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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的科学性与现代性
摘 要：汉语学术界迄今未能统一规范“人文”学术的基本概念，并且不恰当地排斥“科学”语用。与此相关，“人文”被片面地归于东西方比较模式中的东方文化固有传统，而模糊了现代性问题背景。“人文主义”属于思想史范畴，世俗近代科学直接脱胎于文艺复兴世俗人文主义，现代科学则与19世纪后的新人文主义处于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关系中；“人文学科”主要属于教育科目；“人文科学”则是关于全部人文活动的系统原理。汉语人文原理建设的当务之要是转向“人文”的科学性与现代性。
关键词：人文主义；人文学科；人文科学；科学；现代性
作者简介：尤西林（1947—），男，祖籍陕西榆林，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一
作为学术分类概念，“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两词迄至20世纪八十年代才进入以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为核心的汉语文化圈，落后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现代学术分类进入中国近一个世纪。[1][2]（序）[3][4]（导言）
但是，“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人文科学”（the human sciences）与另一个更早流行的概念“人文主义”（humanism）各自的内涵与外延如何确定？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至今仍处在争议中。
一种尖锐的观点是，“人文科学”一词不成立，“人文”不是“科学”。海内外遂自九十年代以后逐渐流行“人文学”一词，以之替代“人文科学”。“人文学科”一词虽可以接受，但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在《中国人文的重建》（1982）中强调，“‘人文学科’绝对不能把它叫做‘人文科学’”。[5]（P3）在这一强调中包含着这样的理解：“人文学科”即是“人文科学”的合法名称。这实质上是用“人文学科”取代“人文科学”。但论者在此忽视了“人文学科”自身固有的含义。
在上述观点中，“科学”一词处于被排斥地位。今日汉语学术界在“人文学科”之外还使用了诸种汉语本土名称来置换替代“人文科学”，如：“人文学”、“人文学术”、“人文观”、“人文艺术”等。在这些名称中可以观察到两个方向的趋势：一个是在“学”、“学术”、“观”下为“人文”争取现代知识学的地位，与之相反的另一个方向是，“人文”之“知识”（“学” ）不同于（甚至对峙于）“科学”知识，“人文艺术”即是这一极端代表。更仔细的思索发现，这两个方向的趋势处于微妙的张力关系中：“人文学”之“学”区别却又对应于“科学”，它要与“科学”分享现代学术地位，而并非前现代的非理性形态，因而它处在“科学”与“艺术”两极张力关系中。
“人文学”之“学”应当具有普遍性，因而必须考虑如何与西文对译：是加逻辑性质的后缀“－logy”？还是与认知性“knowledge”关联的“study”构词？在所有这些西文语境中，都无法摆脱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科学”身影。
这一困境极易引向文化本位主义的解决立场，即将“人文性”专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而与西方的“科学性”文化分立。从20世纪初叶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来，中经现代新儒学会通融铸与八十年代文化讨论，所不断重复强化的中（东）西文化比较模式是：西方文化代表客体化、机械化、知识化、概念化、工具化、个人化……的科学文化，中国文化代表主体化、有机生命化、智慧化、直觉化、目的化、人伦集体化……的人文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人文主义的”这一流行观点是一个超越历史的形而上学命题。[4]（P32－38）历史事实是：不仅“西方”作为实体是政教合一的基督教欧洲出现后的历史性范畴，而且中国人文主义观念论者所标举的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特点在其基本点上也为古代西方所拥有，并在19世纪兴起的新人文主义中被重建；而与之对立的西方科学文化特性则是西方近现代进程中才成熟的产物，而且已是一个多世纪来中国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
因而，中西文化比较实质是“古代”与“现代”的比较。这一背景下的“人文”和“科学”关系争论，是社会存在层面的现代化矛盾在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modernity）中的反应。二
“人文”所拒斥的“科学”实质并非作为技术生产力原理的“科学”本身，也非这一意义下科学赖以发生发展的“科学精神”。而是作为文化观念的“唯科学主义”。[4]（P16－17）
17世纪兴起的经典力学树立了近代自然科学的知识范型。这一范型包含着可以普适运用的一套态度与方法：自然对象的客体化、客体对象的被动化、匀质化、单元化、可数量换算性、可重复的规律性及其可预见性等。
近代科学卓有成效的应验性，特别是经由技术应用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使上述科学态度与方法不仅从自然扩展向社会而产生社会科学，而且扩展为文化性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并发展成支配现代社会的至尊强势人生价值观。此即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恶化了科学的片面性，成为20世纪一系列现代危机（世界大战、经济危机、民族残杀、生态危机、精神虚无化）的一个文化观念根源。
正是针对唯科学主义，现代性的“人文主义”才在19世纪作为术语概念以德文（HUMANISMUS）问世。[6]（P5）人文主义作为对唯科学主义的反拨，对举地强调“人”的主体性、自由性、不可平均化的个性、不可预料性、非工具手段性等。作为文化观念，人文主义即使不曾获得命名，也渗透体现在从政治运动、工艺思想到文学艺术与环境保护广泛的形态中。因而，“人文主义”是“以人为本”的一种思潮态度与立场，它属于思想史范畴。
作为思想史范畴，人文主义包含着多样化乃至相互对立的人文观念。例如，古代中国的“人文”，出自《周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道运行之印记为“文”，与现代汉语通常理解迥异，“人文”一词重心并非“人”而是“文”。“人文”涵义如孔颖达所疏：“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王夫之《周易外传》释“贲”：“礼者文也。”更直接指出了“人文”原型即以天道信仰为背景的礼仪教化。这与欧洲文艺复兴解放自然人性的人文主义“人文”观恰处于对立位置。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又正是近代科学的母体。前述近代自然科学一系列指向客体的观察操作，恰以一种上升到神性的人类主体性为前提条件：“人”（“人文主体” ）通过“科学”掌控“自然”（客体）。近代哲学的两个方向，笛卡尔的主体性“自我”观与培根的客观化经验思维正代表着“科学”与“人文”这种相互依存的结构关系。因此，“人文”与“科学”是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所必需的文化两翼。论文“人文”的科学性与现代性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5A}B;R?:ub4 Si]u 1Y4= A62d0 m2z2}电子技术论文jkk\QPs` FC+2WLu? = n %M@
前述“人文主义”一词在19世纪的命名，则处在迥然不同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历史背景下。主—客体分立、人掌控自然的近代人文与科学结构模式所产生的唯科学主义，成为反思与批判的对象。正是在对包括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在内的近代人文—科学观反思批判中，产生了新人文主义及其相应的新科学观（例如量子力学）。如伽达默尔著名的概括，这种新人文主义的首要原则并非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自我”本位观，而是将人的自然本能升华到更高普遍性的“教化”（BILDUNG）。[7]（P10－23）这种教化性的新人文主义处在否定文艺复兴自然人欲人文主义的历史逻辑位置，它的对立面不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所批判的神性信仰——恰恰相反，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现代性批判洗礼之后的神性超越性，已转化为新人文主义重要的同盟与建设性资源。在19世纪新人文主义发源地德国，以特洛尔奇（E·TROELTSCH）为代表的基督教人文主义与新康德弗莱堡学派人文科学思想密切的学术对话交往，即是一个象征。只有把握住上述思想史演变脉络，才不会被20世纪西方人文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反人文主义的声明所迷惑。
在胡适称“五四”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之后，20世纪初叶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所称的“人文主义”已参照的是新康德人文主义。同时期接受美国白壁德“新人文主义”影响的学衡派，不仅突出了人文主义的教化性而区别于自然人性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而且正是经由这一新人文主义，将中国古典教化型的“人文”传统转化、纳入中国的现代性矛盾处境中。1958年问世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作为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典型代表的当代新儒学纲领，其中的一个强调要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拥有提升、教化自然人欲的神圣维度，因而决不等同于世俗人文主义。
20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大陆开始兴起的马克思人道主义与异化讨论，一方面是依据马克思思想来源中反封建神权的现代人性解放观、批判极“左”意识形态与封建传统压制人性（特别是个体人性）的历史与现状；另一方面则是依据马克思摒弃资本主义异化的更高自由个性理想，警示与批判现代性主流观念。这后一方面不仅属于马克思主义更本质的方向，也迅速在九十年代成为针对非协调社会发展诸种弊端的“人文精神”批判。这种针对唯科学主义的批判，在九十年代以后集中于纠正唯“GTP”增长指标的社会发展观，成为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2004年）所宣布的“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重要思想依据。这一人文精神鲜明的发展观称作“科学发展观”，正表明了人文观念与科学的协合性。
在今日与未来中国，最有意义的是19世纪以后兴起的针对唯科学主义的新人文主义（而不是太久盘据在中国思想界的以文艺复兴为原型的世俗人文主义）。作为基于现代化—现代性矛盾、又从整体综合与价值立场协调并引导现代化矛盾的思想，新人文主义与科学构成相互依存的矛盾体。①三
作为社会思潮的人文主义先于学术学院建制的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前者拥有社会心理源初而自发的时代问题背景，后者则是对前者的理论观念概括。
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的理论形态不同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理论形态，它具有区别于自然科学范型的知意情融合性、非客观中立的价值取向、直觉综合、践履技艺性等特性。但是，现代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同样保持着最低限度的现代学科专业分工性、理性逻辑与可公度性。这两个方面构成人文学科、人文科学特有的艺术—科学张力形态（如现象学所典型体现的）。这后一方面使人文学科、人文科学同自然—社会科学具有对话与可转化的性质。这一科学性质一方面使现代人文学科和人文科学不等同于传统文史哲所谓“大文科”观念，另一方面使“人文”教化不致流于现代文明—文化所戒禁的狂热或专断。从建设性着眼，精神形态的“人文”批判如果不愿流于空洞抽象的说教（亦即唯心的文化决定论），就必须与精神观念所关联依托的制度基础批判相结合。人文科学奠基人狄尔泰强调人文科学不是传统思辨哲学而必须与经验科学相结合，这一强调在现代学术思想界已明确为一个愈来愈光明的前途方向：人文科学与自然—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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