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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学价值的认同与边界的扩大

时间：2023-02-27 09:36:56 社会学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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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学价值的认同与边界的扩大

——也谈国学重建与振兴问题

对国学价值的认同与边界的扩大

纪宝成的文章《重估国学的价值》（《南方周末》2005.5.26）是对国学价值的认同，薛涌的文章《中国文化的边界》（《南方周末》2005.6.9）则是对于“国学”边界的扩大，也混淆了国学与广义文化的界限。

在我看来，“国学”是中华民族精神、心理和性格形成的根本。纪文“为人大国学院的成立鼓与呼”，指出长期以来对待“国学”的忽略或偏激的结果是已经“出现了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危机”，已经是“民族振兴，国家崛起过程中必须加以正视并克复的障碍。”并提出了“重建理念，重建方法，重建队伍，重建学科”的具体主张。这种对于“国学”价值的认同，言辞痛切，如警种长鸣，丝毫不为过分。

纪文对于百年来激烈批孔、否定传统文化，造成“国学的失落”作了精到的历史回顾和分析，但有一个弱点是，仅看到激烈否定的表面，而对于激烈否定的言论缺乏分析，忽略激烈否定的真实内容。例如要看到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建立在深刻理解“国学”的基础之上的。陈独秀否定的是当时提倡的“孔教”。鲁迅激烈批判传统文化所要做的是解剖“中国的灵魂”的工作。他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是因为粉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他还说，历代的尊孔都是把孔子当“敲门砖”使用的。“孔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没有什么关系。”（《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是没有坚实的“国学”功底难以加以明晰洞察的。鲁迅还说过：“菲薄古书者，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这是的确的。因为他能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华盖集续编·古书与白话》）在这一方面，鲁迅主要做的是割除“肿瘤”和烂疮，剔除封建文化糟粕的工作，是要抛弃“古训”，踏倒阻碍“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的“《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华盖集·忽然想到·六》）等等散发着腐朽灵魂的东西，反对那些心理阴暗，用中国文化的“软刀子”，使人“割头不觉死”的阴谋家、野心家；反对那些满脑子的旧思想却要附庸风雅，“回想旧时的舒服，便对于旧社会眷念不已，恋恋不舍”的旧人物（《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反对那些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要沽名钓誉之徒；反对那些“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把小品文当作“小摆设”的提倡者。（《小品文的危机》）他指出，以“革新或留学获得名位，生计已渐充裕者”，很容易流入迷恋“闲适”的小品文一途，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学问，根底浅薄，而且“盖先前原着鬼迷，但因环境所迫，不得不新，一旦得志，即不免老病复发，渐玩古董，始见老庄，则惊其奥博，见《文选》，则惊其典赡，见佛经，则服其广大，见宋人语录，又服其平易超脱，惊服之下，率尔宣扬，这其实还是当初沽名的老手段。”（《鲁迅书信集·　致杨霁云》1934.5.6）

鲁迅当年指出的所有这些现象和问题仍然在现实的学术界和文学界重演着，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不能不惊叹鲁迅对于“国人灵魂”认识的深刻。而现在那些希望对于中国文化做出反思的学者和创作者们，在做出这种努力的时候，仍然需要听听鲁迅的这些警告，掂量掂量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理解的程度，不要以浅薄的学识，拿出鲁迅指出的“惊服之下，率尔宣扬”这种“沽名的老手段”来才好。所以，看到鲁迅、胡适、郭沫若等等国学功底的深厚并做出具体的分析是完全必要的。

相比之下，薛涌的文章《中国文化的边界》认为纪文是“似乎除了汉文化，其他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贡献都可以排斥在外，”而且是也把西方文化排斥在外。这就把“国学”的边界无限地扩大了，而且很容易造成对“国学”包括对各种文化在内的误读。原因在于，影响并且形成中华民族魂魄的基本载体的“国学”只能是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的那些经典，而蒙学、藏学、满学以及各民族文化等等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一直不处于支配地位，并不能像“国学”那样，如纪文所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像流水一样，滋润着中华民族的茁壮成长；像土壤一样，培育着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使中华民族以特有品质与风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相反，其它民族的文化都要从“国学”汲取营养。薛文说到历代各民族文化交汇特别是北京的文化交汇的情况，说到能够“超越汉文化，集多元的文化、种族与制度之优的”蒙古统治的情况，似乎是蒙学比“国学”高明，特别是需要学学它的“兵学”。这样说是轻重倒置。其实，无论是辽还是金、元都是以儒学作为统治思想的。

我们看到，元代重视儒学，实从成吉思汗始。成吉思汗在东征西伐过程中就开始重用辽、金旧臣，征集汉人工匠，就已经感受到汉文化的优越与先进。公元1215年（蒙古成吉思汗十年），蒙古军攻破金中都。成吉思汗访辽旧部，得耶律楚材。耶律楚材是辽契丹王突微八世孙，金世宗时任尚书右丞。他“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之说”　（《元史》列传三十三《耶律楚材传》），受到过儒学深刻的影响。他在辅佐辽金统治的过程中，积累了用汉文化实行统治的丰富的经验。他对成吉思汗等服膺汉文化起到过极其重要的作用。时有西夏人常八斤者，以善于造弓箭的弓而受到成吉思汗的欣赏和器重。成吉思汗因此而每自矜夸：“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对曰“治弓尚需弓匠，为天下岂可不用天下匠耶？”成吉思汗听了很受启发，对他“日见亲用”（见同上）。

后耶律楚材辅佐窝阔台。公元1233年四月（蒙古窝阔台汗五年），窝阔台采用耶律楚材建议，在攻打宋汴京时，废除“凡攻城不降，矢石一发即屠之”之制。时避兵在汴的难民有一百四十万户，因此而皆得保全。在元兵攻占蔡州以后，耶律楚材又“请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孔）元措，奏袭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置编修所于燕京，置经籍所于平阳（见同上）。”

同时，元代统治者又广泛搜集儒学典籍，招致汉人儒生。公元1236年（蒙古窝阔台汗八年），皇子阔出率兵伐宋，窝阔台命杨维中、姚枢随军南下，招致儒、道、医、卜等人才。姚枢受诏：“凡儒服挂浮籍者皆出之”，即凡是穿儒服又载入名册的都释放。结果姚枢“凡得名士数十人，收伊洛诸书送燕京。”　（《元史》列传三十三《杨维中传》）在德安（今属湖北省随州市），姚枢从逃亡的人群中得赵复。赵复是江汉间名儒，精通程朱理学。时隐居，以“江汉先生”自命。赵复在姚枢的劝说下来到燕京，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忽必烈对他说：“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赵复回答说：“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忽必烈极为赞赏他的气节，没有强迫他做官。（《元史·儒学一·赵复传》）忽必烈允许在燕京建太极书院，让赵复讲学其中。“学子从者百余人。”　至此，“北方始知程朱理学。”　（《元史·世祖纪一》）

忽必烈因长期受命治漠南汉地，深知儒学对巩固统治的重要。即位之前，他便重用汉人知识分子，着重搜罗和优礼儒生，在忽必烈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汉人儒生集团，其中最著名的如许衡、姚枢、章文谦、张启元、廉希宪、郝经、刘因、窦默、王鹗、姚燧等。忽必烈不仅从他们学习儒家学说，而且任用他们担任行政、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要职。公元1260年（蒙古中统元年），忽必烈即位于开平，开始实行“祖述变通”、“效行汉法”的治国方略。次年，下诏令：“军中儒士，听赎为民。”从中“举文学才识之士可以从政及茂才异等，列名上闻以听，擢用其职。”　（《元史·列传五十九·程矩夫传》）

公元1264年（至元二年），即忽必烈称帝的第四年，他接受了许衡的建议。许衡上书，从历史经验说明实行汉法的重要。他说：“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原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则乱亡相继，史册俱在，昭然可考……以是论之，当行汉法无疑也”。（《元史·列传四十五·许衡传》）。对于“南士”，忽必烈也采用积极搜罗任用的政策。最著名的是擢用“南士”程矩夫为翰林修撰，后擢升至集贤直学士兼秘书少监。程矩夫以徽州人、宋降官为忽必烈所任用，时有台臣谏言，程矩夫为“南人”，且年少，不可重用。忽必烈大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随拜程矩夫为侍御史，让程矩夫随侍在自己左右，并且特别以汉字下诏书，命程矩夫到江南去搜访遗逸。程矩夫到江南，将赵孟藡、叶李二人连同赵孟頫、余悠、万一鹗、胡梦魁、曾希颜、孔洙、曾冲子、凌时中、包铸等二十余人带往京都。忽必烈一一接见，将他们全部擢置台宪及文学之职。（《元史·列传五十九·程矩夫传》）

直至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1313－1321在位）时，程朱理学继续得到大力扶持。仁宗为太子时，便“遣使四方，旁求经籍，识以玉刻印章，命近侍掌之。”时有进《大学衍义》者，仁宗命詹事王约等节而译之。“帝曰，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元史·仁宗纪一》）公元1313年（仁宗皇庆二年），仁宗以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以及已故中书左臣许衡从祀孔子庙庭。同年，下诏恢复科举考试，以“四书”及朱子章句集注为考试内容。（见同上）从此，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终元之世，没有多少改变。儒、道、释并举，深刻地影响着元代的意识形态。

“国学”仍然是辽宋金元的统治思想的根本，这不是“文化中心主义”，而是历史事实。

至于说强调“国学”的重要，“其结果不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而是把中国文化变成古董，送进博物馆陈列”。这是危言耸听。我们可以反问一句，对于“国学”毫无所知，只知“以人类的传统为自己的传统”，那不是连自己是哪个民族都不知道了吗？其结果，可能不是“兼容并包”，而是将民族精神、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抛到九霄云外，而是把自己放到任人宰割的精神矮人的地位上去了！谈“兼容并包”，兼收并蓄，实质上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而不是其它。“不知有汉，遑论魏晋。”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数典忘祖”的局面，谈“国学”的重要恰在其时，重建“国学”也是迫在眉睫。

2005.6.19于合肥，2005.6.　21略作修改

本文作者工作单位：安徽教育学院中文系　EMAIL:hflzx00@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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