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历史的口语化重写

《往事》╠╠历史的口语化重写

　
近几年，谈话节目在中国大陆可谓风起云涌，光中央台频道就“陈列”着《实话实说》、《对话》、《朋友》、《聊天》、《讲述》等纯谈话节目，全国几乎各省电视台、城市台都有数档谈话节目。我想兴起的原因有二：一是社会的急剧变革，竞争给每一个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心理压力，人们需要倾诉、聆听，通过语言的交流达到焦虑的释解；二是当下兴起的解构主义哲学，使任何试图对真理的阐释成为众多话语体系之一，很难有一种话语进入绝对中心。现实环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极端开放性话语环境，多数观点是无绝对对，也无绝对错，因而说话者的说话空间大了，可争论的东西也自然多了，这就为谈话性节目（尤其是议论性节目）的兴起提供了良好土壤。
湖北电视台《往事》栏目自2000年12月31日，世纪之交的前夜诞生，貌似有追逐“谈话”之风之嫌，其实是在广袤的谈话节目的土地上开垦了一块国内电视界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一、它力避电视谈话节目的“追星”风，不做名人明星，而是关注与观众身份相似的小人物的命运，深切的平民关怀，更能持久地打动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心；二、《往事》以讲故事为基本形式，追求主人公命运的跌宕起伏即一种戏剧化人生，符合国人喜欢听故事的民族传统接受心理；三、栏目定位于“小人物，大命运”，即小人物的命运故事后一定有大的历史背景的依托，换一角度说，《往事》人物的戏剧化命运的或然性后必须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于是，个人与历史统一起来，人间真情与历史理性统一起来；四、它充分满足了人类普遍的怀旧心理需要。从心理学解释：怀旧是一种心理倒退，通过倒退获得心理释缓，因此无论是成功人士还是遇挫者都有此“怀旧”情结。

《往事》的本体可以说是对历史的个体化感性叙述。 这一叙述具有两大特征。
（一） 历史复述的非客观性。
按新历史主义创始者福柯的观点，历史是由政治书写，我们看到的历史都是非客观的。从绝对意义上说，福柯的观点是对的，它揭示了历史重写中意识形态的影响，即后人总是站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上甚至直接站在某一阶级政治立场上来重写历史（既然历史的复现是带有意识形态性、政治性，由此与历史的本真状态有一定距离，因此，我在此只能称历史的书写为历史的重写，历史的讲述为历史的复述）。《往事》节目对历史的讲述本体上是对历史的口语式书写，因此也逾越不了历史书写的非客观性的牢笼。反过来说，《往事》也正是承认了历史书写的非客观性这一基础，它才放开手脚，充分发挥电视手段，让编导的历史理性蕴藉于双重叙事中：1、通过选择题材，选择讲述人，剪辑当事人的历史复述，来体现编导的历史主体意识；2、外景内容的设计、拍摄更能直接、自由地展现编导对历史的主观认识。《往事》的外景有交待主人公生存环境的，有展现事发地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有为加快叙述节奏以画外音直接了当地交待情节的。总之，《往事》外景所发挥的叙述功能多样而灵活，最直接地反映了编导通过主人公命运而对历史的体认。
在《往事》栏目中，其实都是今人（当事人、编导）说“往事”，都在以今天的现实背景为依托来重述历史，这自然存在历史叙述的现代视角，从而使“古”中也兼备了独特的新闻性，从而产生接受效果的最大化。
（二） 历史书写的口语式使历史的重述更真实，更富人本意识。
历史的重写在《往事》中是以口语化形式出场的。电视谈话节目中叙述人的语言一般是脱口而出，主持人的提问对叙述人是临场突然而至，因此在无心理防备下的叙事人的口语回答远比郑重的书写更具真实（无掩饰），甚至呈现出诸多无意识。所以口语化的历史重写比文字记载的历史更本真，更人本化和人性化。
《往事》把受众带入中国现当代不同时期的历史，尤其带入到不同时期的人文环境。《故事，铭刻在雪山》，通过把氧气让给战友，自己甘当人梯的刘连满的故事，使我们重温五、六十年代那种绝对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一封信与一位女知青》及《此情可问天》，把我们带入单纯、热情、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和牺牲精神的知青岁月；《中国合作医疗之父秦湘官》，拨动了合作医疗时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弦音。难能可贵的是，《往事》栏目组十多位30岁上下的青年编导，在历史重述的非客观性基础上充分发挥编导的主体意识，以积极的历史态度把握自己并未亲历的遥远历史，使《往事》节目产生出怀旧而不伤感的“往事如歌”的积极昂扬的审美效果。这与当下不少忽视媒体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性的电视节目相比是难能可贵，尤值称道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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