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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图像学在中国
韩非子有言：“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1）
所谓“音乐图像学”，(Music Iconography)，正是“案其图以想其生也”之音乐历史学的分支。
这个“案篇图以想其生也”的特点，决定了“音乐图像学”之“阐释学”的性质，也决定了“音乐图像学”之“图像”与音响艺术之“乐象”的先天差距。
但是,由干音乐史原本并无贯穿始终的“乐声”资料，以贯穿始终为其特点的“乐像”资料便相对地显示出其无可比拟的乐史价值（2-5）。音乐图像学在本世纪初的勃兴(6-9)，并非毫无根据。
音乐图像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是本世纪初诞生的。而且从一开始，就与乐器史的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实际上，对音乐图像学有着最为浓厚兴趣的，往往是乐器史家，此外便是音乐史家和音乐社会学家。l903年，德国音乐家E·布赫勒在莱比锡发表的论文《在中世纪早期古画中的乐嚣》，正是因乐器史研究的需要，而运用了“图像学”(Iconography)的方法（10）。时至今曰，音乐图像学虽己发展到了以“图像”(icon)为主来展现全部乐史的地步（11—16），但仍然以与乐器有关的图像及其解说为主。
音乐图像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虽说是本世纪之初在德国诞生，其名目且迟于近几年才传人中国。但音乐图像学之“案其图以想其生也”的方法，却早已被中国音乐史家、特别是乐器史家所谙熟。
远的不说，单就当代而言，早在1926年俞宗杰先生便在《北平晨报》上发表了《旧戏之图画的鉴赏》，1935年6月北平国剧协会出版之齐如山的《故都市乐考》也涉及到有关的图像资料，1936年，李家瑞先生则在上海《天地人》第5期上发表了《打花鼓的图画》一文，李家瑞先生还曾在昆明《云南大学学报》第1类第1号上发表过《苏汉臣五花爨弄图说》一文（年代待考），1937年第三回之《历史与考古》还曾发表孙次舟的《论南阳汉画中的乐舞》的专论，1937年第40期上海《美术生活》中，又见有佚名的《中国古乐图考》的专论，杨荫藰先生也曾在《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一文中指出：“专门作古书研究的人，从古文字,从古器、从古画，将得到无限的宝贵的音乐材料”（17）。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历史乐像资资料的丰富宝藏，由于考古学的发现层出不穷，音乐图像学的研究成果也开始蔚为大观。
1950年,冯汉骥先生之《相如琴台及王建永陵》（18）是这方面的第1篇力作；而阴法鲁先生之《从敦煌壁画论唐代的音乐舞蹈》（19），则以更宏观的眼界，言及整个唐代的音乐文明。
自兹以后，音乐图像学便与文献学、考古学一道，成为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20）。
“文革”之前的成果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有：
启功《谈韩熙载夜宴图》，载1954年第5期北京《新建设》；
尚仪《朝元仙仗图卷介绍》，载1955年第12期北京《美术》；
杨有润《王建墓石刻》，1956年第3期北京《文物参考资料》；
民族音乐研究所《中国历代乐器说明》（附图片），北京，中央音乐学院1956年版；
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内石刻伎乐考》，载1957第1期成都《四川大学学报》；
傅熹年《永乐宫壁画》，1957年第3期北京《文物参考资料》；
谢稚柳《赵佶〈听琴图〉和他的真笔问题》，载l957年第3期北京《文物参考资料》；
光贵《汉代画像石百戏考》，载1957年12月2日北京《光明日报》；
王静《永乐宫的壁画》，载1958年第1期北京《美术研究》；
靳三林《河南巩县石窟寺北魏伎乐浮雕初步调查研究》，载1958年第5期北京《音乐研究》；
梁济海《韩熙载夜宴图的现实意义》，载1958年第6期《文物参考资料》；
陆鸿年《永乐宫壁画艺术》，载1959年第3期北京《美术研究》；
刘凌沦《中国画里的〈胡笳十八拍图〉》,载I959年第5期北京《文物》；
[朝鲜]金畴农《关于高句丽古坟壁画上乐器的研究》，载1959年第3、4期北京《音乐研究》；
熊培庚《唐苏思勖墓壁画乐舞图》，载l960年第8、9期北京《文物》；
马承源《漫谈战国青铜器上的画像》，载196l年第I0期北京《文物》；
梓溪《战国刻绘燕乐画像铜器残片》，载1962年第2期北京《文物》；
俞伟超《“大武 兵”铜戚与巴人的“大武”舞》，载1963年第3期北京《考古》；
马承源《关于“大武戚”的铭文及图像》,载l963年第l0期北京《考古》；
俞伟超《“大武”舞戚续记》，戴l964年第1期北京《考古》；
马承源《再论“大武舞戚”的图像》，载L965年第8期北京《考古》；
(专论说唱、戏曲、舞蹈的研究成果从略)@r\8.Y-If| =jq/3l/ (?'cmG#J?cJ tkT$法学论文'?+I!O8WJ}W&y9hAW/r Wswj+U
等等。
除上述成果外,“文革”之前有关“音乐图像学”的研究成果中，还有3项特别重要的成果是：中国音乐研究所编辑的《中国音乐史参考图片》(第L～第9辑)；《中国古代音乐史幻灯片》(专业版、普及版)（21）；以及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辑的《敦煌壁画 —— 音乐舞蹈》(小画库)（22）。其中，前两项成果是中国音乐研究所在杨荫藰先生收集之有关图像资料的基础上，历经30佘年逐步积累而成的。正是在此基础上，才产生了L988年11月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音乐史图鉴》（23）。
这一个时期，应列人备忘录的，还有1篇文章，便是廖辅叔先生之《苏联出版了〈中国乐器图说〉》，载L959年第6期《人民音乐》。
“文革”期间，百业凋敝，唯有“考古”末受冲击影响。“音乐图像学”也因此有一脉生机。此期值得一提的成果有：
济南市博物馆《试谈济南无影山出±的西汉乐舞、杂技、宴饮俑》，载L972年第5期北京《文物》；
王世襄《从傅毅〈舞赋〉及一些石刻画像中所看到的一种汉代歌舞“盘鼓舞”》，载1973年第8卷第7期香港，《明报》；论文音乐图像学在中国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佚名《中国大陆近年出土乐器照片》，载1972年第8卷第4期香港《明报》；
金唯诺、李遇春《张雄夫妇墓俑与初唐傀儡戏》，载L976年第I2期北京《文物》；
江汉《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载1976年12月第1卷第2期台湾《艺林》；
开黎《古画中的仙乐琴韵》，载1977年4月第46期台北《音乐与音响》；
翁同文《所谓唐张萱〈明皇合乐图〉当是明画》，载1977年6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艺林丛考》。
如果对“文革”中与“文革”前有关音乐图像学的专题论著做一粗略的整理，便会产生如下一些印象：
一，音乐界之外史学界学人之撰述是其主要成份；
二，音乐界之外史学界之学人的论著中，“图像”与其它史料并无轩轾之分，而同为整体的文明史研究所用；
三，而专论音乐史的成果，则要么局限于单纯的音乐史学；要么严格地作为乐史研究的“参考”、“借鉴”，而未能成为独立的学术专著(如《中国音乐史参考图片》)。
“文革”之后，中国音乐图像学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除去一些与以往选题有所重复的选题，仅就音乐史的专题论著而言，重要的成果就有：
周伟州《西安地区部分出土文物中所见的唐代乐舞形象》，载1978年第4期北京《文物》；
周伟州《从郑二泰墓出土的乐舞俑谈唐乐和礼仪制度》，载L980念第7期北京《文物》；
韩顺发《北齐黄釉瓷扁壶乐舞图像试析》，载L979年第3期郑州《河南文博通讯》（24）；
方起东《集安高句丽墓壁画中的舞乐》，载1980年第7期北京《文物》；
冯川《故宫藏清人戏剧人物画》，载1980年第3辑《戏剧艺术论丛》；
牛龙菲《嘉峪关魏晋墓砖壁画乐器考》，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L981年5月版；
肖兴华《云岗石窟中的乐器雕刻》，载L981年第2期北京《中国音乐》；
易水《汉魏六朝的军乐 —— “鼓吹”和“横吹”》，载L98L年第7期北京《文物》；
袁荃猷《一幅难得的清代蒙古族作乐图》，载198I年第3期北京《故宫博物院院刊》；
欧阳琳《敦煌壁画中的西域音乐》，载L98L年第5期兰州《飞天》；
凌律《大同乐会民族乐器图片简释 —— 谈大同乐会和创办人郑觐文》，载1982年第L期北京《乐器》；
霍旭初、王小云《龟兹壁画中的乐舞形象》，载1982年第2期乌鲁木齐《新疆艺术》；
李文生《龙门石窟的音乐资科》，载L982年第3期郑州《中原文物》；
李铁《高昌乐舞图卷》，戴L983年第L期乌鲁木齐《新疆艺术》；
王耀庭《宫乐图》，载1983年12月第1卷第9期台北《故宫文物》；
杜书华《太平春市图》，载1984年2月第1卷第11期台北《故宫文物》；
马晋封《苏汉臣货郎图》，载1984年2月第1卷第11期台北《故宫文物》；
容天圻《论故宫所藏的两幅琴士图》，载1984年4月第2卷第1期台北《故宫文物》；
叶栋《敦煌壁画中的五弦琵琶及其唐乐》，载1984年第I期上海《音乐艺术》；
庄壮《敦煌石窟音乐》，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25）；
李井岗《山西稷益壁画中的〈祭祀奏乐图〉》，载1984年第3期北京《音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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