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点《汉书·董仲舒传》，昭示班固作伪

评点《汉书·董仲舒传》，昭示班固作伪

《孙景坛评点〈汉书·董仲舒传〉，昭示班固作伪》导言

一

公元前140年，中国古代历史对应的是西汉时期汉武帝元年，即建元元年。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英明皇帝，他在上台之后，实行了许多重大改革，其中一项最引人注目的是结束了“黄老之治”，掀开了儒治的篇章。

在汉武帝时期，中国出现了一位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他写出了中国古代第一部最辉煌的史学名著——《史记》，《史记》中对此做了明确的记载。

《史记·儒林列传》说：“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这里的“窦太后”，就是窦太皇太后，汉武帝的奶奶，汉文帝的皇后，汉景帝的妈妈。她曾是西汉前期“文景之治”——“黄老之治”的见证人和支持者。她在武帝初期，是一位实权在握的太皇太后，生前坚持“黄老之治”，反对任何以其他治国思想取代“黄老之治”。武帝元年，她赞同取消文学贤良对策中的“刑名（法家）”对策者的博士录取资格；二年，她镇压了企图用儒治来取代“黄老之治”的王臧、赵绾和撤掉了支持这一举动的丞相窦婴、太尉田蚡。

她的去世在武帝六年。她一去世，汉武帝就任用了过去支持儒治的外戚田蚡为丞相，田蚡立即就结束了“黄老之治”，实现了儒治，即“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就是说，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对此事的记载是清楚的：在武帝初期，完成由“黄老之治”向儒治转变的关键人物是田蚡，时间在武帝六年。而且，田蚡在实现由“黄老之治”向儒治转变的过程是和平的，没有烧书杀人，没有搞株连打击。他主要是将“黄老”从占统治思想的宝座上“绌”退；同时，对在武帝元年遭到取消博士录取资格的“刑名（法家）”的平反呼声，再次予以“抑”制；最后，使儒家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登上历史舞台，成了汉代治国的根本思想。

汉武帝在采纳了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　的建议以后，将儒家的五经博士考试制度化了。同时，他大力宣传儒家的其他经典《论语》和《孝经》，尤其是《孝经》，还将其思想具体化为“举孝廉”。所以，他是以儒家的《七经》治国。但汉武帝并没有取消一般文学贤良考试，非儒的一般文学贤良可通过文学贤良考试当官。“黄老”和“刑名”虽遭“绌抑”，取消了这两家的博士考试资格，但这两家的人物可以通过上书言事，如果说得有道理，而本人又有能力，照样可以当官。

对《史记》所载的汉武帝六年的“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怎样认识？当时的学者没有什么特殊说法。两千年后，公元1993年，孙景坛将其正式概括为“绌抑黄老，崇尚儒学”。（1）

二

历史在飞速发展，“刘彻茂陵多滞骨”（2），西汉王朝很快为王莽的“新”所取代；“新”又很快被“更始”政权所取代；“更始”又很快被刘秀的东汉所取代。东汉由刘秀到明帝、章帝、和帝以后，从西汉武帝六年算起，大约过了230多年，关于中国古代的历史，又出了一本断代专著《汉书》，其主要著作权人为班固。

班固在《汉书》中，关于与《史记》相重的西汉史，除《董仲舒传》外，差不多都抄《史记》，或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关于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他也几乎照单全收，如《汉书·儒林传》说：“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只是将《史记》中的“绌”改成了“黜”。然而，《董仲舒传》却别有洞天：他横生出了个董仲舒在武帝初期的对策事，以及与此相连的《天人三策》，第三策中还有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认为这一建议曾被汉武帝所采纳。即，他认为，汉武帝时期的结束“黄老之治”和实行儒治，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汉书》问世到公元1030年前，即930多年，对班固的这一说法，中国古代学术界几乎无人问津。直到公元1030年左右，五代六朝时期，北宋三先生之一孙复在创建理学时才首次提到：“推明孔子，抑黜百家，……斯可谓尽心圣人之道也。暴秦之后，圣道晦而复明者，仲舒之力也。”（3）但孙复此时的学术是私学，在社会上没有影响。

历史又过了50多年，到公元1084，中国史学界又出了一部重要的名著《资治通鉴》，作者是司马光。司马光跟孙复一样，对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情有独钟，曾作诗说：“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4）；尤其是在《资治通鉴·汉纪九》中，正式构造了一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由于《资治通鉴》受到了北宋皇帝的赞许，后有胡三省注，又有朱熹作的《通鉴纲目》，于是，这种说法伴随理学的兴起，开始深入人心。就是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在中国古代学术界真正成气候，是从北宋司马光始。

历史又过了800多年，到了1915年，中国兴起了“新文化运动”；到了1919年，发展到“五四运动”。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中国掀起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的高潮，五四“先生”和“小将”首先都将锋芒指向“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这样，众口铄金，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一夜成了中国学术界的“口头禅”。自是之后，只要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学问，都离不开“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了。

历史又过了70多年，到了1993年，孙景坛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一个基点性错误》，大声疾呼：“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是学术谎言，是个历史笑话，是儒学反思过程中最美丽、最诱人、最神奇的充满玫瑰色彩的肥皂泡。”（5）当时，中共中央《求是》的《内部文稿》、《新华文摘》、《报刊文摘》、《服务导报》对此都作了摘要。2002年，孙景坛又发表《〈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新华文摘》摘要了，又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6）2005年，《北京科技报》张星海记者对孙景坛做了采访，“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司马迁未提，班固造假，孙教授指出”的文章见报后，中国学术界又引起了轩然大波，全国各大网站都转贴了该采访。（7）论文评点《汉书·董仲舒传》，昭示班固作伪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e[./fGg=7^_ `Q2&`k96bm4^?zHS!IP!/66ｗｅｎh]tG?X{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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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这里有几个问题必须澄清：第一，“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不见于司马迁的《史记》。有人认为，《史记》的《孝武本纪》对此不载，是由于司马迁受过“宫刑”，有怨愤的缘故。（8）事实上，司马迁写了《今上本纪》，但在流传中佚失，《孝武本纪》是后人主要用《封禅书》补的。不过，司马迁的《今上本纪》虽佚，但《董仲舒传》是完整的，如《史记·儒林列传》之《董仲舒传》说：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

居舍，着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缪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

至卒（孙景坛注：至卒，就是到死。），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

瑕丘江生为谷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

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

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

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在这里，司马迁不仅简述了董仲舒的一生，还写了董仲舒的同行兼同僚胡毋生和公孙弘，写了研习与《公羊春秋》相近的《谷梁春秋》的江生，写了董仲舒的弟子褚大、殷忠和吕步舒等，写了董仲舒的儿子和孙子。要知道，司马迁是汉武帝和董仲舒同时代人，做过董仲舒的学生。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在回答上大夫壶遂问“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时，曾引证听董仲舒的讲课笔记说：

“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着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弒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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