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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宣传的辩证思维（三）
五、虚与实实与虚的关系，实际是具体与抽象关系的另一种说法。对这种关系的处理，决定了对外宣传内容的组织形态，进而影响到对外宣传的效果。一般认为，对外宣传是虚与实两大内容的统一。所谓实，是通过宣传媒介向对象国家对象受众传播、报道国内外新近发生的重大事件，为对象受众提供与其生活及切身利益有关的各种材料。而虚，则是在报道事实的基础上，向对象受众解释事件乃至社会发展的方向。前者主要是通过消息、通讯、特写等题材来体现；后者则是通过评论、述评及众多报道的组合形式所表现出的态度倾向来体现。对于对外宣传媒介来说，实与虚、具体与抽象同样是不可缺少的。
在对外宣传的过程中，宣传家应把务实视为一切工作的基础，把向对象受众报道事实、提供情况置于对外宣传的中心位置。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当今的世界，特别是自由主义国家的民众，已逐渐抛弃了昔日盲从的习性，而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习惯于自爱分析、自我判断。而对外部的宣传信息，其选择接受的心理往往倾向于对事实的报道或陈述；至于宣传者对事实的评价和指导性意义，则抱有一种本能的排斥态度。因此对外宣传工作者，首先应该务实，宣传媒介上应充满各种与对象受众相关联的各种事实材料。应该绝对禁止与事实无关的高谈阔论，或者是一厢情愿的夸夸其谈，在这方面有许多失败的例子。如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其对外宣传就沉醉于对战争责任、正义及战时国际法等抽象问题的阐述，并且性急地把结论提供给对象受众。其结果，不仅没有实现预定的目标，反而把对象受众推向了自己的论敌。
但是，对外宣传既然负有传播国家立场主张，反击对象诬蔑，影响对象国家的决策行为的使命，在报道事实提供情况的同时，也不能不发点议论，不能不讲点道理。如果仅仅满足于对事实加以解释，评析其价值与意义，分析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对象受众就会在纷繁复杂的事件面前，张皇失措、无所适从。那么怎样的务虚，怎样的分析，评价和解释，才能有利于对象受众的接受呢？根据一些国家成功的对外宣传经验，最好的办法是把报道与评论分离开来，报道是报道，评论是评论，不要将它们混杂在一起；同时在发议论讲道理时，尽量避免唱高调，而应该“诉诸被宣传者直接的利害关系，”这样，宣传者与对象受众的心理距离就会大大地缩短。此种评论、意见和解释，必须围绕着对事实的报道来进行。换言之，对外宣传活动，应该以实为主，以虚为辅。作为宣传工作，务实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务虚的手段；另方面，务虚又不能脱离务实而存在，只有依傍着确实的事实报道，务虚才会有坚实的基础。
六利与弊
如前所述，对外宣传必须以实为主，以虚为辅。宣传家应该把向对象受众报道事实，提供情况置于一切工作的中心位置。可是现实世界是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它每时每刻都在经历着新的死亡和诞生。按照新闻的价值法则，值得报道就予报道的事件不可胜数。但能经对外宣传媒介公开报道的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而决定事件取舍的主要依据，便是宣传家对于利与弊的总体判断。即报道宣传这件事情，是有利于国家，还是会给国家带来危害？是利大还是弊大？是所得者多还是所失者多？只有对此进行全面周详的权衡，对外宣传才有可能从根本上维护并且促进国家的利益，避免可能给国家带来的危害。
一个宣传人员对于利弊的考虑，可能会由于所在国家所在阶级的不同而表现出很大差异。资产阶级国家的宣传家所追逐的利，多为垄断资本眼前的物质的利益，他们唯恐避之不及的害，则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利。与此相反，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家，则以追求国家和整个人类的根本利益为目标。他们之所以具有如此的宽广胸怀，是由于他们从多种视觉，而不是从单一角度，是从整体而不是从局部，是从长远而不是从眼前来考虑事实报道的利与弊。利与弊并不是绝对对立而又互不相干的两个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附的矛盾统一体。利兮闭之所依、闭兮利之所伏。眼前的利益可能会孕育着无穷的祸患，而现实的弊端则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利益。
正是因为如此，宣传家在权衡对外宣传的利弊得失时，应该立足于全局，立足于长远。不要把暂时的局部的利看成全局的永远的利，因为某事现在对国家有利就对此类事情进行大规模，无休止的宣传，也许正在我们大张旗鼓地宣传时，事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对我们有利变为对我们有害了。不要把暂时的局部的弊看成是全局的永久的弊，因为某事现在对国家不利就将此类事情完全地予以抹杀。报道暂时不利于宣传者及其所在国家的事情，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却需要宣传者巨大的勇气和长远的战略眼光。1941年12月8日下午三时，英国舰队在马来半岛海面遭到日军袭击，损失惨重。就在当天晚上正常播出的BBC的对外新闻节目中，英国“海军部遗憾地宣布，今天下午在马来半岛海面上，“里珀尔斯号”为日本轰炸机所击沉。”对于如此重大的灾难性的不利事件，英国能像一个中立的旁观者，以冷静的态度进行如实的报道，实在是其他国家短视的宣传家难以企及的。报道这件事情，似乎不利于国家，但既然事实发生了，但不报道自有别人报道。自己主动报道，虽然有损于面子和信心，却能给对方造成坦率、诚实的印象，这是黄金都难买的，是最大的利。何况失败是成功之母，经受得起失败，才能经受得起成功。对失败能真实报道，对成功的报道自然更值得人们信赖。
对外宣传的辩证思维（三）
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力上升的现时代，我们对外宣传应该积极主动地维护国家的利益，避免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可能的危害。这就要求宣传工作者在取舍事件时，要从全局，从历史的发展眼光来审视事件本身及报道它们可能造成的利益与弊端，而不要被暂时的局部的假象所迷惑。有些事情本身是负面的。如官员腐败、假冒伪劣产品等。报道它们从一个方面来看，对我们是不利的，因它反映了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但从另一方面看，又对我们有利，因为报道它们本身就证明了我们除弊兴利的决心和用心。同样，对于发生在外国的事情，如对象国家的成就与弊端，突发事件等在利弊关系上也要做辩证的思考，做到利中见弊，弊中见利，把握利弊转换的关键环节，慎重取舍，科学组织，只有这样，对外宣传才会在总体上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
七典型与一般
典型与一般，在对外宣传活动中常常表现为点与面、典型报道与综合报道的关系。这是宣传过程中一对十分重要的矛盾关系。如何处理这种矛盾关系，要不要典型？要不要一般？是以典型为主，一般为辅？还是以一般综合为主，典型为辅？往往直接影响到宣传的效果。从宣传本身演变的历史来看，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一些宣传家注意到了这对矛盾关系的重要性。但是能够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这对关系，并在实际的宣传过程中娴熟地加以运用的，还是无产阶级的宣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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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阶段，列凝就十分重视典型在指导工作中的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模范公社应该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落后公社的辅导者、教师和促进者。”“报纸刊物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详细介绍模范公社的一切成绩，研究它们成功的原因和它们经营的方法；另一方面，把那些坚决保持“资本主义传统”，即无政府状态、好逸恶劳、无秩序、投机行动等等的公社登上“黑榜”。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也要求各级政府机关注意收集八路军、新四军中涌现出来的典型的民族英雄，认为“表扬这类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和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在指导此后解放区土改工作时，毛泽东又将平山县、绥德县的典型经验，印成小册子，广为宣传。在他看来，“这些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出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得到下手的方法，能够有力地击破在党内严重存在的反马列主义的使命主义和尾巴主义”这类论述，显然是就对内宣传工作而言的。典型宣传被视为指导工作的有效方法。树立典型、带动一般，是无产阶级的工作传统。其实，典型宣传在对外宣传工作中，同样也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好的正面的典型，有利于弘扬正义、塑造国家的良好形象、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如80年代中国新闻界对日军在华孤儿的报道宣传，对于对象国家特别是日本的一般民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而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除了正面的、好的典型外，还有负面的、不好乃至反面的典型。后者也能成为对外宣传的重要内容。一般来说，此类典型有国内和国外两个来源。国内的浮面典型能否对外报道？涉及到宣传家对于利弊的总体权衡。从当今主要国家对外宣传的经验看，对外传播国内负面的典型，也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如英国传媒对国内的“疯牛病”，美国传媒对国内的恐怖活动的报道就比较成功。至于国外特别是对象国家的负面典型，更是应该大量的报道。如美国国内的中组部平等，暴力犯罪，日本阁僚参拜靖国神社等等。对外宣传这类负面的典型，不仅有利于揭露这些国家在人权、战争与和平等问题上的虚伪性，而且还能争取国际舆论对于我们的同情和支持。
在对外宣传方面，典型宣传无疑非常重要。但是只有典型而没有一般，只有点而没有面的报道宣传还是不行的。通过一滴水能反映出太阳，解剖一只麻雀却能了解所有麻雀的生理结构和胜利规律，但是它给予人们的毕竟是孤立的单个印象。而人们的判断与行动是建立在对事物全面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要影响对象国家的对象受众，实现对外宣传的基本目标，对外宣传不仅要有典型，而且还要有通观全局的综合报道。至于典型与一般，点与面，单一与综合应保持何种比例，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一般成功的对外宣传多是以典型为主，一般为辅；以点为主，以面为辅；单一报多，综合宣传少。这是符合宣传对象心理接受规律的。
八倾盆大雨与毛毛细雨
宣传的目的是影响对象受众的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这一目的之实现，一方面要经历一个复杂的心里过程，在短期内难以凑效；另方面则需有一定的信息量。导致对象思想与行为改变的，不是宣传媒介本身，而是媒介传播的实际内容，即关于事实的报道和意见。在宣传过程中如何恰当地把握信息的流量，是决定对外宣传效果的又一关键。
根据宣传心理学的原理，宣传对象态度行为的变化，都是在一定数量的宣传信息刺激之下实现的。宣传信息达不到一定的量，没有一定的强度或冲击力，连引起对象的注意尚且不能，自然谈不上效果。所以，一旦宣传目的、目标对象确定后，就要立即组织宣传内容，通过各种方式将有关联的内容集中传播出去，这类方式可能是新闻的，也可是非新闻的，甚至是文艺的。应该指出的是，这种集中传播不是灌输。必须根据宣传对象的心理承受能力，讲究分寸。毛泽东就反对急风暴雨式的宣传。他曾提醒宣传工作者：“不要在几是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类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大接触本行事务的人，接触本行事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者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上突如其来地把完成品摆在别人面前……不要在几稀释之内下几百公里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实践表明，毛泽东的这段论述是很有道理的。信息量大，冲击力强，并非一定有很好的效果。有时其会在对象那里产生消极的反应，引发对抗性的逆反心理。其结果不仅会浪费有限的宣传资源，而且还会影响宣传机构乃至国家的整体形象。
对外宣传的辩证思维（三）
信息量过大，冲出力过强不行，信息量过小，没有冲击力也不行。要想实现宣传的目的，最终改变对象受众的思想、态度和行为，宣传信息必须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如果把大规模的过于集中的宣传比作倾盆大雨，那么，能够或有利于取得宣传效果的，就应该是毛毛细雨。倾盆大雨冲击力强，但不能持久；毛毛细雨虽然力度不大，却能持续不停，润物无声，使对象在不知不觉之中改变其固有的态度和行为，在宣传史上，能找到许多这样的例子，有的组织（集团）耗费了很多心力，购买大量的版面空间和播出时间，在短期内集中轰炸，宣传自己的政见，以争取群众的支持，其力量之强，足以压倒一切对手。可是群众的反映却非常冷淡。与此相反，其他的组织或集团可能会以比他小得多的宣传资源，在长时间内作统筹的规划，不温不火，细水长流，结果赢得了比对手多得多的群众。对内宣传如此，对外宣传也是这样。它表明，宣传特别是对外宣传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的思想工作，急功近利是做不好这件事的。必须掌握并且遵循宣传对象的心理接受规律，变倾盆大雨为毛毛细雨，作长期打算，锲而不舍，逐步渗透，只有这样，宣传内容才能最终征服对象受众，从而取得预期的效果。
九定量与定性
客观事实是宣传的主要内容，研究处理事实则是宣传人员的基本工作。而一切事实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没有一定的质和一定量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所谓质，即事实的性质，是事实内容固有的一种规定性，它决定了一时无是这一时无而不是那一时无，把这一事物和其他事物区别开来。而量则是事实存在和发展的规模、程度、速度等等。宣传人员在分析、处理客观事实时，除了定性、把握、了解事物的性质外，还应该对它进行必要的数量分析。
在对外宣传活动中，宣传人员对事实性质的把握，是一切工作的基础。面对客观事实，必须首先从质的方面予以定性作出判断，是好还是坏，是进步还是倒退，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大还是小，是正义还是邪恶，是是还是非，是廉洁还是腐败，是发达还是落后等，应明确地表明态度。没有定性的纯粹自然主义的客观报道，在所有国家对外宣传媒介上是看不到的。但是宣传人员对于事实也不能满足于质的把握。事实的性质是以一定的数量为条件的，没有对事实量的认识，就谈不上对事实质的认识。毛泽东曾告诫党内领导：“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这段话虽然是就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而言的，但是对与宣传工作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宣传人员不进行数量分析，自己心中无“数”，就无法说服打动自己的对象受众，因为在影响对象的各种因素中，数据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这就要求宣传工作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对于客观事实进行定性的分析的同时，还必须进行相应的定量分析，把握事实性质的数量界限。
对客观事实的把握与分析只是整个宣传的第一步。要实现对外宣传的目标，宣传人员还必须进一步地讲究对于事实性质与数量的表述。由于宣传者的理解与对象受众的理解不是一回事，而国外的宣传对象又有别于国内的宣传对象。对象受众对宣传内容的接受与否，不仅取决于客观事实的性质，而且还取决于对事实的表述。表述的形式与风格与对象受众接受习惯、知识体系一致，就易于为他们所接受。反之，则会为他们所拒绝。对于“中国威胁论”的最有力的反击，不是简单的否定和自我表白，而是国与国之间特别是中国与美国人均国防费用的对比；对经济实力的评估，令人信服的不是数量上仅报道有几艘军舰被击沉是不够的，如果把这些军舰换算成对象国家的货币，人们就容易理解得多。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人们总是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和价值观来审视、摄取外来的信息。要改变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只有将对外宣传内容的性质把握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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