形象，因为这首先会让观众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感。他力图寻找一种人和人之间真诚沟通的交谈方式，理所当然地将自己摆在普通人的位置理解他们，真诚地于观众分享自己积累人生经验，他和观众之间培养了一种朋友般的亲切感。观众对崔永元的认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社会的某种审美取向--人们渴望得到的是内在真实而不仅仅是某种表面的华丽。另一方面，崔永元天生的幽默感成为《实话实说》大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人看《实话实说》就是为了看他机智幽默妙语连珠的语言表演。他的幽默不是相声的幽默，而是智者的幽默，比如“孝顺，孝顺，你顺着他，就叫做孝了。”（《父母眼中的孝子》1996年8月25日）、“心宽了未必要体胖，体胖了一定要心宽”（《该不该减肥》1996年6月23日）等等，往往既能逗人开怀，又让人回味悠长。所以很多业内人士都把崔永元的《实话实说》看作标准的中国式的脱口秀。
3. 全球化冲击下的中国脱口秀如今的"脱口秀"已经成为中外电视荧屏上一种非常重要的节目形式。对于它给社会带来的重大影响，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它的双面性。一方面它在社会中所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有着存在的必然性。哈贝马斯曾对现代社会中的大众传媒作用做过精辟的阐述。他认为：“不管怎样，大众传媒充当了个人疾苦和困难的倾诉、生活忠告的权威人士：它们提供了充分的认同机会--在公共鼓励和服务的基础上，私人领域获得了再生。原先内心领域于文学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颠倒了过来：于公共领域相关的内心现象逐渐让位于一种以内心领域相关的客观化现象。在某种程度上，私人生活的问题被吸收到公共领域当中，在新闻机构的监督下，这一问题即便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也至少被公开化了。另一方面，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公开化过程，由大众传媒建立起来的领域获得了次内心领域的特征，而私人意识也得以提升。”⑦脱口秀是这一理论最合适的例证。从某种程度上讲，脱口秀是当代大众传媒的社会作用的一个缩影。 “脱口秀”的价值并不在于是否能够彻底的解决那些不断困扰人们的问题，而在于将这些问题公开化。就像西方学者吉妮·格拉汉姆·司科特在她的专著中也谈到那样，谈话节目使在一个无序、绝望、愤怒的时代里为社会和个体提供的一种解毒剂。它把普通人的悲欢展现出来，让人们知道不仅仅是自己在饱受磨难，别的人也同样在恼怒和痛苦，挣扎和奋斗，从而使人们平静下来以一种平常的心态来对待生活，对待现实。同时人们也看到，如今西方"脱口秀"正处于消极面不断扩大的趋势之中。在电视节目激烈竞争的今天，美国的脱口秀大多以收视率为指挥棒，更为强调娱乐性，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喜剧类的，主要的目的是搞笑娱乐，这是占很大比例的一种。还有一种是争论式的，观点越对立越尖锐越好，在国外的很多节目都是以当前最敏感的焦点问题进行现场争论，甚至会出现真正的争吵和打斗。所以在美国，脱口秀一方面竞争激烈，另一方面越来越可怕的垃圾化，消极面不停的扩大。为了吸引更多观众，国外很多谈话节目注重选题的猎奇，猎艳，哗众取宠，肆无忌惮地把社会混乱和个人痛楚公开曝光，从而使得这些现实问题更加严重。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前教育部长威廉 J.本奈特把美国日间电视谈话节目定义“文化腐败”,用他的话来说,这是“大众文化的红灯区”。
与美国相比，国内谈话节目虽然存在着粗制滥造、模仿克隆的现象，总体上来说它们基本上还处于健康发展的状态。尤其像《实话实说》、《对话》等优秀的谈话节目仍然大受欢迎，并被赋予了很高的期望值。我们也注意到国内谈话节目正在慢慢地发生着一些变化。近日，《国际双行线》节目由于嘉宾之间观念的冲突而导致谭盾退场的事件，引起了各界对于中国“脱口秀”未来走向的关注。这一事件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的“脱口秀”已经真正地能为人们思想的交流和碰撞提供了自由空间。另一方面，如果这种趋势不加以正确的引导或者甚至成为节目的某种卖点的话，它就会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美国的日间谈话节目“杰瑞.斯普林格秀”就是一个以手谈代替清谈的节目，它成为美国最低俗的垃圾脱口秀的代表。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面对马上要来临的电视网络的全球化的竞争，中国的谈话节目如何保持自己的特色，既能吸引观众又不至于走上美国的老路，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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