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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法的内涵及其对社会关系的调整
[摘 要] 本文在廓清传播法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考察中国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对大众传播的规范，提出传播法是用来调整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和与公民个人的关系。通过分类论证可以看出，中国法律缺乏对新闻自由和新闻活动的授权性条款，新闻法学界也很少对新闻自由的授权性条款进行研究和设计。只有对大众传播进行专门立法，才能做到将保护新闻自由和防止滥用新闻自由结合起来，既使传媒发挥好党和政府的喉舌作用，又承担起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载体的作用。我国80年代曾有过议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乃至电影立法的热潮。由于种种原因，立法被搁置下来，但研究有关法律还在学界进行着。上述所有法律可以统称为大众传播法，在本文中简称为传播法。
本文一方面要从不同层面廓清传播法的内涵和外延，另一方面要将传播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进行分类。从分类论证中可以看出，我国新闻法规的制定和新闻法学的研究中都存在着薄弱环节，即我国法律缺乏对新闻自由和新闻活动的授权性条款，我国新闻法学很少对新闻自由的授权性条款进行研究和设计。
传播法的内涵
“法”是指法律、法规、法令等。由于大众传播媒介涵盖报纸、新闻期刊、广播、电视，以至包括电影、网络等，因此所有这些领域中有关新闻法律的问题，都是大众传播法的范围。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传播活动不断地扩展，因此传播法的含义也在不断地扩大，其外延不断扩充。根据人类传播的五次革命的论点（语言---文字---印刷---电话、广播---电视---数字电子技术和空间技术），广播、电视的传播及互联网络的传播，都是传播的不同形式。为了规范所有这些媒介的活动，就出现了出版法、新闻法、广播电视法、网络法等等。就其本质而言，这些法律都是一致的，并且其大量内容都是相似的，特别是对它们在传播内容方面的规定，几乎都是一样的。所以，在有些国家，特别是立法较晚的国家，就一起为它们立法，称为大众传播法。《新闻传播法规》一书的作者张宗栋说：“……我们对有关新闻报道法规的研究，自亦应由报纸刊物为主的出版法，扩大到与所有各类型的传播媒介有关的法规。晚近，有些国家，如萨尔瓦多、多哥等国宪法，已使用‘传播’一辞，以便包括所有的新闻媒介在内，这是一项合乎时代的演进。”苏联剧变以后，俄罗斯就制定了“大众传播法”。从立法技术上来讲，显然是可取的。
传播法的存在形式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有成文法系和不成文法系的区别。大陆法系，如法国、德国、瑞士等，以成文法为主。成文法即由一定国家机关按一定程序，以规范文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法，如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的成文法。英美法系国家在传统上以习惯法及判例法为法律的主要渊源。习惯是在社会生活中经过长期实践而形成的为人们共同信守的行为规则。习惯法是指国家认可和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习惯。判例法，指法院可以援引，并作为审理同类案件的法律依据的判决和裁定。它具有约束本法院和下级法院的法律效力，是法的渊源之一。判例虽然只是就具体案件所作的判决，但经法院多次援引而被赋予一般规范的性质。不过，英美法系也是有部分成文法的，如美国的《信息自由法》和《阳光普照法案》，都是与大众传播息息相关的。所以严格来说，英美法系发展到现在，是判例法与成文法相结合。我国属于成文法国家。判例不作为法的渊源，属于适用法律所产生的法律文件，只对法院审理同一类案件具有参考价值。
新闻法的存在形式
适用于我国新闻事业的法律规范很多，按照法律规范制定的机关和效力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不同的渊源，即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
（一）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国家一切立法活动的基础。人们通常称宪法为“母法”，称普通法律为“子法”。新闻法作为一项普通法律，必须是以宪法为立法之根基。所以，研究新闻法的宪法根据是很有意义的。
我国宪法适用新闻事业的条文很多，至少有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七条，是直接适用新闻事业的。
“第二十二条 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它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
“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四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有的人说，新闻法是不属于宪法规定需要制定的法律，笔者认为不能这样看。宪法并不是明文写上哪些法需要专门制定，宪法在确定规范时涉及到的事业，都有着专门立法的宪法根据。不难看出，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国家发展新闻广播电视事业，这是最明确的新闻立法的宪法根据。因此应该说，第二十二条就是新闻立法的直接根据。
传播法的内涵及其对社会关系的调整
世界各国的宪法都有与新闻、出版有关的规定。最常见的条款是言论、出版自由（出版自由也可译成新闻自由）。许多国家的宪法关于这方面规定都比我国宪法规定得具体。例如：意大利宪法规定：“任何人均有以言论、著作及其它任何传播思想之方法，自由发表其思想之权利。”“出版无须得到准许或经过检查。”
西班牙宪法规定：“人民得以任何传播方法，自由发表其思想及言论，不受预先检查。”“在任何情况下，书籍或新闻纸，非有法院之命令，不得禁止发行。新闻纸非经确定判决，不得令其停刊。”
此外，还有一些国家宪法有“思想自由”、“表达意见之自由”等不同的表述方法。这些规定本身就是新闻事业的法律，在有些国家这些表述同时还为制定专门的新闻法提供了宪法依据。
还有一些国家宪法有关言论、出版的规定特别详尽，如葡萄牙宪法为317个字，希腊宪法为358个字，土耳其宪法共1000个字。（均按汉译文字数计算）宪法对言论、出版有如此详尽的规定，制定专门的新闻法就不一定需要了。
相比较而言，我国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过于简略，仅仅一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没有具体内容，因此就没有可操作性。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谁要提言论出版自由，就可能遭到三声棒喝：“你是要资产阶级自由还是要无产阶级自由？是要绝对的自由还是要相对的自由？是要抽象的自由还是要具体的自由”建国50多年来没有在报刊上切实讨论过如何实现言论、出版自由的问题，至于这方面的专题会议，无论是官方的还是学术的，都没有开过。这就使作为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领域中的实施和表现的新闻自由，在不少人中更成了避之惟恐不及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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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
法律包括基本法律和法律。基本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规定调整社会生活中重大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我国现行法制中三组最重要的基本法律为：《刑法》（1979年通过，1997年修订）和《刑事诉讼法》（1979 通过，1996年修正）、《民法通则》（1986年）和《民事诉讼法》（1991年）、《行政诉讼法》（1989年）和《行政处罚法》（1996年），同新闻活动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刑法规定犯罪和刑罚。作为最高的禁止性规范，包含了对新闻活动的约束。其中有很多煽动罪与新闻传播相关，如煽动分裂国家罪（第103条），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第105条），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第181条）侵犯商业秘密罪（第219条），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第221条），虚假广告罪（第222条），侮辱罪（第246条），诽谤罪（第246条），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第249条），出版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作品罪（第250条），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第278条）。此外还有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第363条），传播淫秽物品罪（第364条），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第398条），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第398条）等。
我国制定的许多专门法，都有同新闻活动有关的条款，如《统计法》（1983年通过，1996年修改）、《档案法》（1987年通过，1996年修改）、《保守国家秘密法》（1988年）、《传染病防治法》（19089年）、《邮政法》（199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1991年）《妇女权益保护法》（1992年）、《国家安全法》（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广告法》（1994年）、《 戒严法》（1996年）、《 防震减灾法》（1997年）、《证券法》（1998年）、《合同法》（19999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1999年）等。
（三）行政法规。行政法规是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领导和管理国家各项行政工作的各种规范性文件的总称，在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其效力和地位低于宪法和法律。例如，《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规定》（1985年）、《关于严历打击非法出版物的通知》（1987年）、《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1990年）、《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1994），是几个比较重要的行政法规。90年代，国务院加紧制定发布了一些管理大众传播媒介的行政法规，如《音像制品管理条例》（1994年）、《电影管理条例》（1996年）、《出版管理条例》（1997年）、《印刷业管理条例》（1997年）、《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这些行政法规几乎涵盖了所有大众传播媒介的管理。但所有这些条例都是为着国家机关便于实施对媒介的管理，而不是保护媒介从业者的权利。
（四）行政规章。部门规章是指国务院所属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委的权限内按照规定程序所制定的规定、办法、实施细则、规则等规范性文件。主要是广播电影电视部和新闻出版署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制订发布的有关报刊、广播、电视的专门规章。根据魏永征先生的分类，这类规章大致包括：
传播法的内涵及其对社会关系的调整
1、有关新闻媒介管理的规章。如新闻出版署于1988年发布《期刊管理暂行规定》，于1990年发布《报纸管理暂行规定》，在当时是比较完整的对报刊管理的法规性文件，以及《关于广播电台电视台设立审批管理办法》（1996年）等。
2、关于取缔、打击非法出版物的规章。根据国务院《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规定》、《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新闻出版署于1988年发布《关于认定淫秽及色情出版物的暂行规定》，于1989年发布《关于部分应取缔出版物认定标准的暂行规定》；1993年公安部与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关于鉴定淫秽录像带、淫秽图片有关总是的通知》，从实体到程序上为打击淫秽的和其它非法出版物提供了详细的依据。
3、“保密法”规章。根据《保守国家秘密法》，1992年国家保密局、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新闻出版署、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发布《新闻出版保密规定》。
4、有关新闻单位经济活动的管理规章。1988年新闻出版署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报社、期刊社、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在当时对报业经营活动的开展和报业经济的发展起了有益的推动作用。
5、有关新闻队伍建设的规章。如1993 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与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新闻队伍职业道德建设，禁止“有偿新闻”的通知》。1997年，中宣部、广电部、新闻出版署等又发布《关于禁止有偿新闻的若干规定》。
不过，有些学者对行政规章作为法规文件持有异议。
（五）地方性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按法定程序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以新闻管理为名的地方法规如1996年河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河北省新闻工作管理条例》。已经制定的规范报刊出版活动的地方法规有（1996）、《云南省出版条例》（1989年）、《上海市图书报刊管理条例》（1989年制定、1997年修改）、《北京市图书报刊音像市场管理条例》（1990年）、《安徽省图书报刊出版管理条例》（1996年）等。规范广播电视活动的地方法规有《山西省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95年）、《贵州省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6年）等。
在以上这五类法规文件中，就效力而言，宪法高于法律，法律高于行政法规，行政法规高于行政规章，行政规章高于地方性行政法规，后者必须服从前者，不能与前者发生抵触。但所有这些规范都具有强制性，都是必须遵守的。
传播法调整的三种社会关系
法律都是用来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的。传播法也是如此。我国新闻法方面的著作都是罗列和分析新闻法可能包含的内容，因而显得庞杂，并没有将新闻法实际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进行分类。笔者认为大众传播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可分三大类，即媒介与国家的关系，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媒介与公民个人的关系。
如前所述，各国的传播法形态不一。有的国家有专门的传播法或新闻法，有的国家则没有，只有散见于各种法律中的有关条款。就专门的新闻法而言，从名称到结构、内容都有是有很多不同的。但是新闻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几个方面基本上是相同的。
一是新闻法调整新闻与国家的关系，比如规定国家保护新闻自由和公民知情权、监督权；新闻不能泄露国家机密，不能煽动分裂国土，不能危害国家安全、扰乱社会治安等。
对于以上要调整的诸方面，在我国法律体系中以保密的法律规定最为完备。保密问题，是有关新闻媒介与国家政府的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如何理解和处理人民的“知情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新闻媒介的报道权与国家维护安全而必须的保密权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 第二条 对“国家秘密”的定义是：“国家秘密是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1992年6月12日，国家保密局、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新闻出版署、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发布的《新闻出版保密规定》提出：“新闻出版的保密工作，坚决贯彻既保守国家秘密又有利于新闻出版工作正常进行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规定了新闻出版保密实行自审与送审相结合的制度；通过内部途径反映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的制度；采访涉及国家秘密的事项的批准制度。
二是调整新闻与社会的关系，如规定新闻不能传播色情的文字、图片和画面，不能刊播虚假广告，不能误导证券市场，不能亵渎宗教等。在此领域，我国有比较多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为了便于认定在淫秽物品中较难认定的淫秽的或有淫秽色情内容的出版物，中国新闻出版署先后发布《关于重申严禁淫秽出版物的规定》（1998年）、《关于认定淫秽及色情出版物的暂行规定》（1988年）和《关于部分应取缔出版物认定标准的暂行规定》（1989年）。按照这些规章，黄色出版物被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类：淫秽出版物，第二类，色情出版物，第三类，夹杂淫秽内容的出版物。
传播法的内涵及其对社会关系的调整
其二，1999年7月开始实施的《证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禁止国家工作人员、新闻传播媒介从业人员和有关人员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严重影响证券交易。”“各种传播媒介传播证券交易信息必须真实、客观，禁止误导。”
其三，1995年2月开始实施的《广告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的广告业务，应当由其专门从事广告业务的机构办理，并依法办理兼营广告的登记。”《广告法》第十三条规定：“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能够使消费者辨明其为广告。大众传播媒介不得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发布广告。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发布的广告应当有广告标记，与其他非广告信息相区别，不得使消费者产生误解。”1997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广电部、新闻出版署和全国记协发布《关于禁止有偿新闻的若干规定》，把以新闻形式发布广告列为“有偿新闻”：“不得以新闻报道的形式为企业或产品做广告。凡收取费用的专版、专刊、专页、专栏、节目等，均属广告，必须有广告标识，与其他非广告信息相区别。”
三是调整新闻与公民个人的关系。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也是比较完备的。首先，在保护公民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等人身权利上，在《民法通则》中都有法可依。“第九十九条 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第一百条 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享有名称权。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有权使用、依法转让自己的名称。”“第一百条 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第一百零一条 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但现代国家普遍重视的隐私权在《民法通则》中没有规定。但《妇女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邮政法》、《收养法》、《商业银行法》、《统计法》等专门法都对隐私或个人的有关情况的保密作了规定。
此外，作为作者对其创作的作品所享有的民事权利的著作权，我国也为它制定了一部完整的法律，即于1990年9月7日由七届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为了让新闻媒介及其从业人员在调整这些关系中，能够尽职尽责，新闻从业者的权利和义务在一些国家的新闻法中也有不同形式的规定。我国尚无这样的法律。
我国法律缺乏对新闻自由和新闻活动的授权性条款
按照法律规范的调整的不同，可以分为授权性规范、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分别规定大众传播媒介可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和禁止做什么。在上面所谈的我国用法律调整大众传播与国家、与社会、与公民的关系，后二者比较完备，而前者则很不完备。这表现在我国法律对新闻新闻自由和新闻活动的授权性条款很少。
1990年12月新闻出版署发布《报纸管理暂行规定》，其一些规定可以视为义务性规范，该规定第七条规定：“我国的报纸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方针，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信息和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为人民群众提供健康的娱乐；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
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发布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中有7条禁止性规范。该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禁止制作、播放载有下列内容的节目：（1）危害国家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2）危害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3）煽动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4）泄露国家秘密的；（5）诽谤、侮辱他人的；（6）宣扬淫秽、迷信或者渲染暴力；（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
我国没有信息自由的法律规定，却不但有保护国家秘密的法律，还有独具中国特色的新闻统一发布制度。这也是一种义务性规范。它是以法律、法规或者与法规有差不多同样作用的执政党文件，来规定某些新闻和信息只能由国家指定的部门统一发布，其他传播媒介不得擅自报道。1987年中宣部等部门《关于改进新闻报道若干问题的意见》，重申新华社是“党作国家发布新闻的机关”，它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负责准确地、及时地统一发布党和政府的重要新闻。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先后在1990年发布《关于对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加强管理的规定》、在1993年发布《关于发表和出版有关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工作和生活情况作品的补充规定》，对出版社出版有关书籍和报刊发表有关作品作了严格规定。“凡发表和出版这类作品，必须严格执行送审制度。”此外，《气象条例》、《防汛条例》、《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防震减灾法》、《防震管理条例》，规定对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汛情、核事故、地震及其预报都必须实行统一发布的制度。”
即使法律规定实行统一发布制度的领域，也不时被借口保持社会稳定，大众传播媒介也不能自由地报道相关信息。1989年《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地如实通报和公布疫情……”但2003年上半年我国传媒在很大程度上被禁止报道“非典”蔓延的情况。
传播法的内涵及其对社会关系的调整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如前所述，新闻自由是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领域中的实施和表现。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则是指公民和媒介在媒介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所拥有的新闻报道和意见表达的自由权利。但如前所述，在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中，绝大部分内容是控制、管理新闻媒介的，有关新闻传播主体的自由和权利方面的内容则很少。
新闻自由权利这个题目下，可以列出许多具体的权利，其主要权利有：1、知情权((Right to Know)。公民有权了解政府及官员情况及其他社会信息。2、接近权（Right to Acess）。公众使用新闻媒介发表自已的意见的权利。3、舆论监督权（Right of 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介，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及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是人民参政议政的一种形式。”
现在很需要有专门的法律来保障和具体接顶这些权利。知情权和接近权至今都没有在任何法律中作过明确的规定，只有舆论监督权的字样在某些专门法中出现过。如1993年10月通过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国家鼓励、支持一切组织和个人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社会监督。大众传播媒介应当做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宣传，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2002年7月通过的《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七条规定：“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单位有进行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的义务，有对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利。”但由于这些法律都没有规定相应的具体权利、保护机制及法律责任等内容，实行起来还是有难度。而且这写毕竟是个别领域中的。
综上所述，我国法律在调整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与社会、与公民个人的关系时，只有传播与国家的关系方面的立法最不完备，表现在缺乏保护新闻自由和新闻活动的授权性条款。我国新闻法学也很少对新闻自由的授权性条款进行研究和设计。要使我国新闻制度和民主政治的建设与时俱进，就必须在我国法律法规中增立这样的授权性条款，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依靠几乎没有授权性条款的各种管理条例。为此，最佳的方式是进行专门的大众传播立法。因为只有立法才能做到将保护新闻自由和防止滥用新闻自由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既使传媒发挥好党和政府的喉舌作用，又承担起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载体的作用。
The Intension of Communication Law And Its Adjustment to Social Relations
Sun Xupei
(School of Journalism，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Abstract: In the first step, this article sheds light on the intension and extension of communication law, and wherefrom takes a look into the standardizing to mass communication by Chinese institution, laws,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departmental rules and local regulations.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that communication law aims to adjust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ss media and the state, the society, as well as the citizens. From the classified demonstration, we can see that Chinese Laws are in need of some empowering provisions on press freedom and journalistic practice, or seldom do communication law circles research or design the empowering provision on press freedom. Last but not least,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a special law on mass communication is vital to combine protecting press freedom with preventing the abuse of press freedom and, only by so doing, can mass media serve as the mouthpiece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meanwhile, act as the carrier of speech freedom and publishing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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