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心目中的喇嘛教

西方人心目中的喇嘛教

似乎没有必要评论，喇嘛教一词纯粹是欧洲的发明并且在亚洲不为人知。伊萨克·加克·斯齐米德（ISAAC　JACOB　SCHMIDT），1985年。

因此，总的说来，“喇嘛教”对于西藏的佛教来说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名称，并且正在失去用途。瓦德尔（L。A。WADDELL），1915年。

喇嘛教是印度、中国和日本的神秘佛教与喜马拉雅的本土崇拜的结合。国立美术馆（画廊）说明书（NATIONAL　GALLERY　BROCURE）1991年。

在1992年于华盛顿特区举办的“国家艺术画廊”（美术馆）展览中，题为“大约1492年：探险时代的艺术”中国明朝占据了4个展室。一位著名的亚洲艺术史家在评论明朝的一幅画时写道：“可是，个人（唐和宋）的动机被编入为一名非汉人的观众生产的着魔的意图的灌木丛中。这里，中国的审美的财富被置于为西藏复杂的神学服务的地位。”1这幅画画的是一个印度佛教僧人，他是佛陀的一名弟子。对于这位非汉人的观众来说，所制作的这幅作品或许包括蒙古或西藏佛教徒。但是，制作来充当中国的审美财富的这种复杂的神学并不等同于佛教，或者甚至不等同于藏传佛教。这位艺术史家所使用的“喇嘛教”这一术语，是在藏语中并不曾出现的一个抽象的名词，可是它在西方却有着悠久的历史，这是这个“国家画廊”谨慎地企求赞美的来自探险和发现一段解不开的历史。

“喇嘛教”通常被视为“藏传佛教”的一个同义词。然而，这两个术语具有不同的内涵。“藏传佛教”指的是一个世界宗教的一种地域说法，正如日本佛教或傣族佛教的区别一样。“喇嘛教”含有其他联系。这位艺术史家的评论模仿了19世纪作为有点可怕的喇嘛教绘画，这是一种缺乏原始佛教精神的非自然的系统的复合体。喇嘛教被看成是一种西藏独一无二的变种，它的来源被印度（在英国印度学家的声音里）和中国（在清帝国的声音里）否认，这是一种在事实上如此奇特的变型，以至它最终将游离于其西藏的居所，并且那种居所将会消失。

我们发现，在基督教西方的论述中，在其许多联系当中，是将“喇嘛教”与“罗马天主教”相提并论的。例如，在《纽约时报》1992年的一则书评中，在谈到藏传佛教时称：“它恰好可被称为东方的罗马天主教：古老的和复杂的，等级制度的和神秘的，具有一种精制的礼拜仪式，一种圣者的系统，甚至还有一位像至尊一样传道的领袖。”2但是，这位评论者似乎不知晓特别相似的这一悠久的历史，在奥格登·纳什（Ogden　Nash）之前几个世纪就开始提醒我们：“A一－喇嘛，他是一位牧师。A二－喇嘛，他是一只野兽。”3就好像是某种已经到来的遗忘症，在这种情况下藏传佛教的联系，称为“喇嘛教”，与罗马天主教似乎有些自由，有些不言而喻，甚至被理解为也是被借助于因果理论、感化影响、借用采纳和传播的目标。但是喇嘛教与天主教的联系，就像所有联系一样，是不自由的。

欧洲拒绝认同亚洲的喇嘛教的任何合法正统的祖先；这似乎与其他任何事都不同。并且，正是在（传承）系统不存在的这种状况下，最容易对喇嘛教进行比较，这可能开始将它像天主教一样看待。在欧洲人的论述中，把“喇嘛教”一词当作一个用于罗马天主教仪式主义的代名词来使用，并且用它来代替“西藏”，在其自身的方式中，与近来西藏作为一个国家的消失不无关系。在19世纪，西藏的存在既受到英国和中国的威胁，也受到它们的争夺。并且，在20世纪，西藏的不存在成为在艺术展品和亚洲地图中就像它被强行并入中国一样体现的。随着导致“喇嘛教”一词的发明的这种特殊的变化，这些影响的历史，通过一个过程，19世纪语言学家马克斯·缪勒（Max　Muller），可能会称之为“语言的蜕变”。

这一章将要追溯这个蜕变的过程。将从“喇嘛”一词开始，这一术语今天联想到一种微笑的、戴眼镜的佛教僧人形象，但是实际上来自西藏的佛教传入之前的过去。只是在9世纪期间，才出现了梵文术语“古如”（guru，上师）的正式的藏文翻译。这个术语从西藏传到蒙古和中国，在那里它最终成为不仅只是表示一位西藏佛教上师，而且还表示他的讲经说法的术语。这或许来自蒙古，或许来自中国，欧洲人衍生出“喇嘛教”这一抽象名词，这将成为西藏宗教的名称，到18世纪晚期，这个术语被用来充当一种范围宽广的信仰事宜。在这个阶段的一个不变物（常量），是将喇嘛教与罗马天主教进行比较。这种比较最初是由天主教教徒开创的，他们感到在解释他们所观察到的在这种信奉异教的形式和他们自己的真正信仰之间的许多共性时受到约束。后来，新教教徒将这种比较用来证明在西藏观察到的腐败堕落的僧侣的权术在欧洲具有它的对应物。随着佛教的学术研究在欧洲的兴起，喇嘛教成为被用来描述佛陀自圆寂以来已渗透到数个世纪的原始教义。正是由于欧洲人对于西藏的论述，西藏人已经大量地从舞台上消失：喇嘛教一词在藏语中没有对应词。只是在达赖喇嘛和数以千计的西藏人于1959年逃亡到印度之后，他们才面临这个术语，他们一般都把这个术语看成是轻蔑语或贬义词，这样的称呼就意味着他们的宗教不应当称作“佛教”。同时，这个术语是如此的根深蒂固，有时坚持（尤其是在担心“西藏”这个术语的使用会引起现在已经将西藏纳入其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愤怒），用“喇嘛教”来代替“西藏”，用“喇嘛的”代替“西藏的”。这一章将追溯这个术语的（演变的）一些轨迹。

藏文名词“喇嘛”（BLA　MA）来源于两个词LA　和MA。LA的概念，一般被翻译成“灵魂”、“精神”或“生命”，在佛教传入西藏之前这个概念就已经存在。据说LA是一种个体的生命力量，是构成人的身体和大脑的根本支柱。它是运动的；它能够离开躯体游荡，或被神和妖魔带走，它对人留下的危害，将会导致患病或大脑失衡的后果。因此，有图谋将LA（神）呼唤回到躯体的仪式。4　甚至当LA适当地被还原到其在身体中的位置时，它可能同时存在于某些外在的居所，如像湖泊、树木、山脉或动物。附于人体中的“神”。

詹姆斯·弗拉兹爵士（SIR　JAMES　FRAZER）将其称之为与这些征兆有一种和谐的关系：如果“神”山被挖开，人就会患病。西藏史诗英雄林·格萨尔企图征服某个女妖魔，他试图砍倒她的“神”树，抽干她的“神”湖；他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杀死她的“神”羊。这些外在的“神”的特征一般都是这样被秘密地保存着，“神”的可以移动的住所，通常是某些种类（通常是一个绿松石）的一个珍贵的物体，被放置在特殊的容器里，并且被享有这个“神”的人藏匿起来。5或许与这个灵魂的这一概念有关，“神”这个术语也具有“上”或“高”的普通含意。论文西方人心目中的喇嘛教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K+3[}Ewt98 d(T`)=y9{8-$4Aa?,f:国际贸易论文9`wKYV!a@eMNwdB1a$

7－9世纪，随着佛教的传入，西藏僧人和到印度游历的班智达承担了将佛教文献从梵文翻译成藏文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创制了数百个新词。当这些解经学者决定创制一个与梵文“GURU”（上师）对应的藏文词时，为了接近该梵文词的意思，他们背离了自己嗜好的历史故事，转而选择了“喇嘛”（BLA　MA）一词。这里，他们将术语LA与MA相联系，后者至少包含3层意思：作为一个否定的虚词，意为“没有”或“不是”，作为一个真实的、名词的指示物（如像在NYI　MA，“太阳”中，或SRUNG　MA，“护法神”中一样），以及作为表示“母亲”的词。接着是佛教词源，将LA的意思演绎为“高”，而不是前佛教的用法“灵魂”，然后加以推论，将LA　MA的含意解释成既是“最高的”（字面意思是“无上的”，即“至高无上的”），或“高尚的母亲”。6喇嘛成为某个宗教上师的标准术语，一个人是如此的重要，以至在佛教庇护方式、信条上附加3倍：西藏人说，“我皈依喇嘛（僧），我皈依佛陀（佛），我皈依佛法（他的教义，法），我皈依僧伽（僧尼团体）。”7

喇嘛一词的其他普遍用法是将其作为一名化身的称号。化身（SPRUL　SKU）的惯例在西藏至少在14世纪起就已经存在，当时刚刚圆寂的噶玛巴僧人让琼多吉（1284－1338）在他的传记中被认定为噶玛帕希的化身（转世）。8从那时起，藏传佛教的每个教派都采用了认定一位伟大的上师为传承再生的惯例，其中最著名的事例，当然是达赖喇嘛。可是在藏传佛教中有数千个化身（传承）系统。在普通的西藏说法中，这类被称为喇嘛的人物，是否表示他们本人在其今生当中作为学者、专家或上师的人的特征。要问一名特殊的僧人是不是一名喇嘛，等于问他是不是一个化身，并且，“喇穷”（BLA　CHUNG）和“喇钦”（BLA　CHEN）分别指的是小的化身喇嘛和大的化身喇嘛。作为一名宗教导师的“喇嘛”和作为一名化身的“喇嘛”的这种模棱两可的用法导致现在的达赖喇嘛在他的说教中告诫他的信徒们，一名喇嘛（作为某个人的宗教上师）不需要成为一位化身，而一名化身也不必要成为一名喇嘛。9

一位西方学者声称，“GURU”（上师）被翻译成BLA　MA（喇嘛）意味着“向往灵魂的母亲”，这是为了“便于将佛教中上师（GURU）的角色同化为藏族人民中存在的萨满教信仰。”10无论西藏的信仰是不是“萨满教”，很有可能喇嘛意指“一种赋予的灵魂”。1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含意已经在佛教语源学中消失，随着佛教传入西藏，作为“生命”或“灵魂”的LA（神）的含意已经消失。

由于LA有时会离开人体，西藏喇嘛会离开西藏，前往蒙古汗王和满族皇帝的宫廷。并且，正是在这些范围内，超越西藏，“喇嘛”将成为“喇嘛教”。但是这个过程耗费了时间，因为当藏传佛教的上师们从西藏启程前往蒙古族和汉族的权力中心时，他们似乎不是被称作喇嘛，而是以来自他们的东道主的语言来称呼的。例如，马可·波罗在谈到忽必烈汗的宫廷中的西藏人时，就将他们称之为BACSI（BAKSHI，蒙古语意为“上师”）：“做这种事（防止冰雹）的魔法师来自西藏和克什米尔，这是两个偶像崇拜者国家的名称……还有另外的由那些BACSI完成的奇迹，我一直在谈论他们，就像知道很多魔法一样……这些僧人的穿着比该民族的其他人都得体，并且还剃广了头，刮了胡子。”12在明朝初期的汉族宫廷中，西藏僧人只是被称为SENG，如像汉族僧侣，并且把藏传佛教称为佛教（FO　JIAO）。13

1775年，在满族皇帝乾隆在位时期，我们发现或许是在汉文中第一次正式使用LAMA　JIAO（喇嘛教）这个术语，“喇嘛教”似乎来源于其中的文献资料。JIAO是标准的汉文术语“教”，被使用的术语如“道教”，“儒教”，和“佛教”。在乾隆统治时期，“喇嘛”被当作形容词来使用，用以描述西藏的宗教，在过去的社会背景中只使用“佛教的”这一术语。14　1792年，乾隆撰写了《喇嘛说》，（用汉、满、蒙、藏4种文字）将其镌刻在北京雍和宫（今天旅游者所熟知的喇嘛庙）内的一座四方形的石碑上。在碑文中，乾隆以声称他的支持仅仅是手段的方式来维护他的一个西藏教派的施主，该教派在汉文中称为“黄帽派”（格鲁派），使其免收汉人的批评：“兴黄教以安众蒙古。这已成为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维护这个（宗教）。（在这样做时）我们不得表现出任何偏见，我们也不希望像在元朝（所做的）那样奉承西藏的僧侣。”15下面是乾隆对“喇嘛”一词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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