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的理由
有两件事促使今天我写下如下文字。
一件事是，我从一则材料上看到，据联合组教科文组织一项统计：为保证发展中国家妇女正常的生育，需要投入120 亿美元，而欧洲和美国的妇女每年花在购买香水上的钱为120 亿美元；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投入90亿美元的资金才能确保正常用水，而美国妇女每年在美容上的花费就高达8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解决温饱问题需要130 亿美元，而欧洲和美国每年为饲养宠物就要用掉170 亿美元；花10亿美元便可将全球疟疾患者的死亡率降低一半，世界上已有110 万人因此病而死亡，而1999年全世界为购买伟哥花掉了10亿美元。从1975到1997年，总共发明出了1223种减肥和抑制食欲的药品；而同期，只有13种治疗疟疾、血吸虫病和其它导致发展中国家死亡率居高不下的热带病的新药问世。尽管此前我已有关于世界贫富鸿沟的数据，但不及这次看到的数据更让人触目惊心。我在想，有没有人用同样的内容来展现一下中国的贫富鸿沟？
另一件事，有一位老先生在看过我的《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学》后说，最近他的一次思考差点动摇了他长久以来的人道信念：他突然想到，穷人之所以穷，应该是有因缘的；而且这个社会如果没有贫穷与富裕的差距，就没有了发展的动力。
关于贫穷与富裕的差别是社会发展“动力说”，因为老先生是一位人文学者，他未必知道这一话题已经在经济思想史上被争论了无数遍。我也无法在一篇短文内将此线索再理一次。我在此前的文章中涉及到这个话题，而且我已经说了，人类只要不改文明的思路，贫穷的存在将永远维持下去。当然，我现在更不愿意反驳此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今天的人类社会已经被动地锁定在以少部分人富裕多数人贫穷为代价的轨道上，而要提出一个能使人类改变此境况的社会方案不是我的能力所及，按大经济学家维克塞尔的忠告：倘若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努力想找寻某些改革方法而找不到的话，这样的经济学家就没有资格说现在的结构应该改变。
我却可以说说穷人为什么穷的经济学解释。除了政治经济学中流行的“剥削说”外，经济思想史上最流行的解释还有三种：一种解释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懒惰。这种说法流行于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欧洲，资本统治展开之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不舍昼夜地在血泪工厂中干活，所以，配合此，一个流行的作法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传统农民懒惰的斥责。对此，我在《我很“懒”，但我很快乐》一文中有论述。我要补充一点的是，尽管在我们许多学者中间，此说法仍然很有市场，但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这种说法在欧美等国彻底没有市场。罗素在其《社会改造原理》一书中就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如果将工人阶级的穷归咎为他们懒惰，连资本家自己都觉得这种理论可耻。
第二种解释可称之为“环境决定论”。因为今天的穷人大都生活在南方国家，而且据一些“人类学者”考察，北方国家的穷人如美国的黑人欧洲的亚洲人，也都根源于南方国家，所以，一些经济学家与一些地理学家一起，炮制了“环境决定论”。他们说，富国位于温带，特别是北半球的温带；穷国则位于热带和亚热带。“把赤道南北两三千里宽的地带隔开，就会发现，这一地带内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加尔布雷思）。热带地区炎热的气候至少有这样几方面的缺陷：一是炎热的天气使人工作与思考效率低，所以，热带地区的人没有温带地区人的智慧与技术；其次是炎热的气候产生出许多热带流行病，而温带地区每年的冰冻期可以将病菌冻死，所以，热带地区人的体质不如温带；再次，热带地区的降雨非常没有规律，导致要么是洪水泛滥，要么是沙漠连绵，天然条件也不如温带。正是地理环境作用的结果，北方国家成了智慧、美德、技术最集中的地方，富人自然都在北方；而南方却成了智力低下、肮脏、愚昧的穷人的集散地。
地理环境决定论在十九世纪初欧美非常流行。有意思的是，其时也正好对应资本统治从欧美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扩张，欧美拼命在南方国家开拓殖民地，进行奴隶交易。这种说法背后的种族歧视的味道今天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也因此，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后，由于人们对于将人群划分为若干等级的作法的反感，地理环境决定论终于彻底失去了市场。而且使地理学跟着倒了霉。二次世纪大战之后，包括美国哈佛、密歇根、芝加哥、哥伦比亚大学都因此取消了地理系，而且在做出取消决定时几乎未遭到任何反对。经济学家也不敢再散播此言论。而同样有趣的是，在中国，不久前还有人撰文认为，是内陆文明使得中国人活该受穷，所以，中国人要明智，就要去投奔“海洋文明”云云。
在“懒惰论”与“地理环境决定论”破产之后，经济学界又开始了其他解释。其中，最有名的也许是芝加哥学派的“领头雁”——弗兰克·奈特。他曾是包括弗里德曼、布坎南等人的老师。他认为，一个人是穷人还是富人，主要决定于“出身、运气和努力”，而且他着重指出，“这些因素中最不重要的因素就是努力”。布坎南在其名著《公正比赛的规则：契约论者对分配正义的评论》一文中，对奈特的论述又做了扩展。他认为，一个人是穷人还是富人除了取决于奈特所讲的三点之外，加上一个“选择”，即个人对包括职业在内的生活道路的选择。布坎南也认为，尽管“努力”而来的权利是最符合“公正”的价值，但在四种因素中也仅占最微不足道的份额。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出身于一个穷苦的家族，即使他再努力，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他仍然会穷。这也正应了约翰？斯图尔特？穆勒那句话：这个世界上，往往是最穷的人在干最重最肮脏最苦的活，但他还是穷。
所以，那位老先生的话也许是对的：穷人之所以穷，的确是有因缘。但这种因缘却不是自身的原因。尤其不能归结为穷人的懒惰或愚昧。倒是有一点值得提醒，如果中国学者以及经济学家们将穷人的穷还归结为自身的理由，那么只要看看当年欧美流行这些看法是什么阶段上，中国相对于欧美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我们心中也就有数了。
正因为出身在决定一个人是穷还是富中占有太重要的位置，而这又最不符合“公正”与“正义”的价值，西方不少经济与人文学者都主张取消财产继承权，认为财产继承权其实与中世纪政治上的贵族世袭制一样罪恶。今天的西方社会尽管没有取消财产继承权，但却对遗产征收很高的累进的遗产税，不能不说是正朝此方向的一个努力。
还需要说说的是，无论奈特还是布坎南，应该说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但他们至少没有对穷人的歧视，很难能可贵。更难能可贵的是，奈特由此怀疑自由竞争市场制度的公平性。在他举出的四点怀疑理由中，第三点就是：“竞争性制度最主要的缺点是，它基本上是根据世袭权和运气（努力只占很小比重）来分配收入。在竞争条件下，收入不平等日益累积。”（转引自施蒂格勒《经济学家和说教者》第25页）。而布坎南也认为，带着“出身”进入市场比赛，“当这样的参赛者以平等条件与相对较少有利条件而又必须参加这场比赛的人比赛时，我们寻常的‘公正’的概念似乎就被破坏了”。因此，他以“复活节找彩蛋游戏”做比，认为公平的权利分配应该先于市场竞争。因为在“复活节找彩蛋”游戏中，人们在安排比赛秩序时，“就是将那些年纪较大、体格较强的孩子有意识在距离或时间上要比年纪较小体格较弱的孩子安排得靠后一些。”
不知道今日的中国“新自由经济学家”们有没有这种见识与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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