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业与社会发展的“剪刀差”

中国报业与社会发展的“剪刀差”

　放眼世界，在几乎所有的国家，报业的发展水准往往是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标志。富裕发达的社会，拥有高水平的报业，贫困、落后的国家。其报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报业作为社会机体的一环，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它包括经济增长、文化教育、城市化进程、居民收入及消费水平等。正是这些因素，为报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没有上述条件，报业就象失去了阳光和空气的花蕾，摆线不出任何生命力，这是世界报业发展的一般规律。
但是，中国报业近十余年来的发展演变，却是一个例外。虽然它也置身于中国改革开放、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并受到社会诸因素的影响，但是它远远没有实现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巨大可能性，形成了中国报业与社会发展的“剪刀差”。
“剪刀差”的由来及表现
剪刀差，是一个经济学名词。它主要是指在工业产品交换中，工业产品价格偏高而农产品价格偏低的不合理的价格差距。
这里借用剪刀差一词，是要说明中国报业与社会发展所存在的差距。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报业无论是从种数，还是发行量、普及率，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相对于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尤其是经济水平、城市化进程和教育水平，报业增长的幅度还显得太小、太低。如果以1978年为两者共同的气跑点，到1991年，由报业与社会各自所在位置，画上两条连接起跑点的线，则可以形成一个张开的剪刀，与标志工农业产品价格差距的剪刀差十分相似。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代表中国社会发展整体水平的几项主要指标，在1978年以来的十几年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以经济而言，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从3588亿元，至1991年增加为19580亿。后者相当于前者的293.8％亿。后者相当于前者的293.8％。其间年均增长率为8.6％。国民收入1978年为3010亿元，1991年为16117亿元，后者相当于前者的283.7％，其间年均增长率为8.4％，人民生活方面，在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为615元，1991年上升为2365元，为1978年的162.8％，其间年均增长率为3.8％。居民消费水平，在1978年人均175元，至1991年上升为803元，后者相当于前者的227.5％，其间年均增长率为6.5％。这些主要经济指标的全面上升，带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
就人口和城市化进程而言，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也在逐年提高；而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又是报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城镇规模的扩大，意味着潜在读者群的增加。1978年中国总人口为9.62亿，其中城镇人口1.72亿万，约占总人口的17.92％。至1991天，全国总人口为11.58亿，其中城镇人口与1978年相比，净增1.33亿，提高到26.37％。城镇居民的增加，为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此外，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文盲半文盲的比例不断下降。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国成人文盲率为31.9％。八年后进行的第四次人口普查，文盲率则下降为22.27％。比1982年下降了9.6个百分点，其间绝对的文盲数减小了约7000万人。
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和教育的普及，为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但是反观中国报业的实际表现，这种可能性又没有实际变成现实。1978年，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的报纸总印数为127.8亿份，1991年上升为176.6亿份，后者为前者的138.2％；年均增长率为2.5％。如果除去同期人口年均增长1.5％这一因素，报业的年均增长仅为1％。这一增幅远远低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8.6％、国民收入8.4％和居民消费水平6.5％的增幅。如果以1987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报业增长虽然低于经济和其它指标，但毕竟是正增长。1987年，全国省级以上报纸总印数为204.9亿份，至1991年降为176.6亿，减幅为13.8％，而同期的社会经济、城市话进程、文化教育，并没有停步，而是大大地向前推进了，这就使得报业与社会发展的剪刀差愈益明显。
1992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2.8％，职工平均工资亦增长了10％以上。与此同时，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城镇人口进一步增加，文盲半文盲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持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报纸种数虽大有增加，但是在发行量、总印数，尤其是日报普及率方面，仍在1991年的水平上徘徊。因此，中国报业与社会发展的剪刀差，还有继续拉大的趋势。
中国报业的实际水平
既然中国报业落后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远未实现经济文化进步所提供的巨大可能性，那么，对中国目前报业的实际水平，应怎样估价？这是一个很难解决而又不能忽视的问题。不解决它，人们就无法认识把握现代中国报业在世界新闻竞争中的座标。然而，要评价中国报业发展的总体水平，必须涉及许多标志报业发达程度的具体指标，包括报纸种数、日报普及率、版面篇幅、技术手段、经营规模等。

   
中国报业与社会发展的“剪刀差” 　
从报纸种数上看，1978年，中国有报纸186种，至1992年上升为1791种，增加了八九倍。1993年增长至近2000种。从绝对增幅看，势头很强劲。但是这一数字，对一个拥有11亿多人口的多民族大国，又实在太少。早在1880年英国就拥有报纸1986种，在比这更早的1860年，美国报纸的种数已达3000家。另一个比中国更为落后、在人口数量上仅次于中国的国家印度，在1989年，仅日报就拥有1802种，相当于同年中国日报中书的6.9倍。对于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来说，报纸中数过少，是不利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的。
中国报纸中数既少，普及率也低，尤其是日报普及率，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国外学者曾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年鉴所提供的七十年代中期的统计资料，以日报千人占有量为指标，将世界142个国家的报业水准划分为“高”、“中等偏上”、“中等偏下”和“低”四个等级，其基准数分贝为390份，50—390份，1—50份，和1份以下。又据《中国新闻年鉴》，在1987年，中国日报千人占有量为49份，为中国报业历史的最高峰，也仅属于“中等偏下”水准。但是从1988年起，中国报业开始了滑坡。至1990年，中国日报千人占有量降为35份，又回到了1983年的水平。相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有关大众传播事业的最低限度目标：每百人拥有日报10份，中国报业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
如果说，报纸的种数、普及率主要是从数量上反映报业发展的实际水平，那么报纸版面篇幅的大小，则是衡量报业质量的主要标准。应该说，在篇幅扩张方面，中国报界在近年来做得比较出色。十年前，中国报界都是清一色的四大版，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扩版潮开始席卷中国。现在，虽然大多数地市报、晚报、专业报，仍是每期四版，但是各省级党报基本上都是日出八版，在南方发达的工商业城市，有的报纸如《广州日报》等，竟日出十二版乃至十六版，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但是相对于其它国家而言，中国报纸的篇幅还是很小的。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纽约的主要报纸就是日出八版，如今美国的一般大报，平日出版100版左右，星期日出200版左右。日本报纸实行早晚刊配套制，一般日出也在36版左右，与英国主要报纸的篇幅大体相当。南美巴西的《圣保罗州报》在八十年代平日维持28—48个版面。法国、德国、意大利报纸的篇幅比较小，但每期亦在24版左右。中外报纸在版面篇幅上的这种差距，不是在短期内所能解决的。
在报社的经营规模上，中国报纸与外国的差距更大。尽管近年来中国报纸价格一涨再涨，广告价格也扶摇直上，但是报纸的经营规模和收入总量，远不及发达国家。如《新民晚报》，期发行170万份，年广告收入超过一亿元人民币。可比起日本的《读卖新闻》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后者仅发行收入，一念旧达30亿美元，如加上广告收入，年营业额在60—70亿美元之间。至于报社的多种经营，也是五所布匹，广泛涉及新闻行业和信息咨询、金融保险、旅游、医疗、体育、娱乐等领域。在中国报人眼里，这种经营规模是难以置信的。
至于技术手段，中国报界近年进行很大，现已基本由铅与火的时代，进入到电子激光照排时代。为解决异地印刷问题，许多大报已掌握了利用通讯卫星整版传输的关键技术；有些报纸的印刷质量已与发达国家报纸不相上下。但是在记者的装备上，还有不少差距。在欧蒙诸国以及日本，许多报社拥有自己的飞机、卫星转播车，而且几乎所有的记者都有自己支配的小汽车。对于突发性重大事件，报社、记者嫩及时应变，投入采访。这是中国报界无法相比的。
可见，中国报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几年间，虽有较大的发展，但是综合各种因素，中国报业大体相当于发达国家二十世纪前半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水平。
我们该做什么？中国报业何以会落后于经济文化的历史进程，以至于形成了报业与社会发展的剪刀差，有很多具体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并采取切实措施。
例如报价过高，超出了读者的购买能力，就是重要原因之一。按世界报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一家高级日报的年订费以不超过该国工人人均工资的百分之一为宜。十九世纪初，美国大众化报业问世之前，一份报纸的年订费约等于一个普通工人一星期的工资，即相当于工人年工资收入的百分之二，美国人都嫌贵了。可1992年中国一份对开八版大报。年订价在108元左右，相当于1992年中国职工人均工资百分之四，比美国十九世纪初的水平还高出一倍。这是制约报业发行扩张、普及率提高的最为现实的因素。1994天，中国报界又全面提价，据报刊发行部门的消息，全国约有80％至90％的报纸提价，涨幅高达30％至50％。这无疑会导致报纸发行的进一步下降，从而削弱报纸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地位。
其它如报纸是否办得贴近群众贴近实际，对基层报道是否充分，记者和报纸本身在读者中的信任度等等，都是影响发行量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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