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跨地区监督”？:以广东报纸的监督性报道为例

如何看待“跨地区监督”？:以广东报纸的三篇监督性报道为例

　“跨地区监督”是相对于当地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报道而言的，指的是一个地区的新闻媒体对发生在外地的人和事的监督性报道。
可以说，《南方周末》称得上是进行“跨地区监督”的典范。身处广东的《南方周末》，其舆论监督的触角遍及全国各地。《南方周末》的这种报道方式已为国内一些新闻媒体所认同与仿效。
下面从广东报纸的三篇批评性报道来分析“跨地区监督”的特征，存在原因，发挥的作用，并结合现状作一些简单的评价。
广东报纸的三篇监督性报道
一、湖北体育彩票事件：
2001年４月２０日晚，武汉洪山体育馆路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第０１０３１期体育彩票现场开奖，但在开奖过程中，有人发现在用以开奖的７０个乒乓球中有６个被人为做了手脚，球中竟藏有螺帽 ，其中包括一个９号球，两个７号球，三个１号球。现场彩民一片震惊。最后由公安部门宣布对此事立案调查，但湖北的媒体被禁止报道。《南方周末》记者在接到举报后，迅速飞至武汉进行采访调查，于4月26日公开报道了开奖舞弊事件的全过程。
二、2001年上海交通大学招生“黑幕”事件:：
2001年8月17日，新语丝网站转贴了一篇《上海交通大学2001年招生黑幕》的文章，披露交大今年招生中一份注明委托推荐人背景资料的考生名单，这些向校方打招呼、递条子‘开后门’的委托人，有中央、地方的高官和名人，这些特殊考生享有一般考生无法享受的优惠条件，大部分被交通大学录取。

20日，《南方周末》记者展开了相应的调查，让事件有了大致的眉目。校方证实，该材料的确出自交大。记者经过一一核对，发现有花名册显示，上海考生共八十二人，录取六十一人，其中十一人的考分低于交大今年投档控制线，另有低于理工科投档控制线的十三人，报考工商管理和国际金融与贸易专业。从而推翻了校方“《招生黑幕》中所列名单中考生基本未被交通大学录取，而录取学生的高考分数也达到该校录取分数线。”的说法。校方最终承认交大的招生工作“有错误”、“管理不严”。但由此引发了人们对整个考试制度的思考。
三、广东电白高考舞弊事件:
去年高考前夕，电白县（属于粤西南的茂名市）一群学生投书广州《新快报》报社，举报本县有群人企图利用ＢＰ机在高考时作弊。７月４日，记者秘密到达电白县城水东镇，对来信反映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实地暗访，发现令人震惊的高考规模作弊内幕。《新快报》在采访的同时，及时向有关管理部门作了反映，使有关方面采取大规模行动调查电白高考舞弊事件，最终涉嫌舞弊人员被惩处。
“跨地区监督”的特征
上述三篇新闻报道无一例外都属于“跨地区监督”，如广东电白高考舞弊事件最早由广州《羊城晚报》所属子报《新快报》采访和正式报道，湖北体育彩票事件最早由《南方周末》独家报道，上海交大招生“黑幕”事件也是由《南方周末》最早正式报道。“跨地区监督”所具有的一些典型特征，从分析这三则监督报道的共同点可以体现出来：
1． 三篇报道都是揭露性、批评性报道。
舆论监督并非单纯指批评，但批评报道无疑是舆论监督的主要部分。批评报道往往是就一部分人的违法违纪或有损社会公德的行为所作的揭露。外地媒体记者的采写批评监督性报道，要饱尝更多的艰辛。他们往往看的是冷面孔，坐的是冷板凳，听的是冷言冷语。被批者不露面，知情者回避，领导则无可奉告，这些都增加了采访的难度。记者在采访上海交大招生事件和湖北体育彩票事件过程中，涉及该事件的参与者及有关领导对事件的介绍也是淡而化之，力求回避主要问题。有时记者不得不用隐性采访的方式（如去电白采访就是如此），虽然隐性采访有利于避开一些人为障碍，并能增加新闻报道的生动感和感染力，但由于它一直处于“暗箱操作”，采访有可能因种种局限而有“单向性” 、片面性。这都更需要记者不畏困难，敢于坚持，并使采访更加广泛和深入。
2． 三篇报道都是外地媒体自己得到新闻线索进行实地采访调查后报道，或者是从其他媒体的部分报道中挖出源头，揭露出其中的新闻内幕。
新闻界通俗的说法，是把前者称作“打老虎”，而把后者称作“打受伤的老虎”。媒体将纪检部门已经处理、司法部门已经判处的案子加以报道和评论，实质上是一种信息发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打死老虎”。如《新快报》采访披露电白舞弊事件、《南方周末》采访披露湖北体育彩票事件，都是首先因有知情人向报社举报获得线索后开始的；有关上海交大招生事件的消息最早出现于互联网上，但只是不做肯定的部分披露，其后《南方周末》以此为线索做了深度采访报道，最终揭露了整个事件过程。这些无疑都属于“打老虎” 或“打受伤的老虎”。
“打死老虎”没有风险，“打老虎”或“打受伤的老虎”风险很大，是传媒和记者怀着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甘冒风险才能做得出来的。一条由媒体自己发掘披露的重大负面典型的监督性报道，它对社会和传媒本身产生的正面效应，是远远超过那些做表面文章的一般性正面报道，当然也大于那种“打死老虎”的信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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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篇报道都采取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和立场，并讲究报道策略和批评艺术。
首先，采访和报道要全面、公正和平衡。在现实采访中，舆论监督的对象往往因为事情泄漏，面临曝光危险而恼羞成怒，轻者不接受采访、不予合作，重者则恶言相向甚至围攻、殴打记者。出于避免冲突等原因，一些记者多以不采访的方式避开与被监督对象的正面交锋。但由于不听取被披露者意见，往往会使整个报道不够全面和客观，内容有失偏颇，使监督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会引起新闻纠纷。而本文涉及的三篇报道都对被披露一方进行了采访，并将他们对事件的不同观点和看法表述于报道中，使采访比较全面，使报道公正和平衡。
其次，报道用事实说话，记者不当“裁判”。因为批评报道一旦刊出，不可避免会涉及到被报道者的利益，从而产生顶牛效应，轻则被纠缠不休，重则被告上法庭。所以记者要运用客观手法，用准确的事实说话，不加自己的观点和评价，或者将倾向性寓于客观报道中。那么，被批评者也就无话可说了。如《新快报》对电白舞弊事件的报道就完全是以第三者的口吻记述记者自己的所见所闻，其中既没有议论的成分，也没有渲染的色彩。《南方周末》对湖北体育彩票事件的独家报道仅是忠实地描述了开奖现场的整个过程，而把是非判断留给了读者。《南方周末》对上海交大招生事件的报道也只是将记者所能采访到的人及其说法一一罗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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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篇报道所产生的影响较大，所披露出来的问题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处理。
批评报道不是把社会生活中的负面简单地拿到媒体上曝光和亮相，而应侧重于抓住问题的来龙去脉，挖出问题的“根源”，并最终报道出问题的处理结果，使其发挥积极的、有教育意义和震慑作用的良好效果。这样才能显示新闻批评报道的威力，体现舆论监督的真正意义。《新快报》在披露电白舞弊事件过程中，就将此事及时向广东省教育厅、省公安厅及当地县政府、教办、公安局作了反映，使问题很快得到了处理，相关人员也得到了惩处。《南方周末》在披露上海交大招考事件和湖北体育彩票事件之后，根据事态发展过程对它们作了跟踪、连续报道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事件深层次的思考，其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
“跨地区监督”存在的原因
1.媒体本地舆论监督难，使媒体将舆论监督重心向异地监督方向发展。
我国实行党管新闻，但媒体的主管部门只是在它们同级政府的管辖区内才能行使新闻管理职责，因此媒体的活动被严格限制在一定的行政区划内。媒体在管理自己、决定自身命运的党政部门面前，处于软弱无力的状况。本来，地方媒体贴近实际、接近群众，舆论监督的信息灵，但就开展批评而言，优势变成了劣势，一些地方的权力机关为了本地、本单位的政绩、形象和声誉不受影响，把舆论监督视为“捅漏子”，并担心会越捅越大，所以对舆论监督总是采取消极和抵触的态度，对揭露当地问题采取抵制的做法。如对上海交大招生事件的报道，上海当地的媒体就收到有关部门的指令，不准报道这一“黑幕”，于是上海的媒体就没有出声；湖北的媒体同样遭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明确禁止，不准当地媒体报道体育彩票事件，只是在此事被外地的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无法再通过禁令“捂盖子”的情况下，湖北的媒体才得允许陆续刊播了简讯式的报道。“别人的报纸我们管不着，自己的报纸还管不住吗？”就是这些抵制监督的权力者的最好表白。这种当地监督难的困境，使媒体监督开始寻求向外地发展的道路。
2. “本地管本地”的地域观念，使新闻主管部门只是注重有关本地的舆论监督报道出不出问题，对“曝远不曝近”则可忍受。于是乎，一些媒体对外省外地的丑事不惜版面，而对本省本地区出现的问题却噤若寒蝉，披露甚少。以《南方周末》为例，它也极少有广东省内的负面报道。当然，更多的地方是，“别的地方的事你也别去监督，你别给我们找麻烦就行。”本地少监督，外地别监督，正是几年来我国舆论监督没有腐败发展快的原因。
3. “人情风”对媒体本地监督的冲击。
当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说情风”。地方媒体与外地媒体相比，有着距离近的特点，有关单位、有关当事人的关系与采编人员的人际关系比较直接，如果他们找媒体说情，拉关系，送礼物，请宴席，有时甚至活动高层打招呼，那么当地媒体的监督报道即使不会胎死腹中，也不可能不影响到批评报道的深度。
4. 当地媒体出于自身经济效益的考虑，对有关本地的舆论监督报道往往瞻前顾后，顾虑重重。在媒体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一些媒体首先考虑的是关乎生存的“经济效益”，而放弃了一些原则，与地方党政部门，有关职能部门，一些实权单位及有实力的企业打交道拉关系，还要争取一些广告客户的支持。特别是地方媒体的广告和发行市场一般都在当地，而它们已经成为媒体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如果应“曝光”的对象恰好是当地媒体的广告客户或发行大户，这些媒体都要三思而后行。如某媒体领导就对部属吩咐，今后凡采写批评报道，一定要事先与自家的广告经营部联系，不能因得罪广告客户，而影响经济收入。可想而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当地舆论监督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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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地区监督”的作用
“跨地区监督”是我国舆论监督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比较特殊的现象，它的出现和存在，对我国的舆论监督的实施有着重要的作用：
1．媒体监督可冲破地方保护主义的禁锢，真正发挥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
在西方国家如美日等国，政府不掌握面向国内的新闻传播媒介，对私营企业性质的媒体机构不能发出政策性指令，而是千方百计和新闻界建立起各种联系以施加影响，利用它们传播有利于政府的新闻和舆论，因而西方国家媒体在实施本地批评报道时受制权力的程度比较小。但在我国，由于政府和媒介的上级主管部门在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媒体受权力机关的制约就要大得多。与异地媒体相比，本地媒体更是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如在报道去年的湖南嘉禾高考舞弊事件中，《长沙晚报》的一位采访记者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这是作为弱势媒体记者的悲哀。”因为上面打招呼：湖南省内一切媒体立即停止对嘉禾高考舞弊丑闻的一切正面、反面报道，只能采用新华社的稿件，于是湖南媒体派往嘉禾采访的记者纷纷被召回。这位晚报记者所写的一篇长达5000字的详细报道稿件也因此胎死腹中，但是他的稿件随后却被《南方周末》全文刊登。

因此，在我国现行新闻管理体制下，如果本地监督不力，有“跨地区监督”的存在作为有效的辅助，这对打击丑恶腐败现象和行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新快报》的记者不去暗访披露出广东电白县高考舞弊的丑闻，又有谁会知道这种高考制度下的恶行？如果《南方周末》不将湖北体育彩票舞弊的现象暴露出来，其始终处于暗箱操作中，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2．异地媒体一般不会因顾及事发当地的广告、发行市场而使报道受到限制，受当地“人情风”的干扰程度也不会很大。
地方媒体的广告、发行市场主要在当地，其报道的对象又是身边的人和事，即使它们能不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但也可能要顾及媒体自身的利益问题，因而它们也可能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或曝小不曝大，其报道的客观性、全面性将成问题。相对而言，异地媒体主要的广告、发行市场不在当地，受这种干扰的可能性很小，因而其报道可以较为客观、全面。
由于地缘上的接近性，被采访对象可能对当地媒体的采访有所顾忌，他们担心当地媒体在迫不得已时会不遵守不透露新闻来源的承诺，会将他们曝光，甚至会因此遭到打击报复，于是对事实情况有所保留。相对而言，异地媒体与当地的各种联系要少得多，被批评者可利用的说情渠道要少得多，被采访对象顾忌也就少得多。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地方媒体与地方政府部门的隶属关系，再加上地方媒体的地方人情观念和自身利益关系，的确有不少向当地媒体举报情况的知情人士受到打击报复的现象。因而就有很多的知情人不愿向本地媒体举报情况而宁愿向异地媒体透露事实的例子。
3．一个地方的权力机关对本地媒体的舆论监督报道是很容易控制的，但对于外地媒体就不容易控制，所以它可以捂住当地人之口，但只要有跨地区监督存在，就无法捂住世人之口。异地媒体的报道会形成更大舆论压力，更加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曾经有过这样的现象，刊登有跨地区监督的报道的异地报纸刚到当地，就被神秘“收购”，这种现象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跨地区监督”的影响力。本文涉及的三篇舆论监督报道都产生过很大的威力。湖北的媒体最初也是被禁止报道体育彩票事件的，虽然有不少省内观众从电视台的直播现场发现了问题，但事件只能是小范围的不确定地私下流传，如果不是《南方周末》对此事的公开披露形成舆论压力，此事就可能不会很快得到处理。
发展趋势展望
从舆论监督本身的涵义看，广义的舆论监督是指公民通过新闻媒介对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众人物的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事务的批评、建议（引自王强华，魏永征编《舆论监督与新闻纠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它本无禁区，应是对一切社会不良现象的揭露和报道。那种按行政管辖权来划分舆论监督权的做法，实际上是有悖舆论监督宗旨的。
但结合报纸的行销范围来看，“跨地区监督”这个说法，也还是能够成立的，并且将可能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
即使是在新闻法制比较健全，并一贯以新闻自由为标榜的西方国家，也不乏新闻媒体进行跨地区揭露批评报道的现象。西方国家新闻媒体基于自由独立原则，虽然受政府直接干预控制较少，但它们并非超然世外，它们在行使批评监督职能时，也要受各种社会势力的影响。特别是在广告和发行成了决定它们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时，它们受拥有大企业或大财团的影响相对于我国媒体就要大得多。于是西方国家新闻媒体的揭露批评报道就呈现出这样一个特征：媒体无论大小，它们对于政府官员，甚至总统，似乎都敢进行揭露批评性报道，但对于一些企业和财团的此类报道就远没有那样大胆；特别是地方媒体，它们生存发展的资金来源主要在当地，就更要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因而揭露批评当地企业和财团的报道甚少，而披露外地的企业法人则顾忌少得多。

   
如何看待“跨地区监督”？:以广东报纸的三篇监督性报道为例 　
虽然我国目前存在的“跨地区监督”现象主要根源于我国的新闻管理体制，但随着我国舆论监督法制的健全，政府对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直接控制的职能将会逐步减弱，因而这种根源下产生的“跨地区监督”现象可能慢慢消减。只是随着我国媒体企业化经营程度的提高，媒体对广告和发行的依赖程度会加大，这种跨地区批评报道模式只要不人为地压制，在我国将有扩大化的趋势。
在我国媒体集团化发展进程中，媒体的跨地区发展将是一种趋势。这种媒体跨地区的发展，必然有跨地区的报道，这当中当然也包含跨地区的舆论监督报道。从这个角度来看，媒体的“跨地区监督”也是一种趋势。
“跨地区监督”的更高要求
“跨地区监督”应该比本地监督要求更高。
一、对于获得的新闻线索要仔细分析，不能仅仅因为它有意思，读者会有兴趣，就决定采写，还要分析当地的政治、经济形势，如果会因这篇报道对全局形势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就应该暂时不写，或者只写内参。
二、对于过分敏感的问题（特别是一时根本解决不了的全局性的棘手问题），暂时也不要去采写。
三、尽最大可能采访被批评者，不但要让人说话，还要让人说够，采写出来的报道要全面、客观、公正、平衡。
四、异地采访对于记者和编辑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异地媒体在获得采访线索难、核实情况难等方面，都很不容易。这就要求媒体派出进行异地采访报道的记者必须有更敏锐的新闻嗅角，更扎实的采访作风，更高的政策水平，更多的法律知识和与报道相关题材的各种知识。编辑在审稿时要慎之又慎，努力发现报道可能存在的疑点和失误。
五、一旦遇到报道出现与当地权威机关发生争议，只要人家没有在事实上掩盖和歪曲，就要乐于发表人家的不同意见。一旦出现报道上的失误，哪怕是局部失实，也敢于在报上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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