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斯诺赴延安采访的台前幕后

1936：斯诺赴延安采访的台前幕后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 1905-1972）是近代报道中国的最著名的西方记者之一。他的代表作《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半个多世纪以来影响巨大、长盛不衰，被认为是西方认识中国的基本读物。红军由此书为世界所知，斯诺由此书而成就功名。斯诺1936年7月的延安之行是此书的基石。当时，在中国的西方记者至少有二三十人，比如《京津泰晤士报》的爱泼斯坦(Israel Epstern，1915-2005)，合众国际社的厄尔·利夫（Earl Leaf，1905-1980）、美国《亚洲》杂志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 )以及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James Bertram,1910-1993）、德国记者罕斯·希伯（Hans Shippe, 1897-1941）等，其中不乏想去红区探奇者，但为什么只有斯诺如愿以偿？传统的解释多倾向于斯诺对中国革命的殷切同情，但当时具有亲共倾向的西方记者大有甚于斯诺之人，比如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 1892-1950)，史氏乃美国左翼激进记者，在上海与中共地下党有直接联系，亟盼采访中共领导人，但她赴延安采访的时间却屈居斯诺之后（1937年1月才应中共邀请到达延安）。显然，成就斯诺进入红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仅靠斯诺单枪匹马一腔热情还不够。由于当时的复杂情况，斯诺没有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充分交代他到红区采访的来龙去脉, 以至后人在这个问题上多语焉不详，留下了不少谜团。

19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学界斯诺研究的深入发展，随着前苏联国家档案的逐渐解密，上述脉络逐渐清晰起来。本文在梳理近年来斯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三个方面诠释斯诺成功进入红区采访的原因。
一、 斯诺采访红军的主观情形和经济处境
斯诺1928年到中国，先后在上海、北京以写稿、教书谋生，其间与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大量接触，逐渐同情中国革命，产生了向世界揭示红军的欲望，此类论述甚多，不一而足，以下是一个较典型的对斯诺去红区采访的解释：
在中国居住７年之后的斯诺感到没有很好地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不了解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极大的憾事。外界关于中共和红军的离奇传说令他大为迷惑，喜欢冒险、坚持眼见为实的信念的斯诺决定亲自到红区看一看，他想法设法开始打听到去红区的途径……19３６年６月在宋庆龄和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来到红色中国——陕北苏区（蒋建农等：1999：2页）
显然，去红区的采访欲望首先出于新闻记者探奇的本能，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开篇时像屈原的“天问”一样对红军提出了80多个问题，然后写道：
1936年6月，我的一位中国好友带给我中国西北出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这后来终于成为导致蒋介石总司令被扣的惊人事件，扭转了中国历史的潮流。但是，当时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在得到上述消息的同时，了解到我可能有办法进入红区。这需要我立即动身，机会千载难逢，不能错过，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设法打破这已经持续了9年的新闻封锁……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探明事情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斯诺:1979:6）
冒险精神在斯诺的生命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美国学者勃纳德·托玛斯（S.Banard Thomas）将其研究斯诺的著作命名为《冒险的岁月》并不奇怪。斯诺年轻时在纽约曾炒过股，漂洋过海时曾混过船票，1930年代在北平经济困窘时曾赌马赢过1000美元从而转危为安，（Hamilton：1988：11.14.&50）这些都能体现斯诺的冒险性格。
1990年代美国的研究者根据斯诺的日记和书信发掘了促使斯诺去红区探索的其他原因，其中之一乃出于经济上的压力：1933年，斯诺夫妇辗转来到北平，情况似乎还是不错的，据其日记可知：“在北平，一个新闻记者可以过得像一个银行董事长那样阔绰，即使他的收入不高”。斯诺夫妇住四合院，仅主人房就有6间之多，还有仆人、厨师、花匠、人力车夫，每年大约花1000多美元，但奇怪的是，斯诺仍然感到生活拮据。（托玛斯：1999：131-133）也许是因为斯诺对金钱有较高的要求使然，他曾想在30岁前发财致富，30岁后潜心写作，他的一生中一直为金钱和写作双丰收奋斗。（托玛斯：1999：26）
研究斯诺的美国学者汉密尔顿（John Maxwell Hamilton）发现：美国的经济萧条直接影响了新闻联社（Consolidated Press）的财政收入, 令斯诺的自在生活受到威胁。1933年新闻联社开始减少斯诺的薪水，到年底就干脆辞退他了。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斯诺向《纽约先驱论坛报》、《芝加哥日报》和其他美国报纸多次写信询问受聘记者的可能性但均未成功。（Hamilton：198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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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纳德·托玛斯认为：
从更世俗的意义上看来，斯诺是个必须以工作谋生的记者，他确实一直在忙于财务上的安排。按照合同，他仍需要完成一本书，而《红星照耀中国》，除了其他属性外还应是一本旅游书，一本不落俗套的旅游书，是他一直想写的那种书。（托玛斯，1999：161）
1935年4月，斯诺写信给友人说：“这一年过得很快乐，但经济上很紧张，尤其是当美元贬值时”。（托玛斯：1999：135）
斯诺当时给许多美国媒体供稿，比如，美联社、新闻联社、《星期六晚邮报》、《纽约太阳报》、《伦敦每日新闻报》等，并以稿费为主要生活来源。在1930-1940年代的10年间，斯诺仅从《星期六晚邮报》得到的稿费就达25万美元（托玛斯：1999：132）。
顺便提一句，斯诺去红区采访不是没有犹豫的，根据斯诺前夫人海伦·斯诺的回忆，正当斯诺踌躇不决时，是她做了有力的推动，她说：“绝对没错，你必须去一趟”。（海伦·斯诺：1986：194）
二、出版商的推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战场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英美的通讯社和出版商一度将中国看成是热点，特别对神秘的中国工农红军感兴趣。几乎在斯诺考虑采访红区的同时（甚至可能还要早些），出版商就不断要求活跃的斯诺去尝试采访红区，1932年，斯诺曾对他的出版代理说自己准备从上海的红色分子那里弄张访问中国苏维埃的护照，他说“我几乎要成功了，但在最后的时刻我联系的共产党人对我产生了怀疑，他失踪了，我也再没法和他联系。”（Hamilton：1988：63）。1932年斯诺写完《远东前线》一书后，开始认真考虑访问红色根据地的时间。1933年，出版商哈利逊·史密斯(Harrison Smith)写信给斯诺，谈到书市的某些现象时写道：“中国题材在这里似乎只有小说才有销路，但我相信，一旦有作者写出一部引人入胜的非小说（为何不该是你），那奇怪的禁区就会被打破。”不久史密斯和哈斯公司（Smith&Haas）预付斯诺750美金斯诺，约他在1934年底前写一本关于红色中国或其他主题的书。（Hamilton：1988：60。）而斯诺立即“很高兴地收下来”，并保证到年底完成初稿。（托玛斯：199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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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商推动斯诺去红区采访这一点也得到了某些中国研究者的认同，武际良指出：
1934年，美国出版商哈里逊·史密斯曾经提议同斯诺签定一项合同，并预付稿费７５０美元，要他写一本关于红色中国的书……1935年《英国每日先驱报》也建议资助他作一次旅行，以获得关于红色中国的真相”。１９３６年，张学良与共产党合作，西安到延安的道路解禁，斯诺放下手里正在写的书，将要去红区作旅行的想法告诉了《纽约太阳报》和《每日先驱报》，得到支持，后者还负担他此行的全部费用，成功后有奖金，兰登出版社也向他约稿，并预付了少量稿费。（武际良：1992：１５２）
去红区前，斯诺在给出版商的一封绝密信件中说：“我明天将去红色中国会见毛泽东，我将旅行、拍照，写我喜欢的东西。假如我达到目的，那将是世界大事。”（Hamilton：1988：69）
显然，在出版商的推动下，斯诺加快了去延安的步伐，尽管他与出版社的合同严重脱期——直到1937年秋冬之季《红星照耀中国》才问世。斯诺陕北之行的全部费用1000美元都由报社报销（托玛斯：1990：135）。斯诺交稿时将书名定为《我到了红色中国》，《红星照耀中国》的名字是出版商改定的，由此可见出版界在斯诺成名前后担任的重要角色。（托玛斯：1990：161）
三、中共对外宣传的急需和毛泽东的亲自安排
前面提到过，当时在中国采访的西方记者至少有20多人，其中很多人都想去延安采访，但为什么成功者是斯诺？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认为此事出于偶然：
《西行漫记》之所以成为一部斯诺名著，是因为它的成书恰逢其时。当时，埃德加-斯诺正年届而立且在中国度过了七年的记者生涯。1936年，中国共产党刚刚胜利地完成了他们从中国东南到西北的大撤退，并着手于他们的统一战线战略。正当他们欲把其战斗历程公之于世的时候，恰逢斯诺这位外国记者来华，而他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今天，本书的读者应注意到上述因素的偶合。（费正清“引言”，见斯诺《红星照耀中国》，1992）
传统研究认为斯诺访问红区的关键人物有两个人：一个是中共地下党员俞启威（黄敬），一个是宋庆龄。斯诺自己说：
……到1936年6月，我听到了中国西北出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在西安府指挥剿总的张学良元帅，与共产党达成秘密的停战协议。一位朋友告诉我，在他的帮助下，有可能到陕北和甘肃省去旅行一次，当时红军主力正由全国各地向那里集中。 我去到上海，再次见到了孙中山的夫人。我求助于她。不久，在1936年春季，宋庆龄很快做了安排。（Lois W Snow:198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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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提到的那位“朋友”就是俞启威。根据汉密尔顿的研究，1936年3月俞启威曾答应帮助斯诺联系去红区采访，但他不久就消失了，斯诺5月去上海找宋庆龄、鲁迅、艾黎和史沫特来等人，希望得到访问红色根据地的机会。此举还引起史沫特来的不快，因为她也想去延安。斯诺回到北京后，徐冰给了他一封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一般认为斯诺红区之行俞起了很大作用，汉密尔顿指出：“……从共产党的观点看，一个记者的访问会有特殊作用，可以宣传共产党是值得大众支持的抗战力量……”。汉密尔顿认为之所以选择斯诺，是斯诺的“国籍、他的社会联系和他的独立性格”使然：
中国记者得不到治外法权的保障，如果找英国、法国或德国记者，他们国家的治外特权已经给他们带来极坏的名声。如果找俄国记者则会引起各国的怀疑……只有找美国记者，其中斯诺是最理想的。史沫特莱与中国的左翼联系过于密切，容易有党派的嫌疑。斯诺比较中立。（Hamilton：1988：69）
勃纳德·托玛斯认为，斯诺在其著述中强调了在去红区采访过程中孙夫人的重要作用，而忽略了俞启威。当时，国际共运人士路易·艾黎（Rewi Alley,1897-1987）在上海的住所有秘密电台可与红军联络，当时有人请求找一个诚实的西方记者和一个西方培训的医生去延安。孙夫人当时问斯诺是否能去，斯诺答应了。（托玛斯：1999：１６１）

是什么人发出的请求呢？1992年，武际良指出：
……他（斯诺）立即提出去红区采访的要求。而就在前不久，毛和周从陕北来信要她物色一位公平正直的外国记者和医生到苏区考察，以便争取国际上了解中国的抗日主张。（武际良：1992年：１５４）
传统的说法倾向于斯诺主动要求采访红军，但武际良的这段话显然表明请斯诺赴红区采访是出于红军高层领导的要求和安排，是一种策划的结果。然而，由于这种说法没有显示出足够的证据，在学界一直形只影单，直到最近才得到海外研究者的呼应——2005年，英国伦敦大学的Chang & Halliday的研究披露，毛泽东是决定斯诺进入红区的始作俑者，研究指出：
[红军]与斯诺相遇不是偶然的。那年[1936年]春天， 毛曾经让上海的地下党找一个能发表作品的外国记者和一个医生。经过慎重考虑，毛邀请了斯诺，因为斯诺具备多方面条件：他是一个美国人；他为具有影响的《星期六晚邮报》和《纽约先锋论坛报》写稿；并具有同情心。斯诺1936年7月进入红区，同行的还有黎巴嫩裔美国人马海德医生(George Hatern)，他的药箱里装了许多机密文件…… （Chang & Halliday,2005：198-99）
以往的很多研究曾指出斯诺进入红区采访是毛泽东批复的，比如王正合编选的资料表明“1933年出版商哈利逊·史密斯写信给斯诺，建议他访问中国共产党人和红色根据地，并预付750元定金。得到定金后他（斯诺）去燕京大学找熟人, 共产党员俞启威和徐冰帮他开了一封介绍信。中共华北局负责人刘少奇委托柯庆施用隐型墨水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王正和：2001：192-194）然而，还没有人明确提出斯诺进入红区采访是出于毛泽东的策划。Chang & Halliday 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的论断基于新解禁的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档案材料。（Chang & Halliday,2005：769）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发表后，其影响达到甚至超过了中共的预期，在中国和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红军和毛泽东的伟大形象树立起来了，一批批年轻人从各地开赴延安。毛泽东后来说：“斯诺著作的功劳可与大禹治水相比”。（Chang & Halliday,2005：198-199）
结论
关于斯诺的陕北之行还有更多的猜测，比如一些人认为，共产国际曾直接插手，１９３６年斯诺曾把北大教授俄国流亡者谢尔盖·波列沃伊看作是红区可能的中间人，因后者与中共和共产国际都有联系；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1908-1993）在有关长征的著作中也推测共产国际曾建议中国红军应建立国际联系，这个建议可能为中共邀请斯诺访问铺平了道路。（托玛斯：1999：１６１）
显然，促成斯诺1936年的陕北之行的原因是综合的、多方面的，研究者不能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随着更多史料的发现，对斯诺与中国革命关系之研究必将更加丰满。 （作者系山东大学（威海）环境新闻与国际传媒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主要参考文献：
1 John Maxwell Hamilton (1988), Edgar Snow, a Biograph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 Jung Chang & Jon Halliday(2005), Mao: The Unknown Story, London: Jonathan Cap Random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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