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绑架哈贝马斯或德里达？

谁在绑架哈贝马斯或德里达？

——兼论欧洲、美国和'我们'未来可能的共同认同框架

5月31日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上的哈贝马斯、德里达的《战争之后：欧洲的重生》想必又要在中国激起新一轮的什么知识分子的立场站定之类的秀。但不管怎么秀，这事与哈、德左不左、与欧洲知识精英是否为欧洲新帝国效犬马之劳或为原教旨左派出了什么气都是没有关系的了。哈可算是个左派，但真是你要的那种'左'吗？你一会儿会嫌他太左，一会又发现他不左了（如科索沃时的他），我们并不知道你到底要把哈贝马斯怎么样，但求求你千万再别闹出上次哈贝马斯来北京拿他当玩具要将他抢在自己口袋里之类的事来了，有空还是把他的著作先去读读清楚。否则，你责怪或支持他科索沃时说该打，伊拉克时说不该打，你玩他时不小心就把他当成搞外交、国政、军事研究的专家和政治阴谋家了，他老兄可只是把他的一篇报纸文章当作政治哲学之推导，在公共空间与民众与政客的交流，一种虚拟的思想政治行动的。而更难办的是，这一次，人家是联名，你难道也想把德里达当左派？

这样一篇面向大众的通俗媒体文章，在中国被称作一次'行动'，认为是这两位平时相互根本不买账的人的一次联手，是为某种目的，比如说欧洲的新的帝国意识，新的西方中心论，挺卒出车了（但好在这两位都是写作神手，早就在文中料到我们会这样以己之心度他们之腹，预防在前了：Jede　der　grossen　europ?ischen　Nationen　hat　eine　Blüte　imperialer　Mactentfaltung　erlebt　und,　was　in　unserem　Kontext　wichtiger　ist,　die　Erfahrung　des　Verlusts　eines　Imperiums　verarbeiten　müssen）。他们坚持认为欧洲的统一的协调的外交政策是一种局部认同，是为达到更大的认同所需的策略（详见下文），欧洲自己就要警惕总在不远处的帝国和殖民意识。他们联名发表文章时，并没有忘记个人的世界公民权利和全人类正在走向的更大认同。

这篇文章读下来，是哈贝马斯的眼光多一些，我看甚至是德里达跟着签了个名。实际上也只能是如此，你让德里达出初稿，他那样的aleatory的粘连式写法，　哈贝马斯还插不插嘴？将观点和用词与哈贝马斯2000年出版的《后民族集体聚》（在上海好象看见书店里已有这本书）和德里达近两年来出的《宗教行为》、《论好客》等六、七部'书'一对照，这篇我们等待已久的东西里并没有什么新的创见，有的话至少也不是纯粹由于伊拉克战争而触发。我们起哄个什么？不正暴露出我们连他们自己很当真的著作都不去读，从报纸上读了只字片言，就要拿伊拉克说事，去跟他们瞎起哄？落进西方媒体炒作的无聊里，落进我们中西思想互搞的肥皂剧里。

老实说，伊拉克战争后，我和一位好哥们也盯着法兰克福汇报很久，想看这两位或别的所谓欧洲大知识分子会写什么（前些天等到了Baudrillard写的，也是其一贯的主张，读下来觉得不是战争触发了他新的观点，而是战争证明了他过去的书里的旧观点：作者们是不是也都是这样的既得利益者：一个历史事件（Baudrillard这里谈的是当代战争这样的'无事件'，l'inévénement！）只证明他们的原来的对？），等好久不见，就不去关注了。等到现在这个时候写，我也由不得要想这两位仁兄是有点怕看走眼，知道很多人想知道他们的想法，不敢轻易来说话，至少是并不相信自己的观点能力挽狂澜了。与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在实践理性层面上，他们也有点儿事后诸葛亮，而他们平时是动辄向我们提供眼光的。他们在这篇文章里做的，实际上很沉稳，就是将其著作里的立场延伸出来，放到公共视野中来，不激进，不先锋，是来自欧洲学术思想老大的对'欧洲公民'们（europ?ische　Bürger）的语重心长，但保持了自己的立场的一致性和一贯性：也就是说，他们的老读者不会对他们现在的立场吃惊，对于没读过他们的著作的欧洲政客和选民，这也算是一次关于他们俩所说的欧洲的正在共同形成的政治命运（zu　gestaltenden　politischen　Schicksals）的政治思想教育。

而实际上，你可以设想，对于一个在本地政客的巧舌如簧和媒体的添油加醋下总先已被大体上搞定的欧洲选　民，哈、德两人的文章还有多大的插嘴的份，这些'公共知识分子'真有象我们想象的那么大的政治影响力？去大报上发一个文章是姿态，不是象我们设想的中国大知识分子想象的那样顶天立地，是要把欧洲怎么样了。各种议会和媒体里也多的是乡愿式的民族主义情绪，哈、德两人听上去也有点象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现时谈世界主义政治被人嘲笑那样，大多数人也仍将他们俩当作把康德的理想当了真的书呆子。我们对欧洲明星知识分子的伟大作用总有太大的狂想式期待，可能是想把我们心中的抱负都不现实地寄托于他们的英雄行为上了，我们的这种心态该割一刀了吧。

伊拉克战争在所谓的知识分子良心上造成暧昧与阴影，我知道许多人至今如骨梗喉，想寻机发泄。但想在哈、德两人身上做文章，我劝他们先把这两人好好读一下，否则小心自己出丑。随便从他们的政治言说和行动发挥到我们自己想要说的话里，这是很危险的。哈、德两人说的不是一般的政治，与别的人的说不一样，就是因为他们是认真写过这方面的书，是'签过名'的，是自己的一些在我们中间已很流行的立场的法人代表。那些不同时间里写成的书反映着他们的立场形成的轨迹。把他们写的东西光当做媒体文章来读，象折花一样，对写过很多东西的他们是不公平的。比如，这篇文章里说到欧洲的几个核心国家（"DIE　KERNEUROP?ICHEN　MITGLIEDSTAATEN"、"AVANTGARDISTISCHE　KERNEUROPA"）应更前瞻地看到欧洲的统一的外交行动的必要性并为此更多地承担责任，拿出自己的首创精神（JEDER　EIGENEN　INITIATIVE　BERAUBT），成为形成欧洲自己的政治－伦理意志（POLITISCH-ETHISCHE　WILLE）的火车头（LOKOMOTIVE）。这与哈在《包容他者》里说到只有第一世界最有可能为世界主义的人类前途负最终责任的结论，只有范围上的不同，他是在重申，不是媒体里的一般起议。论文谁在绑架哈贝马斯或德里达？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德里达显然是同意这一说法的。而他们两人的这一立场背后，都有那个康德在撑着（如结尾处：DIE　KANTISCHE　HOFFNUNG　AUF　EINE　WELTINNENPOLITIK　BEFLüGELT　HABEN），在说欧洲时也并没有忘记那个'世界主义秩序'：WARUM　SOLLTE　SICH　EUROPA,　WENN　ES　MIT　ZWEI　PROBLEMEN　DIESER　GR?SS　ENORDNUNG　FERTIG　GEWORDEN　IST,　NICHT　AUCH　DER　WEITEREN　HERAUSFORDERUNG　STELLEN,　EINE　KOSMOPOLITISCHE　ORDNUNG　AUS　DER　BASIS　DES　V?LKERRECHTS　GEGEN　KONKURRIERENDE　ENTWüRFE　ZU　VERTEIDIGEN　UND　VORANZUBRINGEN?　从操作上看，一个著名作者要表达政治立场时看来也不大自由，他必须与写过的书，与最近的过去里的观点相一致，不大好随意抒发的？6L*lPTGOp[C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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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战争的打与不打的理由和成本算计和合法性辩护，哪怕是一般的世界主义政治论争，我再重复一遍，哈贝马斯、德里达、阿连特等都再三强调，我们都必须回到康德的政治哲学立场，没有别的路途，如要有个对照，可加上霍布斯。一个中国读者读一下康德的基本政治学著作，然后来实际分析这场战争，挺出自己的立场，这比多少个专家学者的指导和包办、吵翻天的谈论，都切实有效。你看看康德在这事上头的犹豫与反复，哪里是那么黑白分明的事，表态可以随便表，但任何一个表态也都得说服自己，首先把自己摆平、对自己真诚，哪里是象作秀那么容易的事。不读过康德的这么几篇政治哲学著作，就来大谈全球化下的战争之类，就用良心、人道主义之类两可的概念来义正词严，当作自己的思想立场，至少对自己的立场是不负责任的。

可以看出，在我们的知识域和思想域，并不是伊拉克战争之合法性和后果有什么大不了，而是学术人或知识人如何在中国对待康德，对待哈贝马斯、对待德里达这件事的赫然成问题、一直成问题、在未来还将成为问题、将成为一个越来越要命的问题。为什么将他们当作作者来读，在中国竟是那么难的事？动不动有人来神化或绑架他们？想拿哈贝马斯、德里达来说事，却连他们的基本著作都不愿意读，随便提着哈、德两人来训斥别人。一说哈贝马斯还要把外长费舍尔和另外道听途说的东西扯上（人家好歹也是个民主国家，外交政策不是在费舍尔一人手里，哈贝马斯也没这个去影响的兴趣，他要的是公共领域里的更深的论争，这说到底是政府和费舍尔们不喜欢的），说斯特劳斯的政治学说厉害，居然用他的学生很多在美国政府中做官来做例证，这样的话都出于自称知识分子的人之口，实在让人不敢相信。

上面是一些见闻之后的牢骚。下面从两个方面来谈由这些见闻而想到的问题。先是讲这哈/德联名的文章的模态和所涉及的论证框架，然后是讲抛开欧洲思想家的口径，'我们'自己目前可以有哪些角度来看欧洲和美国，如何将它们和'我们'放到一个可能的共同认同框架里。

上：表达模态

哈德文章里的下面这句话为全文定下了作者们的表达模态，也就是我们日常讲的说话分寸，我认为不掂量这句话，就理解不了哈、德两人联名写作的用意："一种有吸引力、感染力的关于未来欧洲的'视野'不会从天而降……它必须在多重声部的公开性（?FFENTLICHKEIT）的狂烈的多声调中说出。既然到现在为止这还未被提上议事日程，那么，不妨让我们知识分子来说上几句"。（WENN　DAS　THEMA　BISHER　NICHT　EINMAL　AUF　DIE　AGENDA　GELANGT　IST,　HABEN　WIR　INTELLECTUELLE　VERSAGT.）这里道出他们是认识到知识分子的说是一种什么样的说：还未进政治议事日程，民众和媒体还未开始谈论，知识分子，这里还是大知识分子，象勘探员似地先期对这个话题作一些前设性讨论，象中国人说的那样抛砖引玉。这仍是一种虚拟的政治行动，由于他们的谈话的求诉对象的民众只是配角，在很大程度上于是甚至仍是独白。我们对欧洲思想大班们的政治行动反应过度，可能是我们高估了他们的言说中的'政治'作用和表达模态。从他们写一篇文章，到去影响立法，这中间的路长着呢，哈、德自己是清楚这种距离的。我听过很多场政客或民众的类似主题的辩论，从未听见一星半点康德、亚里士多德或哈贝马斯的引用，他们用的都是ORDINARY　COMMON　SENSE（康德很赞赏休谟的这个用语，还说他的《纯理性批判》只是要为这种常识性理性打几个普遍原则的桩），早用大白话说清了大致的意思，需要哈、德这样的读书人来说，是要去扩展大家的认识和想象力，在这上面做些提升和普遍化功夫，是与《纯理性批判》所做的一样的：使这种ORDINARY　COMMON　SENSE得到普遍的辩护、达到较普遍的效力　。而象柏克这样的行动式理论，是影响了政治，才成为一种得力的理论，不是先理论研究成熟，搬用到REALPOLITIK中去的。很多的政治哲学理论就是这样事后带着哈贝马斯说的'反思的距离'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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