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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为何不自由?

时间：2023-02-27 09:36:22 社会学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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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为何不自由?

苏联解体以后,　随着专制铁幕的日渐揭开,　已很少有人再为其思想禁锢辩护。但没有证据证明,列宁等革命领袖在革命初期“为人民”的动机不是真诚的。列宁在揭露资产阶级“言论自由”虚伪性的同时,　也曾许诺革命将创造出远超资本主义的“言论自由”。但实际上,　却出现了长时期严重的思想言论禁锢,　在苏联也决不可能出版象《美国禁发新闻》(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10月中文版)这种自我批判性著作。那么,　原因究竟何在呢?完全归咎于领袖的个人品质,　固然省力,　却有违事实、公正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拙文则尝试从社会整体机制角度探本求源,　总结经验教训,　以求得讨论的深入。

我认为,　苏联在思想言论自由方面的严重失误,　主要根源于以下重大因素:

一、“言论自由”理论的片面性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理论生涯是从批判普鲁士专制政府的思想禁锢开始的。但长期以来,他的后继者和研究者们对此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马克思《第六届莱因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　曾被政论家卢格誉为“对于出版自由再不能有比这说得更深刻更透彻的了”(1)。以今视之,　虽然论文尚未涉及“言论自由”的经济基础,但其理论深广度和透彻性也仍然令人震撼。比如,马克思精辟阐明,“言论自由”对实现“人的本质”、“人的解放”、人的其他“一切自由”,　以及人的“幸福”与“充实完满”所具有的重大意义(2)。尤其强调了“言论自由”对人民群众“洞察”和“联结”世界、“自我信任”,　以及自我反省和自我完善的巨大作用(3)。此外,　还论及实施“言论自由”的主要手段,　如制定“新闻出版法”,　运用自由的“批评”,　举办人民报刊,　以“行为”而不以“思想”评判一个人等等(4)。马克思还强调了保证“新闻出版法”公正行施的基本前提──司法独立问题(5)。同时,　还从反面论证了思想禁锢对政府和人民两方面的危害(6),　以及出版自由本身的局限和应持的态度等(7)。

以上证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虽然主要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孕育,　却也对反封建的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资产阶级法权体系有充分的理解和合理认同。马克思主义毕竟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欧州诞生的啊。

而列宁主义却产生于落后的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的俄国。因此,　尽管在革命初期,　列宁也讲过“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够”(8)一类的话,　却很难对“言论自由”的意义与条件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出于避免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考虑,　他在谈及“言论自由”时,　着重揭露了资本主义“言论自由”的私有制基础和资产阶级实质,　以及它屈从于“货币权力”的欺骗性(9),　并指出了“旧政权”与“新自由”的不相容性(10)。但是,　列宁却严重忽视了“言论自由”的人性、人民性价值和社会自我完善作用。列宁只看到了革命者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教育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的压迫”⑾,　却不承认“出版自由”也能“祛除俄国共产党的弱点”⑿。他对人民“言论自由”在新制度中的实现,　也有点盲目乐观,　认为只要政权的阶级性质一变,　就一了百了;　认为只要“没有直接或间接使报刊屈从于货币权力的客观可能性”,　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碍劳动者”享有这种“自由”⒀。而未能预见到,　人民群众仍然有可能因屈从于生存条件、政治强权而丧失这种“自由”。他还令人鼓舞地承诺,　新制度将停止对报刊的“行政干预”,　并依法实行“充分的自由”⒁,　却未能指明实现的途径和保证条件。

斯大林的“言论自由”理论十分贫乏,　可说毫无建树。他只知无数次地重复列宁的阶级批判,　诸如“空谈”、“空话”、“形式权利”等等;　并炫耀只有不存在“失业”之虞的的苏联人才有“真正的个人自由”、“不带引号的自由”⒂。

列宁曾不无自豪地宣布:　革命后的俄国,　将“证明它能给人类做出为自由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榜样,　而不是大规模的蹂躏,　大批的绞架和拷问室”⒃。但由于他和斯大林对“言论自由”的片面认识、理论失误,　在苏联的长期历史中竟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情景;　尽管历届苏联宪法都明确规定了“言论自由”条款,　却也只能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空谈”,　甚至连“形式权利”都算不上。而导至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　竟又是缺乏真正的“言论自由”。列宁、斯大林的话就是“圣经”,　只能称颂,　不能怀疑,　更不允许讨论、批评,　因而片面的“言论自由”理论便长期无法纠正,　从而形成理论与实践的恶性循环。

以上,　大约就是苏联长期思想言论禁锢最基本的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国有化”即“公有制”的误解

任何法权都有其相应的经济基础,“言论自由”也不例外。

众所周知,　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的弊端归结为“私有制”,　归结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　因而把“消灭私有制”作为革命旗帜,　并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　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转变为国家财产”(17)的历史任务。但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　都不曾把国有化视为“公有制”的完成,　而只是视作“公有制”的“全国性基础”和第一步(18)。他们确立的“公有制”标准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使用“全部生产工具”,　共同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19)。实际上,　也就是充分和彻底的经济民主。

但到了列宁和斯大林那里,　却有意无意地把“第一步”变成了“最后一步”,　在二者之间划了等号,　放松甚至忽视了对“劳动者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这一“公有制”本质的努力。1913年3月颁布的俄共纲领,　就声称“苏维埃共和国的财产”即是“全体劳动者的公共财产”(20)。斯大林也也说“公有制”就是“国家的即全民的所有制”(21)。后来的波列日涅夫宪法,　则干脆称“国有制”为“国家全民所有制”。这一切,　也许与列宁的一个思路有关,　他十分强调“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等概念的区别(22)。殊不知,　脱离了“占有权”、“支配权”的所谓“所有权”,　只能徒具空壳,　最多是纸面上的一种“形式权利”。

在这种理论指导下,　苏联长期以来不断强化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国家”也即党政官员占有。苏共通过各级官吏牢牢控制了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源,　也即控制了全体苏联人的生存条件。而广大直接生产者,　不过是受雇于国家的廉价劳动力,　最多只有对某些生产工具的使用权。从国营工厂到国营农场到集体农庄,　生产计划、管理、领导人任命、产品分配,　统统由政权也即党权所控制。这必然是一个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列宁就主张“要在经济方面实行民主集中制”(23),　实际上只是“集中制”,　所谓使“成百成千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24)。斯大林则明确宣布:“社会主义经济是最集中最统一的经济”(25)。于是,　人们吃惊地看到,　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　竟又让位于共产党官僚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冲突。但长期以来,　苏共及其领袖们,　却误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他们才认为劳动者能够“实际使用”一切舆论工具,　能“充分享受”言论自由,　乃至自认为苏联是出版自由“这个任务完成得最好的国家”(26)的罢。论文在苏联,言论为何不自由?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E44v%RXt~ VX?2vTISpY[66^kH\{J"\;66WEN.COMLAaO Hu-}eJa j5"&AbWKr

然而,　这却是一种极大的误解。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　是一切形式的奴役,　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从和政治依附的基础”(27)。苏联那种“公有制”虽然没有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和“失业”,　但劳动者却仍然存在随时被政府剥夺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危险。国家“作为一个垄断性雇主”,　完全具有“使离经叛道者就范的力量”(28)。事实证明,　当局以解职相威胁,　每能有效地使不安分者闭口无言。即使是高层官僚,　一旦失宠,　也会立即一贫如洗。为了保住权力、地位和优裕的生活条件,　他们也就只好看着上司尤其是最高当局的脸色说话。因此,　他们便多为谀官,　而甚少诤臣。

还应看到,　广大民众对国家的依赖,　物质分配的均质化、低水准,　又养成他们依赖、崇拜强权,　急功近利、因循苟活的恶劣习性。谁也不愿和不敢讲出当权者不愿听的话,　久而久之也就不愿、不会再用自己的头脑思考,　而甘当传声筒和留声机。如此,　这样一群追求最低限度生存的民众,　也就根本没有“言论自由”的迫切要求,　他们也实在无话可说、无思可想。

以上,　大约就是苏联长期思想言论禁锢最基本的的经济根源。

三、在党群关系方面的失误

“民意”或“公意”的代表与实现,一直是个令人困惑的历史难题。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曾设想将每个公民的一切权力“全部转让给整个的集体”(29)。王元化先生已深刻阐明这种“公意”的危险性(30)。

那么,　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解决这一课题的呢?

基本思路是:“民意”由“党意”来代表。《共产党宣言》把现代社会归结为“简单化了”的劳、资“对立”,　并庄严宣告:　共产党人“设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共产党人代表各民族无产者的“共同利益”和各斗争阶段的“整个运动的利益”;　理由是共产党比无产者群众更加“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31)。这种宣言是真诚的,　在一般情况下也确实如此。问题在于,　如果党的领袖产生失误呢?历史证明,这种失误又是经常发生的。那么,　如何在制度上、在具体运作机制上,　保证党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这个问题,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均没能妥善解决。如果把代表人民的主观愿望,　视作先定的和一劳永逸的固定结果;　如果没有人民的参政、监督机制(其中也包括人民的言论自由),　又怎能保证党能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呢?

这一问题,　在缺乏民主传统的苏联变得严重起来。人们已熟知列宁论关于阶级、政党、领袖关系的那段名言:　阶级由政党来代表,　政党由领袖来代表。这是一种单向的宝塔型的“代表”关系,　人民处于最底层,　处于被“代表”的被动地位。也许是迫于当时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　列宁十分强调三者的一致性,　着重批判了将三者“根本对立起来”(32)的倾向。斯大林也十分强调党和人民的一致性,　宣称“我们的政府和党除了人民的利益和人民操心的事情外,　没有别的利益和别的操心的事情”(33)。他甚至拍着胸脯对选民表白:“你们可以大胆地信赖斯大林同志。”(34)他是那样热诚,　又是那样自信。1948年斯大林亲自修改和批准出版的《斯大林传略》,　竟然宣称“斯大林每一句话都是代表苏联人民说出来的”(35)。然而,就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　苏共既脱离了唯物论,　也背弃了辩证法。　历史已经证明,　党和人民的利益并非时时处处都能保持一致,　党及其领袖也并非天然地具有永恒代表者的地位。从总体上说,人民也能够认识其利益所在,并有权监督那些“代表者”和“公仆”。事实证明,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共,　就辜负了苏联人民的信任,　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给俄国历史留下了严重后遗症。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雅各达就曾在狱中自白,　“到处都在演戏……为人民服务是演戏”(36)。到赫鲁晓夫时代,　就干脆把命题颠倒过来,　声言“谁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　谁就永远同人民在一起”(37)。既然“党的立场和观点”(实际上是领袖的立场和观点)成了人民利益的代名词,　那么,　生产资料“国有”(也即党有)也就是人民所有,　“国有制”也便成了“公有制”。这种逻辑多么顺理成章,　又多么荒唐可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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