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权是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延伸

采访权是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延伸

　最近关于记者采访权的话题再次引起关注，因为记者在采访中被打的事件明显增多，人们都在呼吁出台保护记者履行职责的法律法规。深圳草拟了一份预防职务犯罪的条例，准备2004年内由市人大来审议。条例草案中谈到记者在预防职务犯罪中要发挥更大的监督作用，拥有知情权、无过错合理怀疑权、批评建议权和人身安全保障权。关于这些权利的讨论，各媒体正在热烈地进行中。这些权利的前提即采访权。
“权利”如果作为一种道德概念，含义可能是多样化的；而要作为一种法律概念，在大陆法系国家，必须可以直接援引具体的法律法规的条文，不可随意提出。我国属于大陆法系，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并没有记者“采访权”的概念，也没有深圳那个条例草案中提出的四个记者“权利”的概念。其中有些概念是从一般公民权利中推导出来的，采访权便是其中之一。
建国以来，我国的传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党政机关的一部分，因而记者采访工作也是党政工作的一部分，任何人接受采访亦被视为责无旁待的“任务”。现在情形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去年的报刊治理中，党政权力退出了少数党报党刊以外的较为广泛的传媒市场，传媒从编务到经营，均需自主管理，但由挂靠机关任命主要负责人、监督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舆论导向。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使用的是“监督”概念，不是直接干预。这种新情况下讨论“采访权”，应注意记者和传媒“权力”背景的弱化，采访成为记者职业的一道工作程序，不再是特权。

记者的职业所以被社会承认，在于人们需要传媒满足自己了解外部世界的需要，即获知的需要，才认可记者的采访权。因此，当记者是在为满足人们获知外部情况需要而服务的时候，他应当拥有采访权。每个人的身体和五官能够接触的外部世界是十分有限的，而传媒是人体的延伸，在这个意义上，传媒的工作人员----记者的采访权不过是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延伸。记者采访的权利亦是一种公民间自由交谈的权利，没有，也不应有其他的特权赋予。
记者既然是一种职业，而且还评职称，有助理记者、记者、主任记者和高级记者的区分，那他们的专业技术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当然会表现在写作（制作）方面，但我们都知道，新闻文体是各种文体中较为简单的一类；因而记者的专业技术更多地反映在采访技巧的纯熟方面。采访，就是公民间的一种交谈，不过交谈双方可能不熟悉，不像普通公民间的交谈，一般是在相识的人之间进行的。交谈，当然不能建立在强迫的基础上，需要对方自愿。在这种情况下，能否使得对方愿意接受采访，便要看记者的专业技术水平了。我们现在的一些记者，误以为记者很好当，只要拿出记者证，说我是记者，似乎对方就必须接受采访。如果是这样，记者就不需要评专业技术职称了，谁都会当记者。
但有一种情况，被采访一方有责任接受采访，这就是各级国家机关和其工作人员，因为他们是受公民委托服务于公民的。现在有些基层政权机关，已经规定公民有权利到他们那里查阅相关的文件，向专职人员了解政策。既然记者是服务于公民获知需要的社会专职人员，那么，接受记者采访对国家机关和其工作人员来说，是一种责任。如果他们在工作时间无正当理由而拒绝采访，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解决问题。当然，记者的采访也不应妨碍国家机关公务人员的正常工作。
如果对方拒绝接受采访，我们的记者现在普遍缺乏正面接触的经验，常常采用偷拍偷录的方式，这是违背职业规范的。许多国家的法律明令禁止这种行为，我国的法律虽然没有禁止条款，但也没有保障条款，因而这类采访，除非事情关涉到重大的公共利益，一般不宜采用。现在打开电视机，偷拍偷录的情形司空见惯，反映了我国记者法治意识的淡漠。
现在出现较多的记者采访被打的事件，大多由于被采访的当事方存在违法行为，怕被传媒曝光；少数情况，记者一方存在搔扰当事人正常工作和生活的前提。打人是违法行为，轻的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一、二款的法规依据惩处，重的有《刑法》第234、235和238条的法律依据来惩处。问题在于地方保护主义和有些司法部门不依法履行自己的职务。即使专门为保护记者而通过一种舆论监督方面的法律或法规，惩处打人的依据也只能是上面谈到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和《刑法》第234条等（故意伤害罪）。如果其中有党政权力机关的工作人员参与其中，甚至是主谋，《刑法》第238条中还有加重惩处的规定；还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八）项“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的规定，对“打记者”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提起行政诉讼。有的记者要求按照《刑法》第277条（妨害公务罪）来惩处，这说明记者的脑子里还把自己视为拥有“权力”的国家机关公务人员，而不是社会职业的一种。记者不是公务员，这一点在采访时要意识到，采访是你的工作，不是国家赋予的行政权力，而是人民赋予的服务于他们获知需要的一种延伸的公民的权利。
从目前采访违法事件的情况看，我们的记者或采取正面突破的方法，或采用偷拍偷录的方法。前者有可能遭遇被打，后者不受法律保护，无形中也在传播非法治的观念。侧面采访和迂回采访应是这种情形下的主要采访方式，但是现在我们记者很少在这方面表现出自己的才干，采访技巧太缺乏了。记者的采访是严肃的工作，不宜为了满足公众的集体偷窥欲和引起轰动效应而随意偷拍偷录。努力学习采访技巧，是解决这类问题的途径之一。有些记者采访不到新闻，常怪对方不配合，毫无惭愧之感；而侦察人员如果侦察不到情报而说敌人太狡猾，一定会被同行耻笑的。相形之下，就能看出现在记者的职业意识是薄弱的，仍潜存着“权力”意识。
记者的采访权是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延伸，这个观念应深入到记者的意识中，以便摆正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同时，我们也要呼吁保护记者，就像呼吁保障普通人的人身安全一样，也要保障记者采访时的人身安全。对打记者的主谋和凶手的惩处不力和不及时，是当前的一个普遍的问题。如果说另制定一个舆论监督法就能解决问题，我也会赞同制定一个这样的法律或法规；如果不可能出现奇迹，那么，现有的法律法规已经覆盖了这类问题，需要解决的是执法不利或无人执法的问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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