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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唯物史观”到“选择史观”
摘 要：欧洲人马克思提出的唯物史观无法阐明生产力发展的原因，概念和结构都存在着根本缺陷。美国人诺思建构了“理性选择原理”的框架，阐明了市场兴起对西欧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俄国人柳比莫夫把满足高层次需要的活动纳入社会历史框架，是“选择史观”的重要发展。本文利用“经济人选择原理”和地理条件，阐明了传统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并由此建构了“生物经济社会人选择史观”的逻辑框架。
关键词：地理条件 理性选择 多层需要 逻辑框架
（说明：本文是《社会历史理论的根本改造和重建》的“综述”部分，笔者作了简单修改并将其分段加了标题，现作为独立论文提请读者批评）
马克思在研究欧洲历史的过程中，提出了物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原动力的唯物史观，其基本原理可以归结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基本框架可以简单地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因果关系公式表示。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一百多年来，学者们应用唯物史观探讨历史问题，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生产力发展也应当是有原因的。唯物史观把生产力作为起点，逻辑上显然不够完善。生产力发展原因的问题决不是无足轻重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例如近代以来西欧何以兴起以及中国何以“落伍”的问题，应当说都与生产力发展原因的探讨有关。
一、从生产力要素入手探讨生产力发展原因进入死胡同
普列汉诺夫早就注重探讨生产力发展的原因问题，他认为不同地区社会发展进程的差异在于地理环境因素，他举例说，在没有金属的地方的居民，就不能发明优于石器的工具；行船的技术不可能在干旱的草原上发生。他得出结论说，人的发明创造能力，首先应当看成是“不变量”。不同地域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差异，在于不同的地理环境使人们不能在同等程度上使用自己的发明创造能力。
普列汉诺夫的见解是颇为深刻的。但仔细分析他的例证，可以看到它们都只是表明某种极端的地理条件能够“限制”或阻碍生产技术进步，这些例证并不能说明生产力发展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当然，只要能够真正搞清生产力发展的“阻力”或限制条件，也就能够阐明中国社会长期发展缓慢或停滞的原因了。在几十年中，也确实有不少中国人按普列汉诺夫的指引，力图在中国的地理条件中寻找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因素。但是人们历来公认中国地大物博，自然条件和物质资源几乎无所不有，结果实在无法从地理条件中找到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因素。
既然“限制”因素难以找到，那么还是从正面探寻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吧。
苏联人把生产力分解为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三要素，认为这三者中最能体现生产力状况的就是劳动工具了，劳动工具的改进显然最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劳动工具的改进必须有技术的积累和创新，只要阐明了技术创新的原因，生产力发展的原因也就彻底解决了。
人们大都以为技术创新象鲁班发明锯子那样是偶然出现的。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在很大程度上就具有偶然性因素。但是偶然性原理显然无法说明，中国的生产技术何以在两千年多中几乎没有出现任何突破，而中世纪后期的西欧却出现了一系列技术创新和发明创造。技术创新的原因问题，“唯物史观”一直没有解决，从生产力要素入手探讨生产力发展原因的努力走进了死胡同。
二、由“反作用原理”入手说明生产力发展原因导致混乱
有人想到，在唯物史观的基本框架中，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还存在反作用，于是力图由“反作用原理”解释西欧兴起和中国落伍。有人认为，中世纪西欧的领主—农奴关系，比中国的地主—农民关系（或者小农结构）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西欧和中国之所以形成两种不同的经济结构，是由于中国存在大一统王朝而西欧却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有的学者在探讨中国生产力长期难以发展的原因时，按照“反作用原理”将其归咎于小农结构这一“生产关系”方面的内容，至于何以长期保持了小农结构，则认为是专制制度、重农抑商、儒家思想等“上层建筑”因素的阻碍。这样，就成为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来解释生产力状况，完全违反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这正好就是中国历史理论研究的处境。可以说直到现在，中国的历史科学研究仍然处于一片混乱状态。
三、美国人诺思用理性选择原理抓住了市场发展的关键
实际上早在30年前，美国经济学家诺思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就为历史研究开辟了全新的道路。
诺思原先也信奉唯物史观，但他后来放弃了唯物史观的框架，利用“经济人在特定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原理”，阐明了西欧经济增长的原因。诺思阐明，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受利益的刺激去从事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活动。西欧经济兴起的原始动力是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导致边远地区的开垦。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人口密度和天赋资源，导致不同的生产类型，这就使产品交换具有盈利，刺激了市场兴起，为利用市场扩张带来的盈利机会，人们创立了新的经济组织和制度，这些组织和制度又刺激人们去从事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活动，最终导致了经济增长。他得出结论说，社会结构、经济法律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等，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及其变化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结构、制度和意识一经形成，就成为影响人们下一步选择的重要参数。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不易理解的是，人口增长普遍存在，何以只在西欧才引起市场经济的扩张呢？
笔者从诺思的著作中归纳了这一问题的答案。人口增长引起市场兴起的关键条件在于产品交换能够盈利。市场盈利来源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西欧自然条件复杂，小范围内产品差异较大，生产成本超额大（各地存在明显的比较利益），产品交换具有盈利。但是产品要“实现”交换必须承担不同地区之间的运输费用。西欧降水丰富而且均匀，河流一年四季都可以通航，水路运输费用低廉，有差异的产品就能够实现交换。产品差异大和运输费用低是市场兴起的最重要的条件，二者缺一不可。这样看来，导致西欧与世界其他地区历史进程差异的最重要的原因（条件），仍然是普列汉诺夫早已意识到的地理因素。
我们仔细分析了诺思的研究道路后发现，以生产力为基础探讨历史进步的原因是找不到出路的。 -4O$Bqcp8N k`)0l]RswY$ P7n}K)N电子商务毕业论文OS .,H)}W CiYAGSN +hr(B9s
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等概念及其逻辑关系存在着根本缺陷，用因果关系或相互作用都难以概括每对概念的关系。按照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它们可以用更加精确的“物质技术成果”、“组织”、“制度”、“文化环境”等概念来表述。它们的产生都有更为基础的“原因”，都是力图满足自身需要的“人”在客观环境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而在客观环境中，最根本的就是地理条件。诺思原理并没有否定物质生产的重要性，而是探明了物质生产发展的原始动力。论文从“唯物史观”到“选择史观”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四、传统社会停滞根源于地理条件
“诺思原理”也为破解“中国历史之谜”提供了基础。
笔者应用中西对比的方法，发现了制约中国难以走出传统社会的根本原因（条件）。西欧经济兴起的关键在于市场兴起，市场兴起的关键是有利的地理条件，这一条件最终归结为产品差异大和水路运费低。按照这一理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就可以归结为市场长期难以发展，市场难以发展必然归结为不具备合适的地理条件。相对于西欧产品差异大和水路运费低来说，中国的地理条件是否导致产品差异小或者陆路运费高呢？事实正是如此！在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从甘肃兰州到山东半岛东端这一在东西方向上长约1500公里范围内，土壤、气温和降水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导致基本产品相同，因而没有交换的必要；虽说南北方向气候有差异导致基本产品有差异，但没有南北走向的河流，产品交换必须使用陆路运输。在古代运输条件下，陆路运费至少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一般产品根本承受不了这样高额的运费，所以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根本无法实现交换。于是，中国农民的“合理选择”只能是调整产品结构以满足需求，结果社会就长期维持小农经济状态。
在弄清商品经济难以发展从而只能长期维持小农状态的根本原因后，中国历史上的宗法组织、专制制度、重农抑商、儒家思想等一系列难以解释的问题，就都可以给予合情合理的解答，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笔者的下一篇文章《中国宏观历史问题的微观经济学分析》。
五、满足多层次需要的社会运行机制
不过，当历史思想家还在致力于以经济活动（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探讨社会运行的规律和原理时，发达国家的居民已经逐渐摆脱了物质生活的羁袢，开始了新的社会发展阶段。
大约从1970年代以来，许多人逐渐认识到，只以经济活动为主线建构社会历史理论，不但难以涵盖当代社会生活，而且在解释以往的历史上也是片面的，这就给思想家们提出了建构完整的社会历史科学的任务。
俄国学者柳比莫夫1993年撰写《社会自我发展的机制：文明社会的途径（以美国为例）》（中文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11、12期）一文，就是解决这一任务的重要成果。柳比莫夫认为社会发展是“人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活动”交替发展的过程，人的需要可以分为“经济需要”和“社会需要”两类，满足这两类需要的活动就称为“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经济活动的成果是满足人们高层次需要的手段，而社会活动本身就是满足高层次需要，因而是生活目的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社会的进步，那种被迫的、不自由的物质生产活动所耗费的时间将越来越少，将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来满足高层次“社会需要”。满足社会需要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社会将在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性劳动、内容丰富的社会活动等方面取得巨大进展，最终发展到“闲暇时间的时代”。柳比莫夫把满足人们高层次需要的活动纳入社会运行机制的框架，为社会历史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柳比莫夫把人的全部需要归纳为“经济需要”和“社会需要”两个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因为人类追求肌体快感刺激的对性的需要、对毒品的需要、对烟酒的需要等，就无法归入这两个方面。我们把这类需要称为生物人需要。“生物人需要”在人类的早期阶段占主要地位。随着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经济需要压制和掩盖了“生物人本能需要”，直到现在，人们还把满足生物人需要的行为称为“不良嗜好”。打算，“生物人需要不但没有因遭受压制而萎缩下去，反而一直顽强地表现出来，当代人类的不少活动，都是满足“生物人需要”的表现。在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生物人需要”将被纳入正常的轨道而受到正视和尊重。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贝克尔、著名金融投机家索罗斯都坚持主张放弃毒品管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毒品消费根源于“生物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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