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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传播
以“信息高速公路”的兴建为标志的第二次信息革命，揭开了信息全球化时代的新篇章。这一时代，地球愈益紧密地被联结成一个整体，不同国家、区域间的信息传播、处理可以在同一时间完成。新媒体传播的这种即时、共时的特征，不但改变着传统媒体的传播理念及运作方式，对同样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际传播的影响也不可小觑。面对以信息无疆界流动为内在需求的信息全球化浪潮，一向由国家利益驱动并由国家控制的国际传播当如何自处并寻找到新的平衡点――既遵从历史发展的逻辑，又确保信息主权不受他国的践踏，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信息全球化
“全球化”是一个可以从多个角度加以探讨的概念，其内涵十分丰富。美国斯坦福大学理论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Giddens）指出，所谓全球化，就是“某个场所发生的事物受到遥远地方发生的事物的制约和影响，或者反过来，某个场所发生的事物对遥远地方发生的事物具有指向意义；以此种关系将远隔地区相互连结，并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强这种关系”的过程（1）。这一定义描述了全球化的运行状态，揭示了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必然结果。
事实上，无论人们如何界定并评价这一概念，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早已开始，它的内在动因是具有无限扩张力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
自从哥伦布开辟了大西洋的航线之后，西方殖民者就不断突破地域界限，为其产品寻找市场。凡海水所及，几乎无处没有他们的足迹，无处不成为他们投资牟利的乐园。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这一纽带，把中世纪以来彼此隔绝、互不往来的世界几大部分沟通、联系了起来，为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2）
信息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与全球化的进程相伴而生并随着传播手段（主要是大众传播手段）的成熟不断发展的。探寻早期西方殖民者的足迹，就不难看出这一点。早期的殖民者在进行海上贸易时，除了携带各色货品外，还常常附携一样东西――报纸。这些报纸从欧洲大陆“出发”，穿越大西洋、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再经马六甲海峡抵达菲律宾、中国和日本；这些报纸也可能由欧洲大陆传到英伦三岛，再由英伦三岛传到南美洲的墨西哥、巴西等国家。西方殖民者不但携报纸漂洋过海，还在他们所到之处创办具有宗主国色彩的报刊。发展中国家报纸出现较早的，如亚洲的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巴西，非洲的埃及、几内亚等，其首份报纸都是由西方殖民者创办的。尽管当时传播技术的发展还处于低级阶段上，国家、地区间的信息往来主要依靠远洋航运系统，传播速度亦为今人所不屑（一条消息或一份报纸由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传到中国的澳门需要5－7个月时间），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一个以欧洲为起点，将欧、亚、非、拉丁美洲联结起来的信息传播网络已初步形成，由此奏响了信息全球化的序曲。
1838年莫尔斯的电报装置试验成功后，欧美各国纷纷建立了国内电报通讯系统，此后又开通了连结全球的电报通讯网络。19世纪中期新闻通讯社出现，它凭借电报和无线电通信手段传递信息，在时效性方面表现出报纸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之后便是现代化的电子传播媒体的诞生、数字化浪潮的出现和国际互联网的兴起。
互联网既是全球化或信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又是将这一过程不断推向前进的强大动因。它以地空合一的信息高速通道作为传输渠道，以渐趋普及的多媒体电脑作为收发工具，是一种高效率、大容量、极具开放性的传播媒体。新闻信息一旦进入网络，就将无视国界的存在，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收看或调阅，行政控制或干预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小。据悉，目前全球互联网的用户已达7000万以上，并且正在以高达160％以上的年增长率递增，平均每分钟就有2－3部电脑进入互联网络。（3）
今天，信息全球化已不再是一个停留在纸面上的名词或概念，它已经全面进入我们的生活，在各方面产生着影响，并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发展趋势。
纵观全球化的历史演进过程可知，信息全球化是以下列因素为依托的：
播屏障的消除，信息的自由流动；
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传播
播媒体的跨地区、跨国界经营；
传播手段的高度现代化；
各国政府对信息控制的减少。
这些因素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开放性、多元性必将取代封闭性；同时由于传播资源占有量的不均，也暗含着弱肉强食的不平等竞争的意味在里面。这并不奇怪。因为全球化原本就来自资本主义利益的驱动，它无论是作为一个概念的提出，还是作为一个过程的推进，都是以西方的存在为前提并折射出西方国家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的。它就像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斩除封建藩篱，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全方位的沟通、联系、交流与互动，同时也衍生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支配倾向，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及信息安全造成威胁。但无论如何，全球化（包括信息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随形，如罔两之逐影，非有它也”（章太炎语）。
国际传播
论文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传播来自
简言之，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是指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而进行的跨文化信息交流与沟通。国际传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国际传播是指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往来，包括首脑互访、双边会谈以及其他相关事务。这种传播活动是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古已有之。狭义的国际传播是指“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4）它是随着大众传媒的出现，随着信息全球化的逐步展开而兴起的（本文探讨的主要是后者）。
国际传播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外向内的传播――将国际社会的重要事件和变化传达给本国民众；另一部分是由内向外的传播――把有关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信息传达给国际社会。
与一般的传播形态不同，国际传播具有以下特征：
国际传播的主导者是主权国家以及其他国际行为主体。“其他国际行为主体”包括国际机构，如联合国、欧盟、世贸组织等；地区性的联盟组织，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等；跨国组织，如国际奥委会、国际红十字会、世界环保组织等。
国际传播是国际行为主体（主要是国家）控制之下的信息传播，这与它的属性有关系。国际传播是国际政治的一部分，而国际政治突出的是政治关系，强调的是国家安全，这就决定了国际传播在影响国际政治的同时，必然受到政治权力的制约与控制。
国际传播是过滤式的传播。国际传播的主体既然是国家，其最高原则就是国家利益。鉴于此，传播者在对外传播时，必然要选择那些有助于树立国家良好形象的信息，而将那些无利或有害的信息剔除掉；在对内传播时，必然要回避那些消极有害的信息，而将于己有利的信息介绍进来。趋利避害是国际传播的公理，中西媒体概莫能外。
综上所述，国际传播与国家利益相关联，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色彩。可以说，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的信息传播（当然，国际传播的内容并不都是政治性的）。
国际传播的政治性是由国际环境决定的。首先，当今世界各国在自然地理条件、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经济发展水平、意识形态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其对国际事务的认识和评价不可能是一律的。例如，关于美国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一事，德法坚决反对；一向惟美国马首是瞻的英国既没有提出反对，也没有表示支持；俄总统普京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他也意识到朝鲜这类国家的导弹威胁，因而建议在《反弹道导弹条约》基础上，俄美合作建立导弹防御系统，以解除对美国、俄罗斯以及盟国以至整个欧洲的威胁。这就形成了国际舆论的缤纷色彩。
其次，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依然存在，它必然导致两类国家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对抗与冲突，并通过媒体表现出来。例如，对1999年北约空袭南斯拉夫一事，中美两国政府持完全不同的立场，其对外报道也大相径庭。中国认为，作为主权国家，南斯拉夫应当受到尊重，其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当得到保护，北约的空袭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军事干涉。中国认为北约真正的目的是扩大西方利益，用武力对该地区施加影响。美国媒体则认为，南联盟杀害了成千上万的阿族人，并使他们无家可归。因此发动科索沃战争是为了避免人道主义灾难。（5）两国媒体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与各自的政府完全一致,而政府与媒体的共同指向则是国家利益。
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传播
三、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传播
从控制的角度看，信息全球化与国际传播是一对矛盾。国际传播更多地是一种国家行为，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它以政府形象、国家利益为核心，力求强化正面信息，弱化负面信息，或者反面文章正面做。总之，它是一种国家控制之下的、有选择的信息传播。信息全球化则是一种非组织化的、非控制的过程，它以传播科技的发展为推动力，要求在世界范围内消除壁障，实现信息的自由流动和传播的无障碍化，同时要求各国政府减少对信息的控制，弱化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色彩。
应当承认，信息全球化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它带来了信息量的增加、传播速度的加快和传播范围的拓展，它使人类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封建走向民主，由隔离走向融通。阻碍它的发展是历史的倒退。
但是我们也应当强调，任何国家的对内、对外传播，都不可能不受到控制，就连美国这个倡导信息全球化最起劲的国家，也存在着信息过滤与控制。“白宫、国务院、五角大楼以及其他所有美国政府中与国际事务有关的部门都在利用传媒来确保美国的和美国以外的读者、观众、听众看到或听到那些美国政府愿意让他们知道的官方消息。”（6）美国军方甚至将大众传媒当作制造障眼法的工具而运用于作战策略中。海湾战争期间，美军在开始陆战之前一直散布大批美军正在科威特东部海上集结的消息，而最终美军是从科威特西部由陆路进入伊拉克的，从而成功地蒙蔽了CNN的热心观众萨达姆。
既然国际传播中的信息过滤与控制是不可避免的，而全球化又要求弱化或取消这种控制，如同WTO要求其成员国消除关税壁垒并且对非关税措施采取透明度原则一样，那么，在资源占有和技术支持方面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在此过程中应当持何种立场、采取什么措施呢？
首先，发展中国家必须认识到，信息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它总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下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闭关自守不足取，鸵鸟政策也不足取，况且在传播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是守不住也躲不过的。为防止“收听敌台”一度曾将本国收音机频道全部焊死（只保留一个频道）的朝鲜，其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今天不也称“经常上网”吗？因此，与其退避三舍、视而不见以至最终不得不而仓促应对，不如正视现实，主动迎战，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实际运作中掌握规律。
其次，发展中国家应当看到，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它们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程度、受教育程度等方面还有很大的距离，国民选择性接受外来信息的能力也不容乐观。在这种情况下，全面开放本国信息市场，让外来信息无阻碍自由流动，将会对本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其他方面造成巨大的冲击和不良影响。对此发展中国家应有清醒的认识。
第三，在信息全球化潮流面前，发展中国家应适时调整国际传播政策、策略，以便使自己在与时俱进的同时不致受到强势国家的冲击与侵害。这不是一国面临的问题，而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为此笔者提出如下设想：
1．除了对确有危害的信息严加防范外，发展中国家应适当调整控制方式：变排斥为正视，变被动为主动，变堵漏为疏导。具体来说，就是让各种信息进来（在互联网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即使不让进，它也进得来），通过国内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的引导和辅助性传播，减少负面效应，使国内民众在选择与识别中增强判断力，从而增强整个社会的免疫力。封锁消息的结果必然是小道消息或是虚假信息、各种谣传大行于天下，最终必将导致国家利益的严重损害。1989年罗马尼亚奇奥塞斯库政权被推翻就是一例。
2．出并强化具有民族特色的优秀的传播内容，不断拓展阵地，形成广泛的文化圈。尽管互联网以一种语言为先导，但它不可能将地球上所有的语言一网打尽。而依托于不同语言之上的文化，无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拓展空间。汉语言文化尤其如此。汉字拥有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除了两岸三地，还包括分布广泛的华人华侨。以此为据，有学者提出“大中华圈”的概念。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如果我们把对外传播的内容制作精当，其影响将不仅限于华语地区，还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对内传播也是如此。研究表明，“美国的节目虽然在世界传播内容的数量上居于垄断地位，但其成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巨大。如果本土节目艺术上乘、制作精良的话，会比国外节目更具吸引力”。（7）因此，当务之急是加强本国优秀节目的制作力度，不是以空洞的爱国主义口号，而是以具有竞争力的传播内容赢得受众。
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传播
3．发展中国家应建立地区性的信息传播联盟，以加强彼此合作，共同抵御强势国家的冲击。目前世界上虽然有一些国际传播方面的维权组织和一些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宣言、报告，但它们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远未像全球性或区域性的经济组织（如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经济共同体、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那样，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在协调各国的关系与利益方面所起的作用。信息全球化既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利益，又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利益（其产业化的部分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面对它，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这就需要建立联合体，将各方面的力量聚合起来，形成区域性的联盟和强势，共同维护彼此的利益，有效地防止信息过度倾斜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危害和外来不良信息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
总而言之，全球化或信息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虽然起端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但它并不仅仅属于西方，而是属于全人类。在这一时代，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和传播内容将突破地域限制，走向世界，并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检验与评价。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传播如何顺应信息全球化潮流，与之接轨并融入其中，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这是一个需要各个国家共同来完成的课题。
注释：
参见郭庆光《传播学教程》，24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21页，人民出版社，1972。
文军《迈向全球化时代的十大发展趋势》，46页，《中国软科学》1997年第8期。
同（1）。
景志峰《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大众传媒因素》，《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二期。
同上。
郭镇之《全球电视传播环境对中国与加拿大的影响》，《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5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发表于[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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