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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

时间：2023-02-27 09:51:22 历史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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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

——兼论传统时代的“天人合一”观

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

一　问题的提出

鼠疫（plague）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危害人类最严重的烈性传染病之一。中国历史文献中的鼠疫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中记述的恶核病：“恶核者内裹忽有核累累如梅李，小如豆粒，皮肉燥痛，左右走身中，卒然而起，……不即治，毒入腹，烦闷恶寒，即杀人。”这是鼠疫学界公认的对腺鼠疫的科学描述，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记录之一。

根据现有的研究，中国大范围的鼠疫流行至少有三次，14世纪的鼠疫大流行造成中国人口大量死亡；这次鼠疫通过蒙古军人的西征，传入中东和欧洲，引发影响深远的“黑死病”[1]　。16~17世纪的鼠疫大流行则与当时的旱灾与人民起义互为因果，在华北地区即造成一千万人以上的人口大死亡；其中17世纪的鼠疫流行成为导致明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2]　。19世纪中叶云南回民起义时期，鼠疫的大规模流行使人口死亡亦以数百万计[3]　。除了这三次大规模的鼠疫流行外，历史时期，在蒙古、东北、陕西、宁夏、山西、青海、新疆、河北、云南、广西、广东、香港、福建、浙江、江苏、江西、安徽等地，均发生过规模不等的人间鼠疫流行，累计造成的死亡人口相当可观[4]　。很显然，中国的鼠疫流行范围广阔，历史悠久，构成影响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

然而，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关于中国鼠疫是内源性的还是输入性的，国内外学者存在不同的看法。以19世纪云南鼠疫为例，“几乎所有的中外学者都认为第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起源于云南，并认为云南是一个古老的家鼠鼠疫疫源地；但又都断言云南不存在鼠疫自然疫源地，并谓云南的鼠疫是输入性的”[5]　，即从印度和缅甸直接或辗转传入的。然而，1974年，云南鼠疫工作者从云南剑川县的中华姬鼠中分离到鼠疫菌，证实了滇西存在着鼠疫自然疫源地，学者们称为滇西纵谷大绒鼠齐氏鼠疫源地[6]　。

在滇西纵谷大绒鼠齐氏鼠疫源地中，存在若干个鼠疫动物病的好发地区。这些地区的共同特点是地貌为山间小盆地，四周山峦环绕，中间平坦，山谷溪流汇集其间，水源丰富，土壤肥沃，利于种植粮食。鼠类经常沿山谷溪流转移到耕地觅食，从而将鼠疫扩散到家栖鼠类当中。1984年就曾发现过野鼠间鼠疫曾一度侵入家栖鼠中的事例[7]　。这一研究暗示着在今天云南境内广泛存在的居民区农田黄胸鼠疫疫源地，有可能是受到野鼠鼠疫的传染或侵入而形成的。

什么是“鼠疫自然疫源地”？鼠疫学界将“鼠疫自然疫源地”看作陆生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的鼠疫生物群落：鼠及其他啮齿类动物是鼠疫菌的主要宿主；寄生性鼠疫菌是鼠疫自然疫源地形成的基本成员；为了能够顺利地侵入到寄主——啮齿动物的机体，媒介昆虫——跳蚤担负起这一职责；蚤也是寄生物，靠吸吮动物的血液生活和繁殖，它的生命离不开温血动物，适宜的温度对于鼠疫生态系统中的任何一个成员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上述三个成员在它们相应的地区占据一定的地理范围，便构成了“鼠疫自然疫源地”[8]　。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形成，是宿主、媒介、病原体经过长期的生物竞争，相互适应，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一个牢固的统一体，并和当地的自然植被、气候和地理环境，构成了统一的相互依存的关系。

仍以云南为例，1772年的鼠疫流行就是从与剑川县相邻的鹤庆县爆发并向外扩散的；1984年野鼠鼠疫侵入家栖鼠的事例可能是历史的重演。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虽然还从祥云、弥渡、剑川、盈江等地还能检出疫鼠或染疫蚤，但在鹤庆县却无类似的报告。这样，云南的例子给我们两个启示：其一，历史时期的鼠疫疫源地与今日已有不同；其二，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可以复原历史时期的鼠疫疫源地。明确这两点，对于我们把握历史时期各区域鼠疫的发生与流行，将是有益的。

二　北方的鼠疫自然疫源地

本文主要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微生物学研究所编《中国鼠疫流行史》上、下册（以下简称《疫史》）讨论近代除云南以外各区域的鼠疫流行情况，并根据历史资料上溯，以复原历史时期的鼠疫疫源地。

1.　内蒙古及东北

近代较大规模的鼠疫流行有以下几次：(1)　1910-1911年内蒙古东部满州里地区肺鼠疫大流行,　死亡60468人。(2)　1917-1918年内蒙古西部肺鼠疫大流行，扩散至全区27个旗县，并传入山西，死亡14600人。(3)　1920-1921年内蒙古东部满州里地区第二次肺鼠疫大流行,　传染东北许多地区,　死亡8000余人。(4)　1928年内蒙古西部鼠疫大流行,　死亡约4000余人。(5)　1947年内蒙古东部鼠疫大流行,　死亡25098人。

按照现代鼠疫专家的研究，今日内蒙古地区存在着范围广阔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其中有呼伦贝尔高原蒙古旱獭鼠疫疫源地，察哈尔丘陵松辽平原达乌尔黄鼠鼠疫疫源地，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高原长爪沙鼠鼠疫疫源地，锡林郭勒高原布氏田鼠鼠疫疫源地[9]　。这一广阔的区域包括内蒙古高原的绝大部分，不仅近代中国北方几次大的鼠疫流行都源于这一区域，元代的鼠疫流行和万历年间的鼠疫流行均与这几个鼠疫疫源地有关。鼠疫史学家多斯就这样写道：

从中国历史的记载来看，14世纪的第两个二十五年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摧毁了（鼠疫自然疫源地）中那些啮齿动物生活区的屏障，食物的短缺迫使它们与家鼠和人类接触，因而把动物流行病传给了人类。至1346年底，在地中海的主要港口城市中，人们都知道一种从未有过的传染病正在席卷东方。东方空气污浊，瘴气迷漫，生灵被毒死。

阿拉伯作家IBN　AL-WARDI亲历了ALEPPO的黑死病并死于1349年。他叙述这场疾病是从“黑土地”上开始的。这一区域是中亚或蒙古，但不是中国。这场传染病在那里肆虐了15年。muq9Hk ;3JXczq("R}?Jj%TSrzVR6:B临床医学论文H=U|y-a 03?u'PM*F(o`

AL-MAQRIZI是MAMLUK帝国时代著名的埃及作家，写了许多重要的关于中东黑死病的著作。尽管他并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但在他关于这场传染病起源的一些断断续续的描述中，他告诉我们在疾病传到埃及之前，已在大汗的土地上肆虐。这一区域大概就是蒙古或北中国。按照AL-MAQRIZI的说法，这些异教徒约有300多个部落，在夏天和冬天的放牧中，他们不明原因地死去：马匹、野兽和人皆死去。KHITAI地区大雨滂沱，淹死动物和牲畜。KHITAI这块地方，处于燕京（YENKING）和高丽（KOREA）之间，变成了沙漠。三个月中，16个皇子死去了，大汗蒙古的战士也大量死去。直到国王本自和他的儿子们也死于疾病。中国的人口在传染病侵袭下大量减少，印度也死亡了不少人口。[10]论文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在《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一文中，曹树基指出，万历八年（1580年）山西鼠疫的爆发似乎是从北部大同地区开始的。这一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11]　虽然这一记载并未说明此疫即为鼠疫，但从传染性强，死亡率高这两点来分析，疑为鼠疫。同一年，疫情传至山西中部，次年传入山西南部。在潞安府，“万历九年四月初一日，郡城北门无故自阖，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12]　。所谓“肿项”，是为患者颈部淋巴肿大所致，是腺鼠疫患者的典型症状。据此看，万历八年的鼠疫是从大同爆发且向南传播的。由此联想到在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大同路大疫”[13]　，“人死者过半”[14]　的记载，我们怀疑14世纪大同发生的大瘟疫仍为鼠疫。

大同地区屡次成为大规模鼠疫流行的原发地，令人怀疑该地可能存在或者邻近鼠疫自然疫源地。今天乌兰察布高原长爪沙鼠鼠疫疫源地的东南界在包头—固阳—武川—察右后—化德—康保各县、旗治所一线，距离大同已有相当遥远的距离。该线以南及大同以北，明代后期以来，大批汉族移民集聚于此，大片草场开垦成耕地，原有的生态景观发生巨大的变迁，因此，历史时期存在于此的鼠疫自然疫源地有可能北移。作为证明，该鼠疫疫源地的西南界，正好与河套北界吻合，形成一个弯弓形（见附图一）。众所周知，河套地区的开垦是清代后期乃至民国年间完成的。河套农耕区的三面皆为鼠疫疫源地，实际上意味着开垦之前的河套地区也可能是乌兰察布高原长爪沙鼠鼠疫疫源的一部分。

在农牧交错地带，农耕地带的北移使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南界随之北移。过度强烈的人类活动，改变了鼠疫生态系统赖以存在的环境，鼠疫自然疫源地向北收缩。

2．山西

20世纪山西省的鼠疫来源大致有两个，一是自内蒙古传入，一是由当地的动物疫病引起。当地动物病引起的鼠疫流行主要发生在山西西北部吕梁山区的兴县、临县和保德县。据《疫史》调查，近代临县鼠疫始于1900年，兴县鼠疫始于1902年,　从这一年到1917年的12年中每年均有不同程度的流行。1918年,　当山西北部的许多地方正在遭受来自内蒙古的肺鼠疫侵袭的时候，临县和兴县却流行腺鼠疫。1918年以后,　当山西北部的肺鼠疫流行已经停息时,　临县一带的腺鼠疫流行却没有停止。如1919年7～10月在临县西沟及邻近10村发生450例腺鼠疫,　同年兴县白家山也有流行。1920-1934年，临县、兴县两县疫点多达383个（次），死于腺鼠疫的人口多达8371人。1939年以后不见此两县鼠疫流行的报导[15]　。

显然，兴县和临县的鼠疫流行与山西省其他地区的鼠疫流行无论从时间还是从病型来看都是不同的。这一切都暗示着这一区域存在一个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可能性。追溯到明代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无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16]　。崇祯年间山西的鼠疫大流行即起源于此。另外，据《疫史》调查，1928年鼠疫流行时，兴县逃疫的居民返回后，在屋内发现大量死鼠，且有显著生理改变。据此可判断自明代后期开始，兴、临两县属于鼠疫的原发地区，与其他被鼠疫波及的县的性质有显著区别。

鼠疫专家早就怀疑兴县一带可能存在一个鼠疫自然疫源地。伍连德认为，山陕二处鼠疫之发作乃以通常家鼠之传染,此其直接流行导引线。　山西当地的鼠疫专家们同意上述伍连德氏的意见，推测当时山西省发生腺鼠疫的地区除家鼠遭受感染外，黄鼠砂土鼠亦可能有鼠疫动物病流行。只是从1962年至1974年山西卫生防疫部门对晋北的右玉县和大同市以及临县进行了疫源检索工作,　终未发现阳性结果,　因此关于今日山西省存在鼠疫自然疫源地问题尚未确认[17]　。由于鼠疫自然疫源地形成的因素极其复杂，所以，这一结果并不能说明历史时期这一地区并非鼠疫自然疫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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