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传媒

全球化与中国传媒

　一.意识形态的弱化
８０年代初，意识形态的弱化，自我意识的强化，个人崇拜坍塌了，个人主义却复活了，80年代知识精英以忧患意识、理想主义、人文关怀、启蒙主义进入主流社会。一元化意识形态满足不了多元化社会需求的发展。
90年代发生了最大的社会变迁。小人、狂人、穷光蛋，无名鼠辈、劳改犯、投机家、封疆大吏、社会名流都极尽表演。三大浪潮的产物在中国同时存，农耕、大工业和信息时代在“和平共处”。英雄主义、明星崇拜，贵族化、平民化、资产阶级、另类都在大肆张扬。社会地位迅速分化，体制不变，仅产权制度有所松动，意识形态、文化思想、政治体制的弱化，一些社会控制的工具跟不上社会形势的飞速发展，信仰、宗教、文化、教育，这些社会控制工具，退化到可有可无的地步，不同的利益冲突、协调、合作、制衡就很难完成。利益格局的分化，很酷，也很无耐。个人预期趋紊乱、浮躁，在利益趋动下，伪幸福、伪科学日盛，造成普遍炒星，炒老板，炒专家的造神现象。
专家、学人首先是利益格局的分化，随后寻找最低成本进入主流社会，否则即被边缘化。经过10多年，精英的观点也大大分化，失去了共同语境。他们的符号完全不同，语境支离破碎，迅速分化成各种各样的专家圈子。圈子内，他们像白痴一样吵吵嚷嚷，圈子外，追逐权力、追逐资本，傍大款、傍大官，精英傍上权力加资本，俨然成为垄断资本或买办资本的代言人。在精英的论战中，利益背景影响削弱了所有建设性。凡牵涉到利益背景，就非学术争论。中国精英与利益集团、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利益的纠葛使争论流于感性阶段，精力全被消耗在对弦外之音的揣测上，以致发展到人身攻奸。理论胜负其实是对决策层的争夺，最终谁占上风，都架不住实践的检验。

所有媒体都不承认自己媚俗，不媚俗又活不好，面对生存窘迫。最终就是市场是否认你，或是你是否溶入都市文化。电视产生直观和视觉效果，使观众变成被动的受众，逐渐地失去思维能力。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说，美国人从电视上看到的是热血沸腾的镜头，但实际上只有一幅完整的图像才会展示出政治家和富商们的丑行。他说，这些丑行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就是如今私利是用国旗裹住的。假如你关注到完整的图像，你会觉得你生活在一个与电视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互联网的普及，有线、卫星电视台激增，新闻与资讯之间的界线日渐模糊。新闻已不再是“传统新闻”了。今天一份报纸比20年前更“实惠”了，版面上有更多题材、更多报道。它不是单一的产品，而是包括新闻、体育、经济、生活潮流、健康、烹饪、科学等一堆产品。不仅满足读者的不同兴趣，还要吸引各异观众的兴趣。央视推出系列栏目，《商界名家》，《对话》、《生活》、《朋友》、《聊天》等炒星节目是大工业产物，信息不对称地引导大众预期错位，是资本家与狗腿子对话，是歌星影帝与影迷的交流，是官民的上下传播，面临着网络的冲击，大众传播已走向分类传播（同业圈子）。寻找平行交流是一条新渠道。“信息时代的新问题是：信息垃圾膨胀的速度远比精品快。很清楚，信息精品的生产效率是受很多因素制约的。它需要人们倾注极大的心血。拷贝成本、搜索成本很低，但筛选成本、创新成本却很高，信息精品增加很少，然而粗制滥造的信息产品却不同，不需要太多的精力投入，便能迅速地增加。”(中经胡小明)
问题是:意识形态弱化,约束空间放大，各利益方代表在争夺话语权之战中，个人彰显的背后隐藏着的是资本权力扩张。利益趋动的实质是权利的再分配。有些原则是永恒的，媒体有三个禁区：一是不能危及国家安全和利益；二是淫秽文字或图像；三是虚假新闻和广告。
二.超编缉因素扩张
传统的“硬新闻”，集中在时政、战争、动乱、灾难、罪案和丑闻上。硬新闻由于采访环境恶化成本高风险大，小心也难免触雷。“软新闻”成本低风险小，又容易操作。因而社会、经济、生活及体育等软新闻就大行其道，新闻和娱乐融为一体，名人报道和个人爱好倍增，最后出现了个性化服务的报道。题材涉及健康之道、投资理财和精明购物等。这种演变过程中，新闻写作变得较个人化、不太严谨，偶尔也引人入胜。以往新闻注重“客观事实”，被编辑眼中“主观新闻”替代。随有线电视和互联网的崛起，连这些具体特征也在消失，众多则是“口水佬”、“炒星”、“炒老板”，一方面是利益趋动；二是造神的技术含量和成本、风险很低；三、新闻主官权力下放让部门长分包，形成“诸侯经济”：在市场化大旗下拉朋党以营私。恶俗的内容直接破坏了都市文化，引来“娱记”的恶名。新闻的价值判断，面对愈来愈大的商业压力。追求轰动效应，提高销量或收视率，利益趋动变本加厉，编辑的选择只有——新闻故事“好卖”不“好卖”。媚俗是因为市场过分的功利目的而决定，人们感到在传媒变得越来越庸俗时，迎合了一些人的低级趣味，变成娱乐和花边新闻的集锦。但是，媚俗并不是传播的必然理由，不要忘记媚俗化的倾向，正是我们主动放弃了意识形态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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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不信上帝，相信鬼神。鬼使得中国人发生“灵魂”问题，包括善恶报应等人类自身的反思。信仰是一种终极需求，也是人类最基本需求。５０－６０年代对人文教育的破坏，20年来被颠覆的最彻底、最体无完肤的就是价值观，一个国家20多年没有信仰，价值观全面向传统回归，幸福观变成了福禄寿，英雄观变成江湖大侠，生活观充斥着严重的痞子化和虚无主义。低级庸俗下流的寻乐主义、东方神秘主义，那就是邪教产生的土壤。人类历史上对精神追求――古希腊求真、求美，古希伯莱坚持信仰，中国自古以来的仁爱精神，都变得无足轻重。没有信仰，社会就失去规范，不规范，不均衡导致冲突不断。人们失去信仰，制度就失去了它广泛的支持度，制度合法性就面临十分尴尬的局面。公安大学靳高风认为：失去信仰，建设法制社会可谓“蜀道之难”。罪与非罪，守法和违法，公与私的混淆，价值观预期的紊乱，使社会无序和文明衰退。
争夺读者和观众注意力的竞争变得极为激烈，面对“资讯过剩”大潮，迫使编辑决定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随着观众读者口味的改变，如此一来，编辑几乎失去了他们的功能，“整个传媒业正在演变成大百货公司。”(萨缪尔森)结果是，我们不知道新闻到底是什么，受众也不知所云。记者最担心的不是写作、不是主题，而是能否见报。新闻主官控制圈内，上稿权成了关键。又变成权力斗争的焦点。其实这属于超编辑因素。于是，这些年总是有人拷贝，抄袭制造假新闻。因为成本和风险很低。媒体的新闻构架变成了两条腿，一是炒星。一是揭黑幕。媒体报道取向始终受着诸多因素制约：一是政府对媒体监管力度；二是转型期媒体的改革力度；三是民意的影响，老百姓也不愿意天天看丑闻。这三方面就形成了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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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采访环境恶化
采访环境变得异常严峻和凶险。一些政府机构、公安、司法、检察、税务机构的不作为、渎职，超记者行为不得不加强。媒体为了哄动出彩，些许为了正义。卧底、探密、偷拍等超记者行为比比皆是。记者采访中往往得变成一个侦探，卧底取证增加了采访风险和成本，极大地限制了报道的范围。严格地说，这种越线行为，在不超出公正的范围内尚可。《重庆商报》罗侠被打，采访不仅仅面临暴力，还被恶意诉讼、地方保护主义侵害。施暴者有地痞无赖，也有政府部门公务人。一些地方社会治安形势相当严峻，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和流氓恶势力横行，爆炸、杀人、绑架、投毒、拐卖妇女儿童等重大恶性案件时有发生，盗窃、抢劫等多发性案件居高不下。揭黑幕的风险很高，媒体面临的尴尬是：如何选择公正、公平、公信，如何坚持“三讲”原则。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本身在表达意愿和表达能力上悬殊很大；加上诉求渠道不通畅。造成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接下来权威、政要打招呼，被告成对象会动员所有的社会关系，向媒体游说、施压、以至贿赂，以至将报道扼杀。刘健写的《两支队伍包围焦点访谈》文章说，中央电视台的大门排着两条队，一队是上访者，一队是为游说说情的官员。
媒体为适应市场，存在着世俗化、都市化、和文化品位的等等问题。恩特曼所论述的，媒体通过突出某一方面、削弱其它方面来构架新闻，从而将读者的注意力导向被突出的部分。“ 新闻构架分析法，构架这一概念是由高夫曼（１９７４）提出的，用以阐述人们如何理解每天生活中发生的事件。高夫曼认为，人们在不知不觉中监控着社会环境，以便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期望和行为。高夫曼论述过让女人摆出诱人姿态来吸引男人注意的广告是怎样在无形中加强了对女性的社会歧视。对媒体来说，新闻构架通常设置一种主导的和首选的阅读，虽然读者也可能从相反的角度来理解。构架的要素是可调大小的——夸大或缩小描述事实的元素从而使其突出或不突出。甘斯（１９７９，７）认为，媒体构架是认识、阐释、陈述的一种持久稳固的方式，也是挑选、强调和剔除的依据，通过构架，符号操作者只需例行公事式地组织符号，无论是语言的还是视觉的。与构架分析法相比，内容分析法不能充分展示语言和视觉讯息的微妙和细微差别。只有贴近地、挑剔地逐一考察语言和视觉文本，才能使微妙、隐蔽的讯息一目了然。因此，为了显示这一微妙之处，新闻构架要求作者作出关键性的决定：新闻报道中的众多要素到底那些是重大的、需要加以突出的。”（清华李希光 《新闻构架与国家利益》）
四、跨学科领域加深
1997年至今全国出现了60--70种财经类报刊并形成办刊热点，缺少专家级分析人员和信息顾问，流于恶性竞争，始终进入不了主流期刊。而路透社、道琼斯、穆迪和博龙贝格以很成熟的财经产品强力打进中国市场。中国传媒的财经编辑、记者还欠成熟，对专家的符号系统和语境也不熟悉，不少财经记者不懂经济，现学现卖都不赶趟。专家也存在错位和受众错位等诸多问题。传媒涉及相关领域学科越来越多：如传播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管理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信息法学、情报学等，跨学科领域也加深。
热点问题、市场动态、时政、社会动态、舆情反应、舆情分析等社会、财经问题，是政府、企业、决策部门都十分关心的，这是制定公共政策和企业战略的依据。因此，财经分析是许多政策机构、市场机构必需开展的业务活动。信息分析领域，大众传播媒介（包括报刊、广播和电视）是舆情反应的一面镜子，它信息量大，反应及时，又有连续性，特别适于内容分析。专家要不时在报刊上露脸，政治家也最懂得与媒体打交道，知道什么消息该不该发，他们往往通过选择时间、地点、场合和信息量，来左右媒体对某一事件的报道。政府往往会在制定政策的同时，设计出争取民众支持的宣传方案。国家对传媒内容进行监管主要有三种方式：前端、中端和后端监管。前端监管指的是直接控制传媒及相关的产业的准入，中端监管指的是控制传媒内容的终审权和播发权，后端监管指的是对违反国家有关政策法规、损害国家利益的传媒行为进行及时有效的惩罚。过分依赖“三管齐下”的监管模式，是强化垄断地位，有违市场经济的原则，妨碍市场要素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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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数据？什么是信息？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智能？对这些基本概念如果没有清楚的认识，就不可能对相关学科的明确理解。分析首先从数据搜集开始。定性研究从来少不了数据，关键是如何选择数据来分析。数据（Data）是现实世界中被发现的事实（Fact）的编码表现，是用实体、属性和属性值3个变量进行描述记录的结果。信息（Information）是经过加工组织的、对决策者有意义的数据，知识（Knowledge）是对既有信息进行解释和评价的结果，它以某种有目的、有意义的方式处理信息，可表述或预测出信息之间的规律、原理性联系，包含信息真伪的评价。智能（Intelligence）则是指人们有效运用信息和知识的能力。它们的关系形成了一条“信息管理链”。（清华李希光 《新闻构架与国家利益》）
五、信息识别难度加大
以上谈了专家符号和语境，是同类对话基础。财经有财经的符号，人文有人文符号，军事述评有军语，外交、外经、外贸皆有术语，信息专家一看就知道信息源出自那里，单从符号知道信息出自是专家还是学人，是出自院校还是来自官员，具体到部、委、办、局。这就是信息识别。其中最重要的是——证伪。CIA、FBI、兰德的核心技术，一是内容分析，二就是比较分析。但内容分析再深刻也不及田野调查，不论科考、刑侦、还是新闻，一手材料都是无比重要的。二手资料的大量出现，就需要专事信息的分析机构，中国在内容分析上见长的机构并不多，做大的只有中经分析、中新社、新华社，入世后中国传媒有向综合信息服务业转移的大趋势。值得警惕的是信息垄断，这可是高级垄断，妨碍了市场空间的扩大。

中国的信息能力处于世界底层，仅为美国的8.6%，只有韩国的15.3%。国家统计局报告中指出，信息技术差距，（信息不对称）将使中国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极不利的地位。经贸发展、企业商机、消费者权益保证、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等都离不开及时获取准确信息。信息公开和信息自由成为世贸规则的基本要求和各国政府规制改革的主导方向。信息公开是贯穿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要求。信息公开不仅是贸易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各国政府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全面发展方面保障公民权的一项基本义务。公民对政府和公共部门拥有的公共信息享有知情权。
9.11后，是互联网时代的第一战，是全球信息战。我们对突然到来的信息战完全没准备，政府、机构及媒体则完全不适应。美军却早已做好信息战的准备工作，美国国际战略中心的《军事技术革命》报告很明确：信息革命是军事技术革命的核心。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的《21世纪联合作战构想》，陆海空特兵种分别提出的《21世纪部队》计划、《哥白尼》计划、《地平线》计划、《海龙》计划等等。正是这些战略计划，人们才被相互冲突，相互干扰，扑天盖地的信息所压到。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以39.7万美元与兰德签约，让这个著名的智囊公司来帮助做舆论工作。好莱坞和华纳是全世界最大的信息制造商。让全世界一股子美国味。谁有这么大的能量，谁能如此熟练的操纵媒体，让炭疽幽灵在全世界转个不停。是大财团，还是美军方。信息战主导下，干扰信息、泛信息、谣言、流言蜚语漫天飞。当经济环境不安全，消费信心下降，人们的恐惧压力增大，信息流也呈加速度。连续8周的轰炸也罢，炭疽也罢，金门大桥预警也罢，都像一场闹剧。自以为有决断的人，现在也找不着北了。天堂不再安全，信息战的破坏力可能比我们所预想的核生化的打击还要大。战争不仅在战场，也在市场上展开。战争不仅投炸弹，还要投食品、投收音机、传单、祈祷语录。在传媒、电视、商场、食品店、互联网、邮件、清真寺、广场、影院，在一切方面展开。不对称另类战争，使世界变得更加凶险。更多表现的是信息战。大众传媒成为一种战争工具。电视在这场战争中成为专用武器。这就是数字化时代的传媒。信息战最喜欢不对称，信息要是公开透明了，CIA、FBI、M-5、M-6还吃什么。
传媒发生的大变化，一是从受众角度，受众如何收听、收看、阅读新闻。一个是从传媒生产的角度，从记者、作者的角度来看传媒的变化。网络技术改变了人们使用新闻的方式。这将对新闻的生产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大多数人先通过电视看到这场袭击，电视的功能告诉观众发生了什么。第二天，报纸详细地报道了这场袭击，报纸告诉了读者更多的细节故事。再不满足的还可以上网查寻，通过网络人们展开同类对同类的交流和传播，所谓“Peer to Peer”。软件在网络上自动把相关的信息做链接，这是一个媒体聚合的时代，你可以通过各种接口获得新闻，手机、PDA，科技给媒体带来的变化， 9.11后很多人获得的新闻并不是来自专业新闻工作者制造的新闻，他们去的网站也不都是专业的媒体。传统新闻有一个中心，新闻主官把持通道，新媒体的变化使把关人变成边缘人。重要的传播是电邮，一份电子邮件组，有成千上万读者，且不是一般大众，而是某一专业领域的“分众”，这些信息所提供的背景和价值观，在传统媒体上看不到，把这些有用的、有价值的信息编到文章中去。人不仅在阅读新闻，而且也在生产新闻，包括没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数字化技术将把大家连接在一起。一台电脑，一部数码照相机，任何人都可以作为一个作者和出版商。这是一个媒体聚合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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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权力资本扩张
北京9家媒体建设的“千龙新闻网”，依托9家传媒的新闻资源，想形成影响最大的华人新闻网站。上海解放日报社、文新报业集团、东方电台、东方电视台等联合筹建了上海东方网。阳光卫视和新浪的联手，此举被人称为传统媒体“网变”，这种“网变”将变得愈加激烈。3年后，中国网民数量也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网络大国。中国网民人数将雄居世界榜首后，中文将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网上语言。2001年中国在移动通信、固定通信、宽带设施等领域都将成为世界第二大市场。继网络泡沬化破灭之后，有专家警告说：第二个泡沬是媒体。
9.11后，世界投资家把眼光盯着中国市场，包括传媒。2001年5月以来北京就至少出现五、六份新报纸，《华夏时报》、《信报》、《京华时报》等。其中，北大青鸟是投资媒体最积极的国内上市公司之一。中国入世全面开放传媒市场，立刻会涌现出大量的、新的平面媒体，因此北大青鸟收购的“媒体壳”，究竟有多大价值，值得怀疑。上市公司依靠粗陋不堪的网络经验去经营和投资媒体，会犯大错，网站也会倒霉，国内的上市公司弄不好也会重蹈网络股的覆辙。(安邦)
传媒入世的第一课，也许是产权制度的改革，随后才是知识产权。否则根本档不住猖獗盗版和抄袭。民营资本和国际资本从本质上说没有多大区别。它们都是以市场和投资回报为基本导向的。在传媒产业，在保证内容监管下，引入包括外资在内的非国有资本，从而增强中国传媒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新华传媒工场的出现,是新华在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具有新华社和香港泛华科技集团投资的背景，横跨传媒业界和国际资本，使国内出现了第一个从资本和产业运营角度的传媒服务商。在其新近出炉的《中国媒体投资报告.2001》中，对进入WTO后中国传媒的变局作了预测。几乎赢利的报业集团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盖大楼，形成所谓“大楼现象”，实力媒体在产业化过程中再投资的空间小，最保险的方式当然是投资盖房子了！传媒管理体制与传媒发展的冲突，垂直管理模式和跨媒体经营，分业与混业的冲突。从机关报刊到行业媒体、专业媒体，分别由不同的主管部门分兵把口，壁垒森严，做报纸的不许碰电视，做电视的不许碰出版……相对于那些全球化的大传媒集团所实施的报纸、期刊、电视台、电台、网络等跨媒体经营，垄断与多种经营模式之间冲突明显。我们从单一的内容制作，广告销售、市场培育，转变到综合信息服务。摆在中国媒体面前的路很严峻：发展机会，停滞死亡。在境外媒体紧逼下，谁能争得资本市场内资或外资的发展合作，谁就有机会。大媒体的出线也是强化垄断，在跨媒体经营，资源整合的背后是权力资本扩张。
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卸任前说：“我们这个星球正处于两种强大的、相互矛盾的力量所支配--全球化与边缘化，自由化与极权，民主化与专制，富裕与贫困在齐头并进。二极分化到什么程度，政策是对富人倾斜还是对穷人让渡。政府能否利用税收再分配政策来调控危机。处于变革中的人们，只有极少数才懂得这场变革的终极意义”。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大旗下,给了富人和想当富人的机会和预期,也给了穷人和绝望者以反抗的手段，发展中国家也找着一个理由，以专制集权方式来推进民主化和现代化。像家长打孩子：是为了孩子好。
中国传媒近年来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动向：1、大媒体影响力加强；2、权力资本扩张。3、大众对国际问题的关注力加强。媒体在引领人们干好事的同时,也引导人们干了些错事,但可以肯定，媒体再发展，再变化决不能变成大百货公司。媒体为了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还得保持公信力。反映中国精英的主流观点不会变，维护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会变。 （2001年12月20日）
信息源及参考资料：
除单注外，中经分析，人民网、“天元”数据
（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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