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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鸿影视时评》自序
处在世纪、甚至千年的转折点上，也处在中国社会历史的转折点上，同时也处在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全球化背景中，与这样一个纷纭复杂的舞台相联系，中国的影视文化也班驳陆离、意味深长，一方面它受到这样一个历史语境的制约，另一方面它又呈现了这一历史语境，因此，解读当前这一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其实也是解读中国影视文化所遭遇的这一历史语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解读处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的我们自己。也许，正因为这样的一种动机，我又集成了这部自己关于90年代以来中国影视文化批评的第三本小书。1997年出版的《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1998年出版的《镜像阅读——90年代影视文化随想》主要包括了我1998年以前所写的关于90年代中国影视文化的文字，而现在这本书收集的则是从1998年至今所写的数十篇文章。这些文章或长或短，可以说是对近年来影视文化现象的一种“应急”反映，其中有描述、有阐释，也有分析，有个人体验，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自己对当前影视文化一种批判性的反省。
从90年代初期开始直到现在，我从业余从事影视批评到后来成为了专业的影视文化学者和评论者，其间竟然已经10年，当年比我更早或者同时进入影视批评领域的许多人如今都已经另择高枝或者已经将当年的主业当作副业了，而我至今还依然如故，俨然已经成为乐此不疲的识图老马了。细细想来，这也许是因为自己过分依赖生活惯性，不知道还有什么更适合自己所做的事情，也许更是因为我喜欢影视这样一种语言载体，视听合一、时空融合、逼真性与假定性相互依存、艺术感性与思维理性都变成了直观的声像符号，而且，影视艺术由于它将公众仪式、商业消费和审美快感的功能合为一体，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时代风尚、流行趣味都密不可分，这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种诱惑，带给我一种品赏、阅读、阐释和介入的乐趣。我想，研究评论影视作品、现象和观念，不仅是自己的一种生活职业，同时也是自己介入生活的一种方式，我通过对影视文化的批评，不仅可以表达自己对于电影电视，对于艺术文化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表达自己对于历史与现实、生命和生活、人性与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理解，而且这种理解还能够通过媒介得到传达，产生有限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才能努力地保持对社会的热情，也保持着思想和人格不至于在物欲横流的处境中完全失去独立和真诚。
记得我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留在北京师范大学当教师的时候，写了第一篇在报纸上发表的电视剧评论，当时因为觉得写这种“报栏”文章似乎不是一个学者所为，所以用了一个笔名，当我第一次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也很怕同行看到。但是，从内心来说，我愿意通过更大众的媒介表达我自己的思想和看法，就像我喜欢在大教室中给许多学生上课、讲演一样。所以，后来我慢慢说服了自己，一个学者在大学课堂上如果深入浅出地给学生讲课，可能是一个好老师，那么一个学者如果能够在媒介上将自己的学问和思想深入浅出地传达给受众，为什么就应该汗颜呢？知识分子，并不必然只是关在象牙之塔中，传播知识、理想、文明、信仰、价值观念同样是我们的职责。此后，我无论在电视上还是报刊媒介上，都很少再使用笔名，我相信自己行为对于社会和对于自己的正当性，我用自己的方式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当然，由于大众媒介本身有它所遵循的政治经济逻辑，因而这种逻辑常常制约着、歪曲着我们的思想，同时当我们用一种日常的语言表述的时候，思想会受语言的制约，内容受形式的逼迫，很可能会陷入不是我们言说着语言而是语言言说着我们的陷阱，所以，我们需要经常地提醒和反省自己，尽管这样做并不容易，我所能做的就是在精英意识与大众意识之间、在知识分子立场与社会主流立场之间、在学术修辞与媒介修辞之间寻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点而已，而我的批评之长处和短处也大都源于斯。
看看自己所写的这些影视批评，虽然有自己的风格，自己的行文个性，甚至有一种热情和气势，但从文字消费的角度看，似乎还不够激烈、不够剑拔弩张，总体上都显得比较温和，点到即止。这种批评态度也许与自己的某些观念有关。我常常把黑格尔的理念论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立场混在一起，总以为，一方面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另一方面又相信任何存在都具有片面的合理性。所以，在批评中，我所做的则是将批评的对象放到特定的环境中，观察和分析它与特定环境的关系以及它如何介入这个环境。如果这样，批评也许就不只是来自于自以为是的先验真理，而来自于我们所遭遇的这种现实。如果说，别人与我的批评没有共鸣，那首先是因为我们批评的立场不同，更本质上来说，是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不同，而已。
近年来，因为慢慢远离了血气方刚的年龄，也就逐渐不习惯那种自以为是的批评态度和舍我其谁的判断方式，当年自己也曾经心仪的所谓“片面的深刻”已经应该有新一代人来展示了，而我则越来越希望无论是文化或是其他，都应该尽量地维持一种多样化甚至多元化的格局，多样多元，也就有了多种的参照、选择、比较、竞争，历史都是一次性的，如果我们别无选择，那么我们就无法知道其他的选择更好或者更不好，更何况我们的处境不同判断好坏的标准其实也不同。所以，当我在新千年到来之际，应一家电视刊物之约，写一篇除旧布新的文章的时候，我写了这样几段话：
《尹鸿影视时评》自序
新世纪的中国电视文化，应该不仅仅是一种被平均化、单一化、模式化的“大众”的文化，而应该是一种多元的丰富的现代文化，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它不仅是那些数量上占优势的大众的文化，而且也是那些在数量上并不占多数的大众中的若干小众的文化；它不仅要满足受众宣泄、松弛、好奇的娱乐性需要，它也要满足人们认识世界、参与社会、变革现实的创造性需要；它不仅要适应受众已经形成的主流电视观看经验和文化接受习惯，而且也要提供新鲜、生动的前卫和边缘的文化经验以促进人文化接受水平和能力的不断提高。总之，未来的电视文化既不是一种少数人垄断的霸权文化，也不是由“多数人”垄断的霸权文化，既不只是一种传达强制性意识的宣教文化，也不只是一种供大家相逢一笑的消遣文化，它不能用一种普遍主义的专制来否定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它应该是一种多元的文化，一种大众与小众、共性与个性、高雅与通俗、主流与边缘、认同与超越、正统与前卫、男性化与女性化、国际化与本土化、传播与接受相互补充、相互参照的并存、互动的文化，它承认所有人的文化权利，它尊重人们所有的精神需求，只有这样，电视才能真正成为现代文化的一个充满活力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政客获取政治权利和商人获取经济利润的工具。
……
在任何时代，思想的多样性、个性的多样性、风格的多样性、精神的多样性都始终是人类社会繁荣、健康、发展的文化基础，正如同古希腊文明、文艺复兴，也正如我们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时代，我们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所一再证明的那样。这是全世界的共识：文化的多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提，正是那无数的溪涧沟壑为人类文明的江河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汩汩泉源。正如一位文化学者曾经正确地指出，“当共同世界只能从一个方面被看见，只能从一个视点呈现出来的时候，它的末日也就到来了” 垄断、单一、霸权——无论是以专制者的名义或者是以“大众”、“人民”的名义——永远都是对民主、对人权、对人的发展的最大威胁。
我想，这正是我对于未来影视文化的一种想象。
最后，对本书的编选做些说明。书中的文字绝大多数都曾经在媒介上公开发表过，这次在编选过程中做了少量的修改，主要是为了成书需要而做的技术上的修改，观点基本维持原样，尽管随着世界本身的变化以及处在这种变化中的自我的变化，我已经意识到自己原来某些观点所存在的种种疑问，但我没有重新订正，一方面，我把这些文字看作是90年代末期中国影视文化的一份备忘，另一方面也看着是我自己学术和批评过程的一份备忘。
全书除附录外，共三部分。第一部份，主要是在社会历史背景中对近年来中国影视文化的宏观描述和分析；第二部分，是对近年来一些受到人们关注的重要影视文化现象、影视人物的阐释和批评；第三部分，则是对若干具体的影视作品的读解和评论。三部分构成了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一个大致架构。而附录一，征得作者同意，收入了两篇采访文章，它们从不同侧面概括了我对于电影电视、对于文化、对于生活、对于事业和自己的某些看法，无非是供人供己作为参照。附录二则选择了几篇自己写的与影视无关的文章。我做博士论文时曾经比较深入地研究过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学，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而放弃了，但其影响在我的学术谱系中还是清晰可见的。我始终认为，精神分析和符号学/结构主义构成了20世纪最重要的两种人文社会科学思路，后来的各种主义、学派、学说都与这两种思想的变种和演化息息相关。此处收录的是一篇序言，表明了我对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说的基本理解。其余几篇小文，聊供侧面一瞥而已。最后是一个10来年自己所著所译的一个主要目录。其中早先甚至早几年写作的某些文章，现在自己读来都会捧腹，档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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