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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动态调整:报道组织研究之三
策划与组织新闻报道的主旨在于对报道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以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而资源配置在不同的情况下具体的操作方法也往往不同。一般说来，对于可预见的事件性或非事件性新闻报道、重大活动报道以及媒介自己设定的议题报道，策划能够早于事件和活动开始的时间进行，资源的配置成为策划中可以从容安排的一项内容，诸如派多少名记者前往哪些地区、携带哪些设备等，在报道方案中便作为主要内容之一有了明确规划。但对于那些无法预见的突发性事件的报道，由于策划只能在获知报道线索甚至在第一组报道已经播发的情况下才随后展开，报道的资源配置就会先于策划进行应急性的安排。因为对于大量的突发性新闻报道，媒介都要争分夺秒地抢时效，无论报道策划是否已经在做，媒介首先需要派出第一批记者赶赴事发现场，在第一时间将消息传达给受众。对于报道组织者来说，遇到这种情况的机会可能比遇到前一种情况略少一些，但在这种情况下面临的挑战显然严峻得多。这就需要研究如何在难以预知并且变化无常的情境下迅速地配置报道资源，并且进行动态性的报道调整。对于各类型新闻媒介来说，在突发性事件报道中必须抢先派往现场的人力物力是不一样的，报社人员可能是最容易轻装上阵的，他们只要携带笔记本电脑、移动电话和摄影机就能胜任报道工作。广播电台的记者需要携带现场录音设备，也能够像报社记者一样独立行动。比较麻烦的是电视台记者，他们需要携带的设备比较多、也比较笨重，而且无法独自一人行动，必须以小组为基本单位集体进行采访，因此对交通设备的要求也更高一些。另外，即便同一个媒介，不同的报道选题，对报道人员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对设备装置也有不同需要，这些都是报道组织者必须考虑周全的。有时，对一些偏远地区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报道，要考虑的还不单纯是派出人员和设备的数量、组合问题，交通途径、通讯联络的方法也是必须事先谋划的。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发生时，中国青年报临时派出了一个4人采访小组奔赴现场，后来以一组系列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获得了中国新闻奖。组织这次报道的编辑后来总结经验时，强调了这样两处细节，一是人员配置，“报社决定抽雷收麦（当时任黑龙江记者站站长）、李伟中、叶研三位记者，外加一位实习生贾永。为什么要抽他们几位，而不是别人？这里就有个编辑对记者的了解程度和判断问题。一名成熟的编辑，他要了解作者（包括记者、通讯员），谁适合干什么，不适合干什么，要一清二楚。大兴安岭火灾这种灾难性报道不同于一般性的报道，它需要记者玩命、不怕苦，采访要深入，思想要有深度，能控制局面，而这几位恰恰具备这种特点。为什么外加一位实习生，这一方面是给实习生一个锻炼的机会，同时也可以给记者们提供一个联络人员。在组织记者过程中，也存在一个合理结构的问题。”这位编辑强调的第二点是安排交通和通讯问题。在报道策划会议召开的第二天，记者出发。“说到记者出发，也许有人以为这与编辑无关。其实，这也是误解。一个好编辑不应只是坐在家里编稿子而已，凡是与所组织的报道有关的事项无论巨细，他都要亲自过问并提供给记者以尽可能多的支持、帮助。你想一下，大兴安岭火灾已经燃烧了一周多，记者应尽快赶到现场，但去大兴安岭，交通又不便，该怎么办？这就有一个如何使记者行动起来的问题。我们经过多方努力，最后得到了空军司令部的支持，记者坐上空军部队运送紧急灭火物资的飞机，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了现场，保证了采访的时效性。记者去了，接着又有一个通讯问题，稿子怎样才能及时传回来？此前，我们在这方面有过教训：记者到了采访地点，别说传稿子，就是人在哪儿也摸不清。这次去大兴安岭，我们为此搞了几种通讯方式，可惜运行中也出了一些问题。”（注1）中国青年报组织大兴安岭报道时这番经历很生动地说明了在突发性新闻报道中，报道的组织者对报道力量的配置必须合理，对报道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困难要有充分的考虑，预先想出对策。
我认为，对报道资源的合理配置主要应考虑这几个方面：
（一）、人力物力配备与报道选题的重要程度、操作难度、运行环境相匹配。比如对报道深度要求较高的选题，所派人员的理论素养、业务水平应相对较高；采访环境如果比较艰苦、复杂，所派人员必须吃苦耐劳、善于应变，所携带的设备也应质量过硬、使用轻便、易于修理；对专业性较强的报道，所派人员和后方编辑都应该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报道经验。
（二）、派出人员和设备装置的组合结构合理、优势互补。重大报道一般需要多名记者协同作战，他们之间应该形成梯队或上下级关系，既听命于坐镇家中的总指挥，又能在情况突发变动时有自己的领导核心。这些派出人员能否彼此信任和了解、能否相互合作，以及他们的能力是否长短互补、能够形成合力，都会影响报道的成败，在选派人员时就在充分考虑这些方面的因素。同样，设备的配置也同样要考虑在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优势互补，保证对各种场面能应付自如。
报道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动态调整:报道组织研究之三
（三）、报道的前后两方力量能够配合和协调。重大报道的派出人员作为一种流动力量必须与相对稳定的编辑后方保持联系，使指令和信息在前后方之间顺利传递，使稿件能够及时得到处理和播发，因此，报道的组织者对报道资源的配置还包括对工作流程作出明确的安排、对每个岗位的责任作出明确规定，比如稿件到达有关编辑手中的直通渠道要有保障，努力减少中间环节，使整个报道工作具有合理高效的运行框架。
（四）、对实现人力物力配置正常运行的所有过程性细节有周密安排。像派出人员和设备如何到达目的地、在报道运行过程中人员和设备如果有损失如何进行补救、稿件传递中如出现意外如何处理，等等，这些过程性细节都是配置报道资源时就要尽可能作出充分估计的。
当然，对于那些无法事先进行策划的报道，在获得新闻线索的第一瞬间就要非常周密和科学地进行报道资源配置，是非常困难的，操作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报道组织者的直觉和经验。因此，报道的资源配置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将随着报道策划的推进而不断完善。比如1998年1月10日河北张家口地区发生地震，中央电视台在当天上午距“新闻30分”节目的播出时间只差10分钟的时候得到新闻线索，来不及进行策划，就先派出第一路记者直奔地震局，同时要求第二路记者待命随时准备行动。第一批出发的记者赶在“新闻30分”结束之间传回了消息，使中央电视台成为我国第一家发布这条突发性新闻的媒介。在这条消息还没有传回编辑部的时候，第二路记者就起身向西北方向出发了，编辑在收到消息之后立即通知这组游动记者准确的事件发生地点。这之后，第二批记者也预备好了御寒大衣、食品和药品，出发去支援先头部队。下午2点，新闻中心报题会上，采访部、军事部、“新闻30分”、地方组、联播组和评论组等部门的负责人聚在一起，开始策划报道，一位副台长也亲临会议进行部署。到当天晚上，就有三路记者抵达了灾区，“新闻联播”、“焦点访谈”、“晚间新闻”、“零点新闻”都进行了相关的递进报道。第二天早晨，新闻中心再次开会研究报道情况，为了加强各部门记者在灾区采访工作的组织和协调，减少“车轮式”采访给灾区造成的工作负担，决定派采访部一位副主任赶赴灾区，统一协调采访部、评论部、“新闻30分”等部门记者在灾区的报道。当天下的报题会上又成立了新闻中心后期统一报道组，各部门分工合作，由采访部主任负责统一协调。由于这种动态式的部署和调整非常及时到位，中央电视台在随后十几天的报道中，有条不紊地播发了大量精彩的报道，以至世界各大通讯社的驻华机构纷纷要求购买他们有关地震灾区的最新图像。（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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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进程中的动态调整不仅仅是对报道资源配置的调整，还包括根据情况的变动，对原先报道设计的调整，调整的内容可能涉及报道设计方案中所包含的各个方面。归纳起来，主要有：
（一）、报道思路的调整。
这是报道策划中最大的调整。报道思路的改变意味着对报道选题的重新认识，并且相应地要改变报道范围和重心、报道规模、报道方法等。由于这几乎是对原来报道策划的全盘否定，所以实际工作中采用并不多，除非确实遇到与原来设想大相径庭的情况，或遇到无法抗拒的阻力。它同时也说明，原来的报道策划不适合实际要求、不现实，在最初设计中有很大的疏忽和漏洞，考虑不慎重、不细致。如1988年，曾有一家报纸组织过一场《如何看待收入差距》的讨论式报道。当时，经济改革还不成熟，严重的分配不公是人们议论纷纷大发牢骚的热门话题。这个报道披露了小车司机和公共汽车司机、医院医生和宾馆医生等不同职业的收入差距，立即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然而，报道只进行了两期就停下来了，原因是分配不公问题虽在社会上严重存在，也和“群众脉搏”贴得很近，但它涉及到体制、政策、部门、企业的方方面面，在实际工作中一时还没法解决；从当时中央精神看，对于这类前进中出现的问题，一时也不可能拿出成型的方案和措施，所以，在宣传报道中也不宜强化。此外，关于大城市的房改、交通等问题，也出现过报道上操之过急的情况，于解决问题无益，还激化了矛盾。后来，客观条件成熟了，这类报道再抓起来，效果就比较好。
报道思路的改变，可能是全盘推翻正在进行的报道，也可能是改变原来的报道选题，如由报道Ａ主题转为报道Ｂ主题，还可以是报道态度的变化，如由褒或贬变为中性的讨论，等等。
（二）、报道内容的调整。
通常在不变更报道思路的前提下补充或压缩报道内容，改变原来的发稿计划。这也是对报道计划较大的调整。如1991年经济日报的“三角债”报道，原定报道内容主要是围绕大连起重机厂的欠人和人欠债务情况及还债情况，进行追踪报道，使读者从中看到“三角债”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促进问题的解决。但由于中央对清理“三角债”有了新的布署，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原定的报道内容就不能胜任新的要求，这样，在基本依照原报道思路的基础上，扩大了报道范围，增加了新的报道内容。可见，报道内容的调整，是报道的预期目标有了改变使然。目标一改变，报道面与报道重点也随之改变，就必须调整原来的发稿计划。
报道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动态调整:报道组织研究之三
（三）、报道规模的调整。
通过延长或缩短报道时间，增加或减少报道篇幅，提高或降低报道的版面地位等手段，改变报道的阵势和力度。调整报道规模常常是随调整报道内容而来，如“三角债”报道的内容调整后，就只有延长报道时间，增加报道篇幅，提高版面地位。原定只有10组稿件，后来实际见报的栏头就达到26次，各类报道60多篇，一版头条就有十多篇。
（四）、报道方式的调整。
指变更报道的组织方式，使报道取得好的效果。前面我们说到过几种报道组织方式，它们在实际运用中并不相互排斥，能够组合运用，并能由一种报道方式转变到另一种报道方式。报道方式的改变，是根据报道思路的修正和报道内容的调整而来的，如前文中谈到的经济日报关于“三角六”的讨论，原来的设计是刊登记者采写的新闻，后来这条新闻在报社内两度引起争议，才促使新的报道思路逐渐明朗，变客观报道为组织讨论，这样，讨论式就成了这个报道调整后的形式。
（五）、报道力量与报道机制的调整。
改变原定的报道人员部署和资金与技术设备的配置，建立新的报道机制等，前面已有专门论述。其实这种调整是由报道内容和报道规模的调整而来的，如经济日报的“三角债”报道本来是由工交部、记者部一同策划和操作的，后来报道规模扩大了，参与这个报道的人员也不断增多，评论部、财贸部、辽宁记者站、上海记者站、北京记者站、吉林记者站、广东记者站、安徽记者站、山西记者站等，共有十几个部门的记者投入了这场报道战役，这才使报道面大大扩展，报道声势大大加强。
总之，新闻报道策划与新闻报道实施是并驾齐驱、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在报道进行的过程中，策划者需要自始至终地接受反馈，并据此随时修正报道方案，从而有效地控制报道活动，促使报道尽可能实现效果目标。
本文对新闻传播的策划与组织所作的理论与实务的探讨，不可能穷尽这一领域中所有已经出现、正在出现和将会出现的现象和问题，而且可以肯定的是，立足于宏观编辑角度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必然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因为实践已经雄辩地说明，对新闻传播活动的策划与组织实际是横跨媒介传播、经营、管理等诸多领域的一个边缘性课题，这项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需要有更多不同学科背景的有识之士协力推进。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已经来临的新世纪中，我国各类新闻媒介在市场竞争大潮中的不断开拓创新，以及我国新一代新闻传播研究者们的不懈求索，一定能使这项研究获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注释：
1、郑兴东：《好新闻后面－－编辑耕耘录》，第222－225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
2、肖许：《“体现了大台风范”－－中央电视台张北地震报道侧记》，刊于《中国记者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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