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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对立秩序”下的现代性症状
“臭名昭著的二重性”
在其“现代性三部曲”之一的《现代性与矛盾性》中，齐格蒙特.鲍曼念着“芝麻开门，芝麻开门”的密令，进入了现代性的密室。沉吟片刻，他从里面拎出了这样的一件东西――现代性“同时产生出解药和毒药”的“臭名昭著的二重性”。[1]
据说，现在爱美的女士就被这种“二重性”牵着鼻子走。她们为了美，经常擦化妆品；而化妆品导致皮肤病――于是为了让皮肤细嫩洁白，她们不得不去美容。“毒药”和“解药”都产生于让自己的存在得以凸显的“美的渴望”。现代性的“二重性”还可以在现代社会折射出其它诸多斑点。比如核武器。这个总让人感觉到头上好像悬着一把剑(就叫“撒旦之剑”吧)的东西无疑是“毒药”，可恰恰因为它是如此地让人心惊肉跳，拥有核武器的双方都克制着不敢再大打出手，继续玩一战、二战那样的英雄行为，因此它看起来居然成了惨酷的大国战争的“解药”（“毒药”的巨大风险是另一个问题）。又比如市场经济。它现在已几乎被公认为“解药” (说它是“毒药”的国家都已瓦解、变色、陷入困境，或已“改邪归正”)，有赖于它，一个国家才有可能与“发达”、“富裕”，乃至一些人所说的“民主自由”联系在一起。但它同时又是一种“毒药”：一切都变成了商品，包括人格；贫富悬殊，而这被视为只能归咎于谁也无力和有理由反抗的“市场法则”。不用说，崇拜“自由市场”的世界也是一个原始丛林，游戏规则不变，但玩法变了。
想想有些荒谬：一边搞破坏，一边搞建设；一边搞建设，一边搞破坏—或者说搞建设的时候又是在搞破坏，搞破坏的时候又是在搞建设。不把伊拉克打个稀巴烂，又何来喂饱美国一些公司的“战后重建”？鲍曼一语道破天机：解决问题的手段恰恰是产生问题的根源。
现代人被这个“二重性”折磨得疲惫不堪，使现代生活成为一种危险的游戏。既然无法斩断这个“二重性”，那么人们在“毒药－解药”、“解药－毒药”的逻辑循环中只能不断地扬弃既存状态，将问题推向未来。所以人们惊呼，压力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了。坐在“现代性的列车”上，人们既不能下车，也不能停车，只能任其疯狂地向前飞驰。这种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风险，而由于“二重性”象幽灵一样纠缠，它恰恰又是对寻找确定性的现代性的一种挑战。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 [2]我们可以补充的是，在现代社会中，精神结构、人格结构的风险也系统地伴随着现代性逻辑的不断延伸――层出不穷、各式各样的神经症患者、精神病患者的“不断生产”就是对这一“风险”的回答。
这样，“二重性”幽灵的纠缠也意味着，在人们对确定性的狂热追求中，确定性也已被这种对它的追求终结。“风险”是一个带着危险而来的陌生人，但它不是天外来客，而是出自于人们活动的召唤。正是由于这种特质，使人们赖以确定自己和世界的支配性结构的思想/行动模式陷于瘫痪。如果危险是来自于天外来客（比如科幻片中的“外星人”之类），不管它有多危险，它都是一个外在于人的“怪物”，人们至少可以通过它与世界的支配性结构中确认自身及其力量，换言之，这种危险总是在人们对自己的确定性的体认中有一个明确的所指，它并没有打破主客体的二元秩序，人们据此可以作出反应。而如果这种危险产生于人的活动，产生于人行动的逻辑，那它就内嵌于人的思想/行动模式中，内在地使人自我否定，从而颠覆了人与世界的支配性结构，使主客体的二元秩序被摧毁。
现代性的这种特征折射出让人难受的一种情绪、一个场域、一种处境、一种状态。鲍曼有足够的理由将它界定为一种“矛盾性”（ambivalence）。他对此作出如下解释：矛盾性是“那种将某一客体或事件归类于一种以上范畴的可能性，是一种语言特有的无序，是语言应该发挥的命名(分隔)功能的丧失。”他继续说道：“无序的主要征兆是，在我们不能恰当地解读特定的情境时，以及在可抉择的行动间不能作出选择时，我们所感受到的那种极度的不适。” [3]
对确定性的“先验渴望”
鲍曼对“矛盾性”的表达是一种语言学的表达：语言秩序崩溃，语法规则也已失灵，相应地世界也陷入无序状态，而人无法有序化世界，就会陷入也无法确定自己的“不适”之中。这种“不适”换成精神分析的表达就是不确定性丧失后的“焦虑”。弗洛姆发现，动物的活动受一定的行为模式支配，而这些行为模式又是由遗传的神经构造所决定的，就此而言，动物实际上是自然的一部分，它的存在深深嵌入了自然的内在结构中。[4]而人则已从自然中分裂出来，挣脱了一种被规定的命运。但是，这一事实也意味着，人的凸显外在于自然的内在结构，那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和谐图景已被人孤独无助地面对外界（自然和社会）的威胁所取代。
挣脱自然的束缚使人在一个陌生危险的世界面前裸露自身，失去了保护，陷入焦虑和恐惧之中。这个时候，人必须穿上一件“衣服”保护自己，以一套符号使自己重新与世界联系起来，即使其存在表现为诸多属性的集合。剥去了一个人叫什么名字，哪儿人，身份为何，信仰什么，喜好什么等诸多存在属性，我们不知这个人的“存在”还剩下些什么，在心理上他又如何生存。
能够使人与世界联系起来的一套符号，由此赋予了人以某种存在定位。否则，他就会找不着北。这种焦虑恰恰是蒂利希所说的“存在性焦虑”：“焦虑是从存在的角度对非存在的认识”。[5]若是认识了“非存在”，即“存在”已经“不在场”，它不再被纳入一个结构中，在心理上就成了一种灾难。所以即使“病急乱投医”，人们也需要一种方向感，知道自己的脚站在哪儿――也即弗洛姆所说的“方向性结构”：“不论他是否相信一种图腾动物，一个雨神，或他的种族的迷信和命运，这些都能满足他的方向性结构的需求。”[6]而非常明显的是，这样的方向性结构一旦获得，个体就将自身纳入了一个给他与世界的联系以某种可能性并界定他与世界的关系的存在秩序（ORDER）之中；反过来说，任何一个存在的秩序都给人提供了一种方向性结构。没有秩序，人就无法获得存在的确定性，也就没有安全感，同时他的思想/行动就丧失了一个确定的指向，并最终威胁到它的能力及可能性。秩序的建构意味着人对世界和自身的同时确认，世界的无序也意味着他的冲突、矛盾、混乱、他确证自己并理解世界的方式的失效，及向一种令人恐惧的“非存在状态”的回归。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对于我们来说，语言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所理解的那个世界，因为语言所不能把握的东西，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我们过滤掉了，或者无法进入我们的意识，使我们对此没有觉知（可参见弗洛姆在《精神分析与禅宗》中的详细分析）。故而，语言的无序也就是世界的无序，意味着世界已经逸出我们所确定的秩序之网，语言的命名(分隔)功能的丧失即意味着我们已经丧失了认识、整理、规划世界的能力。论文“二元对立秩序”下的现代性症状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w%.D2c*eG?o.B.00Q:tSJ\Lk{5} L)６６wｅｎ．ｃｏｍ2AU txsZ6& L/oDG jo -)K['J
但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终要遭到否认，尽管如鲍曼所说，矛盾性是变了形的本我，和世界本身就充满矛盾一样，这再正常不过。但问题并不在于语言和世界本身是什么，而是就我们的存在对我们所发出的命令来说，我们希望是什么，我们为达此目的形成了什么样的思想/行动模式。我们是很难容忍一种与主客体的二元秩序不相容的现象的，一旦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就会想办法将它纳入这个秩序之中。比如，从古至今，人们遇到某种他们无法解释的神秘现象时，都倾向于将它认为是神仙或者魔鬼所为，总之是一种神力或魔力的展示，而不会真的去直面它。这是因为，这种神秘的现象不仅逸出我们赖以理解世界的模式之外，而且逸出了我们所建构的对于存在来说极为重要的主客体二元秩序之外，它是一种全然的陌生物，威胁到了我们的心理生存。因此，我们必须将它看成是一种神力或魔力，因为后者总是内在于我们的主客体二元秩序之中。
主客体二元秩序的崩溃即意味着确定性的丧失。从常识我们就可以判断，一个人在生活中，其思考和行动总有“我”和“非我”之分，这一“主客体二元秩序”是他的思考和行动的前提，这一秩序若被打破，人的意识必混沌一片。因此，无论这一“主客体二元秩序”是通向人与自然的亲和还是通向人对自然的征服，它都是一个“原型”――一个人之为人而“先验”地具有的“原型”。对确定性的渴望，也因而是一种“先验渴望”。
“二重性”的生产机制
在人的行为模式、思想倾向背后可以找到一个支撑它们的心理系统。“主客体二元秩序”如果没有受到关于人的存在定位的心理上的建构，那就不可能存在，而这种心理驱力的消失即意味着人的意识的混沌。所以只要一个人不是疯子，或者纯粹的痴呆，总会存在这种因“存在”而被设定的主客体二元秩序。但是，正如人对上帝的信仰背后可以追溯到人面对世界的恐惧心理，从而需要某种超人的东西给予“终极关怀”，但这种心理如果不受到一套精神符号、信仰仪式的强化就不会演变成一种社会性的思想/行为模式一样，内植于人的存在结构中的主客体二元秩序如果不受到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的强化或重新编码，同样不会放大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它会象“天人合一”，或者弗洛姆所说的“用爱与创造性的工作而重新与世界结合”那样，主体与客体相互依赖，相互规定，使主体征服、控制客体的逻辑无法生成。
如果主客体对立的逻辑生成，则意味着这种主客体二元秩序已经变成“主客体二元对立秩序”，它冲破了人在心理驱力支配下的存在定位，演化为人对其存在及其与世界关系的重新设计，也就是说，已经从“自发”变成了“自觉”。这个时候，情况大不一样了。在那种具有自发特点的主客二元秩序中，人实际上与世界是融合的，其“自我”被世界所吸纳，他将自己投射在世界之中，因此，世界具有精神的灵性；而在具有自觉特点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秩序中，人则吸纳了世界，将世界内化成了他的“自我”，世界变成了一种用来填弃其“自我”的物化的东西。这两种不同的“自我”指向也意味着两种全然不同的结果：世界是朋友、家园还是敌人、工地。这一点被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敏锐地捕捉到：“神话把非生命与生命结合了起来，启蒙则把生命和非生命结合了起来”。[6]这两种不同的指向都植根于恐惧。神话召唤着人敬畏自然，亲近自然；而启蒙则让人抹掉自然的神秘，征服自然。但是，前者在人沉睡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保持与自然的同一性，而这种主客体对立的二元秩序却呼唤出了“异化”的幽灵：因人将自然当成思想/行动的对象，主客体之间出现权力支配关系的鸿沟，那么人与自然的分裂就变成了人本身的分裂。在自然的主体化过程中，人也日益客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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