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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三农”问题的几个重大判断
对于"三农"问题，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提出了不少解决思路。有的说"三农"问题是结构问题，与制度问题无关；有的说"三农"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不要上升到政治高度；有的说"三农"问题，是农民自己的事情，与政府无关；还有的说"三农"问题在农外，说到底还是个工业问题。对于这些见解，孰是孰非。笔者想对此发表一点粗浅的意见。
一、"三农"是结构问题，还是制度问题
对于"三农"问题是制度问题，还是结构问题，目前主要有二方面的代表，一方面是政府经济学家，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及各个部委办、各级地方政府中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简称"结构派"。他们主张"三农"问题是一个结构问题，是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的结果，与制度无关。如果说是制度的问题就是别有用心，是无限上岗上线，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现在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
另一方面是以非政府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者的观点，简称"制度派"。他们认为现在"三农"问题，说到是一个制度问题，既是过去制度造成的结果，也是现在"三农"问题难以根治的原因。制度既是"三农"问题的因，也是"三农"问题的果，其总的根源是制度。因此，他们主张，只有从根本上改革现行的不利于"三农"问题解决的制度，或者说抑制农业发展的制度，就能够解决"三农"问题。只从结构入手解决"三农"问题，是治标不治本。
笔者认为，二方面的意见都正确，又都不完全正确，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其实，"三农"问题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现在进入工业社会的国家都不同程度的经历过"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表现为一个结构问题。因为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恩格尔定律和凯恩斯定律就会自动起作用，"三农"问题就会随之出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三农"问题是一个结构问题。一是随着生产力发展，特别是二、三产业的发展凯恩斯定律和恩格尔定律会自动起作用。因为随着人们收入的增长，收入用于积累的份额增大，用于消费的份额下降，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呈递减趋势，农业是消费资料生产部门，人们的消费需求的相对缩小就限制了农业效率的增长。因此，当人们的农产品消费基本满足以后，农业自动减效机制就会发生作用，农业效率的增长自动掉入凯恩斯定律和恩格尔定律设置的"陷阱"中，尽管产量不断增加，但是效率始终无法提高。二是随着产业结构的转换，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将越来越少，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位置将越来越低。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农业的增长速度要慢于其他产业，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相对降低，农业创造的财富就相对的减少。这使"三农"问题将更加突出。三是农业和农民对新增国民财富的作用越少，农民所能够从市场中分配的收入就越少，农业、农村、农民就会陷入希克斯年说的"贫穷恶性循环"。归纳起来就是以下五个方面表现为结构问题：①农业提供国民收入的速度跟不上非农产业提供国民收入的速度，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这是一个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的问题；②农民创造的财富不足以满足农民的可持续增收，并保证城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拉大，这是一个收入结构问题；③非农产业的发展无法为农业提供更多、更广阔的市场，使农产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过剩，这是市场结构的问题；④非农产业的发展无法满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要，这是劳动力结构问题；⑤农村的发展不仅缺乏资金，而且农业资源还不断的流向城市，这就势必导致城乡发展出现更严重的"马太效应"，这是城乡结构的问题。所以"三农"问题是一个结构问题，"结构派"是正确的。
"三农"问题也是一个制度问题。上述结构问题固然可以自然产生，但是对于我国来讲，还有一个人为的因素在里面，即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导致的。首先长期的非农化的发展战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国"三农"问题之所以会有这么严重，问题积累这么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长期的、超常化的非农化战略诱致的。非农化就是以城市为偏好的工业化，而工业化需要巨额资金和资源，筹集资金和资源成了工业化最大问题。在历史上，工业化的资金和资源筹集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西欧式的工业化道路，通过对外掠夺来为工业化筹集发展资金，如英国、法国、西班牙等西欧国家；另一条是外部资金注入，如台湾、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工业化。但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要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制裁，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即要加速实现工业化。而建立工业体系需要大量的资金，历史上两种工业化的筹资渠道我国都不可能利用，只能通过国家内部解决。只能农业、农民、农村做出牺牲，即通过将农民的剩余用来作为工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来源。因为在一定时期，"蛋糕"只有这么大，用在一个产业上的资金、资源多，用在其他产业上的资金、资源必定要少。非农化发展战略就是通过行政手段将有限的资金、资源用来加速发展工业。这一政策保证了工业发展的需要，但是农村、农业和农民却付出巨大的代价。据统计，1952年-1989年，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和农业税从农业中抽走近1万亿元资本，而国家支农资金仅3000亿元，净流失7000亿元。九十年代以来，国家仍然通过各种渠道收取和转移农业资源和农民剩余，据有关专家预测，每年大约1000亿元左右。其次长期的抑商政策。我国历史上就有重农抑商的传统，长期以来将农业视为"本"，将商业视为"末"，其实这种重农抑商的政策，最终也变成了抑农政策。建国以后，也不太注重商业态的培育，更严重的是将商业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来割，或者作为投机倒把来打击。在这个时期，由于全国实行的是统制经济，"三农"问题并没有独立的表现出来，而是被高压的行政手段所掩盖了。但是抑商所导致的"三农"问题，还是客观存在的。改革开放后，抑商政策仍然没有彻底根治，如继续打击投机到把，不允许私有粮商经营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等政策仍然在起作用，这些抑商政策后果立杆见影，过去所掩盖的"三农"问题就完全暴露出来了。长期抑商政策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市场中介组织成长不起来，缺少中介组织的农业，犹如一只断线的风筝，无法驾驭方向。不管是市场经济，还是统制经济，抑商就是抑农。目前非农化的制度安排既是"三农"问题得以维持的原因，更是今后"三农"问题严重的后果。现在还有如下制度诱致"三农"问题：①以小农为本位的农业经营制度阻碍了农业效益的进一步提高；②无法提供财产安全的农村财产制度抑制了农民财产积累的冲动；③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主要目标的农村地权制度不能适应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非农化的需要；④不合理、不规范的农村财税制度难以有效的形成新的激励，调动地方和农民的积极性，如财权、事权、人权分离的财税制度制约了地方政府的职能的发挥和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又如税费不清的农村税费征收制度削弱了农民发展后劲；⑤非农偏好的国家资源供给、分配制度导致了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不足，生产潜力下降，如投资主体错位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导致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如严重非农偏好的国家资源分配制度削弱了农业发展的后劲。排斥、拒绝农民的农村信用制度抑制了农民的投资欲望；⑥弱保护、低覆盖、不完善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无法满足农业和农民市场化、国际化的需要；⑦匮乏、扭曲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无法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⑧"路径依赖"强和创新少的农村组织制度根本无法带领农民进入市场；⑨城乡分割、带有明显歧视性的户籍制度阻滞了农村剩余劳动转移和农村城市化；另外 "意识形态"浓的农业行政管理制度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下农业宏观调控和农民服务的需要。所以"制度派"认为"三农"是一个制度问题也是正确的。
笔者认为我国的"三农"问题要从二个阶段来看。从历史来看，建国以来"三农"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制度引致的，制度是根，结构是果，但是这中间，结构互动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就是说制度是主因，结构是辅因。这是我国特殊的经济战略所决定的。当然就是不推行这种非农化偏好的战略，结构的互动也会产生"三农"问题，只是时间会慢点、问题的程度会轻点而已。从目前的情形来看，"三农"问题主要表现为一个结构问题，制度主要体现为对解决结构问题的不适应性和产生未来"三农"问题、或者加剧"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在目前制度和结构就成了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二者共同作用，使"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
二、"三农"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 K fg +JtT] =~B3"&YZ eh3--德育论文|WEx??T[ l?IoTF Ny.`-i#
"三农"问题指农业、农民、农村的问题，即农民增收难，农业比较效益低，农村市场难以启动，农村贫穷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是农业经济不发达，农业创造的财富不多而引致的，如农民素质不高；农业科技不发达；农村资本与劳动力、土地的结合程度不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分工程度、社会化程度和组织化程度都相当低，等等。生产力水平不高是"三农"问题的总根源。所以说到底，"三农"问题是一个经济方面的问题。但是"三农"问题又不仅仅是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繁荣这么一个纯粹的经济的问题，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现在有些人将"三农"问题归结为经济问题，也有些人认为"三农"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这都比较片面。其实，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是不分家的，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就将经济学定为政治经济学，只是以后的西方经济学家，强行将经济与政治分开，想研究纯粹的经济问题。我国对"三农"问题的诸多争论也是受这些经济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笔者认为经济问题不仅本身就是政治问题，而且经济问题还会产生许多政治问题。"三农"问题尤其是如此。由于"三农"问题的经济性是有目共睹的，在此只谈一谈我国"三农"问题的政治性。论文对于“三农”问题的几个重大判断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三农"问题关系到农村能否稳定，关系到农民是否会支持拥护党和政府的领导。古人说，"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廪实而后知礼仪"。如果现在我国的"三农"问题继续向坏的方面发展，还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农民为了生存，怎么还顾得上礼仪和荣辱呢，怎么会不揭竿而起呢。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无不是农民无法生存，发展无望下的总爆发。
"三农"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民的经济地位能否提高，而且还关系到农民的政治地位能否提高，关系能否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体脑差距。如果农民不能在国家政治社会经济中取得平等的发展权、资源的分配权，就难以争取到平等的生存、发展权和致富权，就无法摆脱弱势的经济地位，经济地位的势弱只可能导致政治地位的弱势。九亿农民在国家政治经济中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的弱势，整个社会就处在一个不稳定的均衡状态，这个不稳定的均衡是难以通过强制力量来长期维持的。迟早都有一天会倾斜的。
"三农"问题还关系农村能否培养民主的氛围，推进农村民主化进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三农"问题这个经济基础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其他的各种上层建筑的建设问题就难以提上议事日程，特别是难以推动农村民主化。反过来，没有民主化又会进一步影响"三农"问题的解决。因为农民无法利用民主的渠道反映自己的需求，无法利用民主的方式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维护自己的权利。更重要的是民主渠道是农民理顺情绪的机制，是广开言路的重要方式，是沟通党和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桥梁。现在农民之所有会成为弱势群体，之所以农民怨气较多，就是因为农民缺乏民主化的机制反映自己的需求，表达自己的意愿，缺乏民主化的方式来释放怨气、愤懑，一旦这些怨气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一旦这些愤懑被某些不怀好意的人或者集团利用，就是导致社会的动荡和混乱。"三农"问题不解决，农村的民主化就是一名空话，而没有民主化的渠道来逐渐释放农民的怨气、愤懑，缓冲基层政府与农民的紧张关系，就会酝酿出较大的政治问题。所以"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很现实、很紧迫的政治问题，必须从政治的高度来综合解决。
"三农"问题关系到改革开放成果的巩固，新的改革能否深化。"三农"问题首先是一个改革的路线和方向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率先在农村打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被认为是经济体制转轨最成功的典型。如果这个成功的典型竟然连"三农"问题都不能解决或者缓解，就会使人怀疑，改革方向的正确性，党的改革路线的正确性，甚至可能会使改革开倒车。其次"三农"问题的解决速度和解决方式决定市场化改革的速度。如果农村危机进一步加大，"三农"问题得不到缓解，它就会全面减缓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甚至会使多年的改革成果功亏一篑。根据"水桶原理"，木桶装水的容积取决于最短一块木头的长度。经济体制改革作为一个整体，是相互配套、相互依存的，如果农村的改革发展受阻，则整个体制改革就会受阻，进而影响改革的速度。第三，"三农"问题解决得不好将会增加改革的难度。如果"三农"进一步加重，就会使国民经济发展失衡，从而减缓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进而增加改革的难度特别。最后，"三农"问题解决的成本决定了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本。如果"三农"问题继续累积起来，将会增加"三农"问题的成本，一旦改革成本超过了改革收益，将会增加全国经济改革的成本，甚至可能会使改革方向逆转，使经济体制改革因噎废食。所以"三农"问题的解决的效果、解决的时机、解决的成本将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方向，关系到改革效率和改革的成败。这是对党和政府改革总路线的一个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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