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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古人口土地情况的估计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人口的准确数字见于〈汉书*地理志〉，据班固统计，在西汉孝平帝时期，全国的户口数为：“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这确实是第一个可信的数字。
而此前的户口数字是多少呢？据〈后汉书*郡国志〉注引皇甫谧〈帝王世纪〉载，大禹治水时，“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周成王时，“民口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周庄王十三年，“千一百八十四万七千人”；战国时，“戍卒尚存五百余万，推民口数，尚当千余万”。〈帝王世纪〉所记的数字，不知何出，无法令人相信。
据范文澜先生统计，战国后期及秦统一时，人口数字当为两千万。（见〈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这是根据苏秦张仪分析各国军队数字（共五百多万），再按四人出一兵的比例，得出来的。
皇甫谧〈帝王世纪〉中关于战国时期的人口数字（千余万），范老的数字（二千万）虽然相差很大，但是，却提供给我们一个方法，就是可以根据军队的兵力，推断出全体居民的数字。
我们首先推断武王伐纣时周人的兵力。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
然而，太史公关于周武王军队的数字，历来有人怀疑。我们来看看战国时人们的记载。
据〈尚书*牧誓〉载：“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
〈孟子*尽心下〉载：“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賁三千人。”
〈战国策*魏策〉载：“武王卒三千人，革车三百乘，斩纣于牧。”
〈战国策*赵策〉载：“汤武卒不过三千人，车不过三百两，立为天子。”
《韩非子*初见秦》载：“武王将素甲三千，战一日，而破纣之国，禽其身，据其地而有其民。”
〈吕氏春秋*卷八*简选〉载：“武王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纣为禽〉”
〈吕氏春秋*卷十五*贵因〉载：“故选车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纣为禽。”
以上各说，包括〈史记*周本纪〉在内，都认为是战车三百辆。如果按古兵法一车七十二人计算，武王伐纣时的兵力应该是两万人左右。
太史公所说的四万五千人，不知何本，很可能夸大了。
张守节《史记正义》曰：“谓戎车三百五十乘，士卒二万六千二百五十人，有虎賁三千人。”张守节也认为周军数字为二万多人。
武王克商，是周族历史上的大事，具体的年分已不可考，有公元前1026年之说，有公元前1066年之说，近年又有公元前1040年之说。年代虽然久远，但，一些细节，却是可信的。如甲子日灭商，决战于牧野，革车三百乘等等。例如，关于甲子日灭商，这一具体的时间经常见于史籍。古人迷信，由于商人以甲子日灭亡，甲子日便被视为不吉祥的日子，行兵作战，皆要避开此日。这一日期，已经得到了考古的证明。1976年，在陕西临潼出土了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簋”，何簋共有三十二字的铭文，开头即有“武征商，唯甲子朝”的字样。证明了史书上关于“甲子日灭商”的记载。
“革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也是这样，由于武王率“兵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以灭商，“三百乘”同“三千甲士”也成了吉祥数字。《左传》中有大量关于“三百乘”与“三千甲士”的记载：
闵公二年载，卫国遭受狄人的打击后，齐桓公“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
僖公二十四年，“晋侯（文公）逆夫人嬴氏以归，秦伯（穆公）送卫于晋三千人，实纪纲之仆”。
僖公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之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
成公十八年，楚郑联军取彭城，也是“以三百乘戍之而还”。
定公十年，齐鲁夹谷之会，盟书中规定：“齐师出境，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
春秋初年，卫国被狄人所灭。在齐桓公的帮助下，卫国复国。《左传》中也以“三百乘兵车”做为一个标志：“卫文公大布之衣……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可见，“革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已经成为周人的传统用兵数字。
既然我们明确了武王伐纣时的兵车是三百乘，以每车七十二人计算，周人当时的军队数字，就应该是两万人左右。
上古的军事行动是一种阖族行动，全体男子都要参加。因此，若按四人出一卒计算的话，周阖族人口不足十万。若按三人出一卒计算的话，周族的人口应该在六七万之间。由此向前推算，百年前古公亶父时期，周族的人口数字，很可能不过数千而已。
这种小国寡民的情况，我们可以参照春秋初年的卫国的情况来了解。
据《左传*闵公二年》载：前660年，“狄人伐卫”，卫国上下离心，抵抗不力，卫遂为狄人所灭。“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齐桓公）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卫国的武装力量仅存“革车三十乘”。 “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兵车的数量增加了十倍，达到了三百乘，卫国的人口数字也应该增加十倍，达到五六万人。当然，卫国的五六万人口，不可能全是自然繁殖的，狄人进攻时，会有大量的人口逃亡，以后又逐渐返回祖国。如果说，卫国能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使人口数字增加十倍的话，那么，以武王灭商时的十万人口，推断百年前太王时期周族的人口数字为数千人，则应该是合理的。
春秋后期的吴越之战时的情况，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哀公元年，越王勾贱被吴战败，“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会稽”，仅剩下壮丁五千人。屈膝求和后，“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卧薪尝胆”，努力恢复人口。终于，到哀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灭吴”。越国灭吴时的兵力，当在十万以上。除收集散失人口外，这其间大繁殖的人口是肯定的。
同理，如果说越国的人口能够在二十二年的时间内增长十倍的话，那么也可以反证，根据武王伐纣时的六七万人口而推断百年前周族人口不过数千，也应该是合理的。
与人口稀少相对应的，就是当时存在着大量的可恳荒地。
《诗经*大雅*绵》描写周族在古公亶父的率领下，来到了岐下，情况是：
“周原瞴膴，堇荼如诒，
爰始爰谋，爰契我龟，
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
乃疆乃理，乃宣乃亩，
自西徂东，周爰执事。”
周原土地肥美，野草丛生，乃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这种无人居住的大面积荒地，
决非仅此一处。夏商周三代的阖族大迁徙，正是由于有广阔的空间可供人们选择居住，有足够的荒地供人们开垦耕种才能行得通。据〈国语*郑语〉，〈史记*郑世家〉记载，直到西周后期，宣王，幽王时，“雒之东土，河济之南”，还有可供郑国迁徙居住的大片荒地，于是，郑国就从关中地区迁到了中原地区来。
在古史传说中，常有圣王“让畔”的口碑，最有名的当属大舜和周文王。
〈韩非子*难一〉载：“历山之农侵畔，舜往耕焉，期年而亩汌（左田旁）皆正。”
〈史记*五帝本纪〉曰：“舜耕历上，历山之人皆让畔。”
〈诗经*大雅*绵〉曰：“虞芮质厥成，文王蹶蹶生。”汉毛萇注曰：“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与朝周。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
韩非，司马迁，毛萇都把耕者让畔归于圣贤的教化，其实，这正是当时人口稀少，土地充足的物质基础，才决定了人们对土地的相谦相让的“让畔”意识。到春秋以后，由于长期的定居生活和人口的大量增加，土地由相对不足而进而发展到绝对的不足，各阶级之间，各阶层之间，才开始了对土地的残酷争夺。也进而产生了“寸土必争，寸步不让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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