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主义的变迁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主义的变迁

　　晚清（1840年—1912年），是清朝统治的晚期，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还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开启了晚清时期，清朝统治力量开始衰落，西方列强迫使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以武力获得在华利益。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得清朝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主义的变迁，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主义的变迁

　　从十九世纪后五十年到二十世纪前三十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混乱的时期。内乱外战，延绵不断，政局动荡，国势渐微，眼见皇位不保，清廷被迫变法以延帝祚，虽苦心经营，亦难挽颓势，终于在督抚的胁迫和革命党造反这两股力量的冲击下一朝瓦解。在导致清帝逊位的政治角力中，督抚、他们手里的新军及他们所代表的地方势力起着从内部瓦解朝廷的作用，不容小觑。实际上，在辛亥起事前十一年，大权在握的督抚们已经不露声色地与清廷分庭抗礼，庚子年的“东南互保”与造反无异，清廷竟无奈地忍受了朝臣的羞辱。地方势力的兴起与他们摆脱朝廷控制的能力逐渐增强，成了晚清政治的一大特色，它奠定了清末宪政预案中地方自治的民意基础和民初的联省自治运动。在清末民初，虽然地方主义和联省自治都曾被地方势力用作与中央集权做斗争的政治工具，但它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创新，起到了探索和实验的功效。

　　清朝的中央集权制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最完备的制度，除了旨在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还有一层深意：加强对汉人及汉人官吏的控制。自清朝入关到太平天国起义前的二百多年里，权力牢牢控制在皇帝和满族王室、满族官吏的手里。清廷在与太平天国作战中连遭败绩，形势危急，不得不起用像曾国藩这样的汉人募兵平叛；在剿灭太平军之后，又不得不起用李鸿章的淮军围剿捻军。因作战的紧迫，朝廷给了督抚在地方上募勇练兵、荐官任事和筹饷理财的权力，待持续二十多年的内乱平定后，清朝最有作战实力的军队已完全落入了汉人之手。不仅如此，原先由中央支配各省的人事和财政大权也落到了汉人督抚手里。宣统继位后，摄政王及皇室权贵难以忍受地方势力日益坐大，曾想利用筹备立宪的时机，收回督抚手中的权力，但立即受到督抚及地方势力的顽强抵抗。在朝廷与地方势力的明争暗斗中，暴发了四川的“保路运动”，紧接着，武昌城里响起了催命的枪声。

　　武昌首义，各省督抚纷纷通电独立，清帝在各省一片独立声中黯然逊位。革命党人请漂泊海外的孙中山回国组织临时政府。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南京国民 政府由各省实力派要员或由他们推荐的人士组成，兵权在省，立法与财政权在省，中央政府无兵无钱，国家的政治重心在省一级。此时的中华民国，实际上成了一个松散的联邦国家。

　　南北议和之后，袁世凯接替孙中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上任不久，便开始筹划从财政改革上入手，强行分税制，把各省的主要税种控制在中央，继而又下令严禁各省向外国银行借款，此举基本上把各省的财政权收归中央。接着又开始削督、废省、收兵权，企图一举消灭地方自治势力，集权中央，为复辟帝政铺路。南方各省对袁世凯推行中央集权的强烈不满引发了反袁的“二次革命”。袁世凯暗杀宋教人，也把国民党人推向了反袁的同盟军中。

　　国民党在与袁世凯的斗争中也和各省督军一样，打起了地方自治旗帜，借以反对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值得思考的是，虽然在后来的北伐战争及南京国民 政府时期，国民党在政治上又渐渐走向集权，但孙中山和国民党其他领袖当时在政治上的确是倾向于地方自治的，县级自治、省级自治一直是孙中山“宪法之治”的核心内容。《建国大纲》第十六条规定：“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国民代表会得选举省长，为本省自治之监督”；第二十三条规定：“全国有过半数省份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孙中山民国五年在上海政见演说会演讲时亦说：“地方自治者，国之础石也。础不坚，则石不固。观五年来之现象，可以知之，今后当注全力于地方自治。

　　民初的联省自治本是清末地方主义的延伸，它的出现有着特殊、复杂的政治背景和思想背景。清末西学东渐，西方宪政思想开始影响中国知识分子。戊戌变法失败后，像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维新人士纷纷避难海外，大量学生东渡日本求学，他们广泛接触明治维新后已经成熟起来的日本政治制度，了解英、美、法、瑞士的联邦政治和自由主义的宪政思想，把联邦主义的理论和国外的地方自治经验传播到国内，留学生、维新派、革命党人在自治理论研究和思想的传播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外来思想家中，卢梭对中国早期联邦思想的形成影响最大，梁启超1901年发表了《卢梭学案》，辛亥革命时，各省的独立运动便以梁启超介绍的卢梭思想做理论基础。美国学者杜威在应邀来华演讲时，把美国的联邦制度和美国的政治自由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完美的结合。胡适也有这种思想，大力宣传杜威的学说，这是对期待中国由地方自治起步逐渐实现宪政的人们的肯定和鼓励，使他们的奋斗有了目标。检阅民初报刊，从辛亥革命直到抗战前南京政府执政的十年里，介绍、研究、宣传地方自治、联邦主义、联省自治的文章多如牛毛，众多著名的学者、文人、政府官员、报刊编辑都写过这方面的文章，的确起到了舆论导向作用。但也应该看到，民初西方宪政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所造成的影响，主要还是在学术界和知识分子。联省自治的更实在原因，是袁世凯死后各省对北洋系武人把持下的中央政府的极度失望、对军阀连年内战的怨恨和无奈之举。尤其是当国民党以广东为基地公开讨伐北京政府之后，夹在南北之间的各省地方势力深怕战火烧到自己的地盘，在国宪未定、国家行宪之日无望的背景下，湖南首倡省宪，四川、浙江、广东、江苏、湖北、云南、贵州、广西也纷纷制定省宪，地方官吏、士绅协商联省自治，把保境安民建设乡梓视为力所能及的政事，他们图强自保，以苟活于军阀混战的乱世。

　　北伐胜利后不久，南京国民 政府便也开始在统一的旗帜下向中央集权发展。裁兵、币制改革、财政改革，一步步收回各省的自治权限，终于引起地方势力的强烈反弹，南京政府与广西、山西地方势力的摩擦和战争，重演了民初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斗争的历史。南京政府在内忧外患下再也无力用武力实现中央集权，终于向地方势力妥协，维持着一个地方仍享有很大自主权的外表上统一的中央政府。

　　台湾学者胡春惠教授这本《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从清末地方主义形成的根源一直写到民初各省独立、自治直到联省自治的成因，史料丰富，广证博引，见识独到，解析透彻，是一本研究民初地方自治历史的极有份量的学术著作。本书在台湾出版多年后能在大陆出版，弥补了这一学术领域的空白。

　　拓展：清末民初的自治运动

　　清末自治清宣统元年（1909年），清廷颁发地方自治章程，武安县在城区设立自治筹办事务所和自治研究所，苗霪和韩永绪分别担任所长。当年，组织城乡自治会，并将全县划为10区，即一城九乡，均成立自治会，城与乡均设议事会，为议决机关。其中城内及城外附郭村庄为城区，执行机关为董事会，设于旧考院后院。同时，设立县议会和参事会。议会为自治团体的议决机关，由20人至60人组成。参事会为其执行机关，由议员互选，人数为议员的十分之二。宣统三年，武安全县选举议员20人，组织武安临时县议事会，仍设于中城旧考试院内，郭建邦为议长，谭家声为副议长。同时，设参事会于城守营，由全体议员选举苗霪、徐文炤、王景鑫、申凤苞、李沛恩等五人为参事，其会长由县知事兼任。清末的自治运动对选民和候选人的资格做了严格限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取决于财产或所纳捐税的数额，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清廷还要求地方“自筹经费”给了乡绅横征暴敛的权力，地方自治征乱收费让农民负担增加数倍。

　　民初自治民国初年，沿用清末自治制度。1914年奉令停办自治，武安议会和参事会解散。1923年，武安筹办自治讲习所，以城区文庙为地址，明伦堂为讲堂，开办费用由契税附四成自治款内拨付。共办3期，每区选送10人，每期为60人。同年5月，奉令设立自治会总筹备处。设处长1人，由县知事兼任，并委任李绳武、白俨为办事员，调查乡村户籍，筹办城区街村自治会。1925年，河南自治筹备处设立河南市乡自治筹备员训练班，武安选送投考者，有李春、张子明、靳文修、贺英华、苗福田、焦丕浙、苗滋田、赵培武、郑敬颜、牛修善、苗润田等11人。1928年，组织自治筹备分处，委任李绳武、司际虞、苗滋田、贺银华4人为襄办员，筹备自治事宜，开办自治训练班，创办自治周刊，组织宣传队，灌输自治知识，排除自治障碍。

　　1931年，自治筹备处改为自治筹备事务所，委任李绳武为副所长，同年6月，完成自治组织。县城属一区，区公所设于中城镇，区公所在县政府东萧曹庙内。有区长1名，王锦任第一区第一任区长，区员2名，雇员1名，区丁4名。新编一区所属乡镇为中城镇、东城镇、西城镇、南城镇、北城镇、骈山镇、中山乡、平等乡、自由乡、三民乡、庄子乡、北李乡。并设立乡镇公所筹备处，开展办理调查户口及人事登记，选举正副乡镇长、监察委员和调解委员。区公所的设置，原为地方自治机关，但“第成立以来，数年于茲，组织既不健全，人员亦甚滥杂。地方民众之视区长，有如昔日之团董，绝不特加尊重。结果，各地区长大都不能实心任事，辅助政令则不足，压迫民众则有余。”（武安县志·民国版）。1936年，裁撤区公所，改称区署，并将原有的一、二、三区合并，划为新一区，区署设于城内，区长有警佐兼任，有区员2人，书记1人，录事2人，区丁2人。民国的自治仍为官办自治，豪强把持政权，自治耗费很大，民众负担很重，名为自治，实为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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