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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为何要辞官
温州的朋友和吴敏一告别，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吴敏一，他也不会继续他在温州官场中的“游刃有余”。
实际上吴敏一也是把升任市长作为第一目标，在这个目标变得不可能后才退而求其次，选择了下海经商。
但在这样的背景下，吴敏一等人的辞官仍蕴含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表明社会的变革发展到今天，人生价值的实现途径有了更多的可能。
吴敏一去意已决，转身擦了擦眼角的泪水，眼镜几乎掉下来。一位企业家握着他的手，“吴市长，保重！”这个中年男人也把脸转过去，眼圈红红。
温州的朋友和吴敏一告别，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吴敏一，他也不会继续他在温州官场中的“游刃有余”。
4月20日，这位原浙江省领导主要智囊之一，有着“学者型、智慧型、亲民型”官员之称，被当地政界人士称为温州施政史上高水平的、前卫的副市长，提着一个简单的行李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彻底告别了政坛。
“世界上哪个正常国家把当官看作惟一甚至主要的价值取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辞官），打破那种认为当官是社会惟一价值取向的看法，‘上台为官，下台为民’，这应该是包括官场在内的中国社会的一个方向。”吴敏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吴敏一辞官的同时，温州市另一位副市长林培云，以及温州市政府秘书长何包根、副秘书长王运正也提出了辞职。温州4位要员的同时辞官立即在温州以至全国引起了震动，联想到近段时间以来江浙一带接连发生的“辞官下海风潮”，人们隐隐感到，中国的社会形态和政商观念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个人的选择途径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可能。单个的辞官现象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的宏大而急剧的变迁。
一不小心步入政界
吴敏一并不是一开始就想从政，“研究生毕业后，我更想在大学当一个老师或者做一个自由职业者，而不是去当官。”
天拂人意。1984年，吴敏一在复旦大学管理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即被分到浙江省计经委经济研究所，“我当时有怨气，因为我当时是班里学习成绩最好的，而且导师也很喜欢我，我真的希望当时能够留校，做教书育人的工作。”
一位熟悉他的人认为，吴敏一有学术方面的天赋，当时中国的管理学、经济学研究尚在襁褓之中，而吴显然看到了这方面的前景。
尽管不想当官，但仕途之路还是不断向他招手。在经济研究所期间，学术上的见识使他崭露头角，1989年升任副所长，1993年升任所长，1995年调任省经济建设规划院副院长，副厅级。
对当官没有兴趣的吴敏一身不由己地接触到了政界，在1980年代中后期，吴敏一逐渐成为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的经济决策智囊之一。当升任计经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之时，吴敏一更是感觉到向官场靠拢的好处。
“我在经济研究所时，最初还是想当一名学者，对当官没有兴趣。后来当了副所长发现，原来学术上的水平如果和职位联系在一起，可以有更积极的影响。”
这种积极影响体现在他可以成为省领导的座上宾，成为浙江省改革开放决策的核心智囊。时年，浙江省涉及经济改革的主要决策和重要文件不少有吴敏一参与。
浙江省“八五”规划，吴敏一便直接参与起草，“九五”规划更改由他主笔，其关于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方面的见解得到浙江省高层认可。
尽管可以参与决策，空间也很大，但是吴敏一感觉到一直做智囊或者政府咨询人士，对自己的人生价值有很大的局限。“只能看见自己的想法由别人去实施，你提得再好也要有领导来采纳，采纳了还可以，如果不采纳呢？”熟悉官场规则的吴敏一显然知道，如果要摆脱这种束缚，只有走到决策前台，弃学从政。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吴敏一向领导“要官”，“换一个舞台。”不再临渊羡鱼，而是退而结网。
温州为官4年半
1998年，年届不惑，吴敏一出任温州市副市长，40岁在中国官场绝不是“洗了睡”的年纪，如果仕途顺利很可能有一番作为。
吴敏一承认，他当时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实现自己的抱负，而所谓抱负在他看来就是能够尽最大的可能在官场中“周旋”，利用这个平台实现其“人生价值”，即当官就要做出点事情来。
吴敏一说他几乎看遍了中国的官场小说，他希望能够从中学到一些为官之道。
一位官场中人分析，看过官场小说的人不外乎两种：把当官看作一种职业，当官的目的就是向上升：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副省长……
另一种人可以从那些小说中学会排除“干事”障碍的方法，在这个体制中尽量做到游刃有余，不因“干事”而使自己处于不利位置，温州一些政界人士把吴敏一看作后一种。
熟悉吴的人称，吴敏一其实在官场中已使出了浑身解数，既不至于与众不同，又把自己的知识和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到了极致，“在一定意义上，他是新温州模式的代言人，信息化和IT理论在温州的传教士。”
温州一位政界人士总结吴敏一的几大政绩：温州数码城、建设信用温州、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国企改革、促进民营企业提高层次、创名牌、帮助温州部分民营企业进行体制创新，走科技发展之路、创建社会保障体系等。
而吴敏一最为得意的便是至今能够为温州上至政府领导，下至普通百姓都称道的“温州数码城”和“信用温州”。吴敏一使一个传统产业有强大力量的城市步入信息化时代，并奠定了温州今后几年不至于落后于其他城市的基础。F*~Tj=z8[2aPKTAyp]w@|z?%pUf-D3c~2电子商务论文;q !fUIE}+ t Yu^&N (u9Y
在和记者谈话中，吴敏一毫不谦虚地说，在信息化和IT理论方面，自己是国内的一个权威，他也认可了自己是“温州数码城的总设计师”的说法。
吴敏一也承认，数码城和信用温州建设得到了温州各界的支持，尤其是市领导和市人大，在其中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自己既是发动者之一，也是忠实的执行者。
此外，吴敏一和前市长钱兴中等人在推出适度政府方面功不可没，“把政府的积极有为和市场的无为非常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事实上，吴敏一真正为官也只有四年半，吴敏一认为官给他一个很深的感触，那就是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只有在官员的位置上才能干，官员如果干事能够为好多人谋利益，而官员如果不干事或做坏事，倒霉的是老百姓，而现有的官员体系中，又缺少制衡、监督和客观的评价体制。论文市长为何要辞官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人生第三步
就在吴敏一被人们一致看好时，他却在今年2月突然递交了辞呈。
在给浙江省有关部门的信中吴敏一说：“考虑到自己各方面的因素，我决定辞去一切行政职务，离开行政部门，感谢党组织多年对我的关心和培养。我还会继续为社会为国家和人民做出积极的贡献，恳请组织予以批准。”
吴敏一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希望成为下一届市长候选人，“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如果能够成为市长候选人，就全力以赴为温州百姓多干些事情。“当得知自己不再有这种可能后，决定辞官下海。”
“我能不能当市长，这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有很多方面因素在里面，但对我个人来说，我没有什么怨言，当不了就不当。”
吴敏一今年45岁，这个年龄即使这次升不了，等过几年仍有机会。吴敏一为什么这么急迫地选择了人生的另一条路？他说，一个人的价值不仅在官场中体现，如果等到50岁再辞官，“从做事情的角度，50岁在心理上是一个大限，到时候精力不容人，想做事情恐怕也没有时间了。”
吴敏一给自己设计的人生三步曲是求学、从政、经商。他决定，提前进入第三步———经商。
尽管浙江省有关领导几番挽留，让他再考虑，甚至提出可以在省里给他安排职务，但吴敏一去意已决。
温州市原市长钱兴中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讲了三点，“第一，我也劝了他多少次，希望他留下；第二，我觉得一个人的出路不一定只有当官，所以他离开，我很理解；第三，这是打破官本位的一次很好的努力。”
钱兴中认为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要觉得温州的官员都怎么样了似的，“温州经不起别人的非议了！”他恳请媒体不要对此进行炒作。
尽管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由于此次辞官涉及两个副市长、两个政府秘书长，在温州政商各界还是引起不小震动。
“以前是一个一个的走，而这次一下子有四个人辞官，所以会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温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温州政商文化研究者洪振宁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他断定，“这将形成一种风气。”
据记者了解，温州官员辞职经商实际上早有先例，1990年代到现在温州县级以上官员辞职经商已有多宗，这一名单可以开列很长：
温州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徐国林，温州市检察院原副检察长邹丽华，平阳县委原书记、市委副秘书长董希华，洞头县委原书记、市政府副秘书长叶正猛，经委原副主任、乡镇企业局局长钟普明，永嘉县委原书记谢炳清，温州市委原副书记，后任省信访局负责人何树鑫……
洪振宁认为，辞官现象之所以在温州如此之多，首先是因为温州能提供较多的机会，其次是温州有它特有的重商主义传统，官本位意识相对淡薄。
“连有发展前途、如此年轻的吴敏一都可以不把当副市长‘当回事情’，他的辞职就有示范意义。当官、当大官不应成为一个人的努力的惟一方向。”
与吴敏一同时辞官的温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王运正，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称，这是可喜的现象，“我在辞职报告中就讲了打破官本位的想法，而且我也说，我这也是为机构改革做贡献，腾出了位子，二十几个老百姓就要养一个官，不需要。”
然而温州市体改委原主任马津龙并不认为辞官事件意味着官本位的观念得到了根本转变，虽然温州民间力量和市场经济发达，但“温州官本位意识并不比其他地方要弱多少”。他说，如果不是有特殊原因，谁也不会离开官场。
实际上吴敏一也是把升任市长作为第一目标，在这个目标变得不可能后才退而求其次，选择了下海经商。显然，在仅仅只进行了20多年市场化取向改革的中国，要根本扭转“官本位”的影响不是易事，即使在重商氛围浓厚的温州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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