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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盗墓之风与人鬼恋故事的产生
《搜神记》卷一所载的杜兰香、成公智琼的故事，乃是公认的人神恋故事，现在一般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其产生原因，认为类似故事反映了中下层知识分子被压抑的某种潜意识，他们通过幻想来达成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愿望。于是，这类作品的形成主要是基于某些人的丰富想象。然而，据小南一郎研究，这类故事并非仅仅具有心理上的满足功能，它们的产生更有其现实的功利的目的。杜兰香故事中的男主角张硕的身份有可能为巫医，而成公知琼故事中的男主角弦超则可能为巫师，这从故事中神女所吟之诗和所赠之物可以看出端倪。“这些人创造出与神女交往的传说，是为了给人造成他们的咒术来自天上，并特别神秘的印象。这也是一个为了取得实利的目的。”[1]此类由方士、巫师编造的神鬼故事甚多，这类人的职业决定了其“善诈伪”、“好大言”等特点[2]，编造神话既是其特长，又是其职业需要。汉朝的新垣平、少翁、李少君、奕大、公孙卿即是其代表。时至晋朝，方士的诈伪行径不但没有收敛，相反有变本加厉的发展。葛洪在《抱朴子》卷六《微旨篇》说：“诸虚名道士，既善为诳诈，以欺学者，又多护短匿愚，耻于不知。”并说：“而浅薄之徒，率多夸诞自称，说以厉色希声，饰其虚妄，足以眩惑晚学，而敢为大言。”[3]并列举了古强、蔡诞、项曼都、白和诸方士的诈伪行径。这些由方士为了求财干利的目的而编造的故事恰恰符合了干宝等人“证明神鬼实有”和猎奇的需要，因此，大量地被收入志怪小说。由于记录者有其鲜明的个人信仰和主观意图，所以不可能对事实本身作完全客观的记载，加上志怪文体所导致的记录上的简略，有些故事的真实目的往往被掩盖起来了，不加仔细考察就无法看出创作者的真实意图[4]。
人神恋故事中经济动因的揭发，给了我们如下启示，首先，一些被现代人视为爱情故事的作品，其产生往往并不是由于浪漫而美丽的爱情，更强大的动力来自于现实的功利目的。其二，这类貌似爱情故事的作品与真正的爱情故事之间，并不是没有可能区分，它们必然在某些细节上表现得有所不同。基于这样的思路，我们来重新审视一下几个传统意义上的人鬼恋故事。 一、《搜神记》中的人鬼恋故事
《搜神记》卷十六中集中记载了几个人鬼恋的故事，它们分别是《紫玉韩重》、《辛道度》、《谈生》和《卢充》。我们先来看《紫玉韩重》故事：
吴王夫差小女，名曰紫玉……童子韩重，年十九，有道术。女悦之，私交信问，许为之妻。重学于齐鲁之间，临去，属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与女。玉结气死，葬阊门之外……（重）往吊于墓前。玉魂从墓出，见重……要重还冢……重感其言，送之还冢。玉与之饮 ，留三日三夜，尽夫妇之礼。临出，取径寸明珠以送重……重既出，遂诣王，自说其事。王大怒曰：“……此不过发冢取物，托以鬼神。”趣收重……王妆梳，忽见玉……玉跪而言曰：“……重从远还……感其笃终，辄与相见，因以珠遗之，不为发冢，愿勿推治。”夫人闻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我们首先就会发现这段传说的男主角的身份是一位“有道术”者，这就必须研究一下，这段传说是不是有自神其术的目的在。在这个传说中矛盾的解决完全取决于紫玉再现对夫差说明真相，这一情节乃是客观叙述中最具有神秘性的事件。夫差乃至于读者相信这场恋爱的存在，关键就在于死者的再现。而使亡者再现，恰恰是方士可以掌握的一种方技。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是方士少翁为汉武帝招致已亡故的李夫人[5]，《汉书·李夫人传》载：
夫人卒……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鬼神。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帝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
又据《搜神记》卷二载：
汉北海陵营陵有道人，能令人与已死人相见。其同郡人，妇死已数年，闻而往见之，曰：“愿令我一见亡妇，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见之。若闻鼓声，即出勿留。”乃语其相见之术。俄而得见之。
由此我们知道，按照当时方术水平，不但能招致亡者，而且还可以使其与生人互相对话。所以，紫玉韩重这一传说产生时的初始目的有可能是自神其技。但是，无论此一传说的本意为何，按照文本中的面貌，由于故事并不明言紫玉的再生是由于方术显灵，所以它显然已经不能取到神化方技的作用了，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个较为典型的爱情故事来看待，反映了人们对生死不渝的爱情的向往。
以后几个故事里面的主人公全是书生，它们与方术无关，显然不是用自神其术就能解释的。我们将这几个故事摘抄一下：
陇西辛道度者，游学至雍州城西四五里，比见一大宅，有青衣女子在门。度诣门下求飧。女子入告秦女，女命召入。度趋入阁中，秦女子西榻而坐……即治饮馔。食讫，女谓度曰：“我秦闵王女，出聘曹国，不幸无夫而亡。亡来已二十三年，独居此宅，今日君来，愿为夫妇。”经三宿三日后……女即命取床后盒子开之，取金枕一枚，与度为信。乃分袂泣别……未逾数步，不见舍宇，惟有一冢……视其金枕在怀，乃无异变。寻至秦国，以枕于市货之。恰遇秦妃东游，亲见度卖金枕，疑而索看，诘度何处得来？度具以告。妃闻，悲泣不能自胜。然尚疑耳。乃遣人发冢，启柩视之，原葬悉在。唯不见枕。解体看之，交情宛若，秦妃始信之。叹曰：“我女大圣，死经二十三年，犹能与生人交往，此是我真女婿也。”遂封度为驸马都尉，赐金帛车马，令还本国。
汉谈生者，年四十，无妇……夜半，有女子年可十五六，姿颜服饰，天下无双，来就生，为夫妇。之言曰：“我与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后，方可照耳。”与为夫妇。生一儿，已二岁，不能忍，夜祠其寝后，盗照视之。其腰已上，生肉如人，腰已下，但有枯骨。妇觉，遂言曰：“……与君虽大义永离，然顾念我儿，若贫不能自偕活者，暂随我去，方遗君物。”生随之去，入华堂室宇，器物不凡。以一珠袍与之。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后生持袍诣市，睢阳王家买之，得钱千万。王识之曰：“是我女袍，那得在市？此必发冢。”乃取拷之。生具以实对，王犹不信。乃视女冢，冢完如故。发视之，棺盖下果得衣裾。呼其儿视，正类王女。王乃信之。即召谈生，复赐遗之，以为女婿。表其儿为郎中。
卢充者，范阳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猎戏。……忽见道北一里许，高门，瓦屋四周，有如府舍……进见少府，展姓名。酒炙数行，谓充曰：“尊府君不以仆门鄙陋，近得书，为君索小女婚，故相迎耳。”……充既至东廊，女已下车，立席头，却共拜。时为三日，给食。三日毕，崔谓充曰：“君可归矣。女有娠相，若生男，当以相还，无相疑，生女，当留自养。”充便辞出，……别后四年，三月三日，充临水戏，忽见水旁有二犊车……而充往开车后户，见崔氏女与三岁男共载……女抱儿还充，又与金鋺……充后乘车入市买鋺。高举其价，不欲速售，冀有识。有一老婢识此，还白大家曰：“市中见一人乘车，卖崔氏女郎棺中鋺。”大家即崔氏亲姨母也……语充曰：“……可说得鋺本末。”充以事对……赍还白母。母即令诣充家，迎儿视之。诸亲悉集。儿有崔氏之状，又复似充貌。儿、鋺俱验。姨母曰：“我外甥三月末间产。父曰：‘春暖温也，愿休强也。’即字温休。‘温休’盖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儿遂成令器。历郡守二千石，子孙冠盖，相承至今。其后植，字子干，有名天下。论文魏晋南北朝的盗墓之风与人鬼恋故事的产生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wpbLAd1ba8 wJF$'JqGU:70K#yV7`ZLO数学教学论文!)jV dBS!h!r,VG^:; S(*
此事又见于《世说新语·方正》：
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珽。”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
刘孝标在此条下详引《孔氏志怪》以注陆机“鬼子”之讥所自出。《孔氏志怪》所载此事虽与《搜神记》有详略之异，但大致情节基本一致。据此，卢充乃范阳卢氏之先祖。卢嘉锡考证说：孔氏名约，字慎言，在干宝之后，至迟为晋末时人。同一事而干宝与孔氏先后互载，可知当时已盛传[6]。
应该说，心理学的解释对这几个故事是不适合的，在正常的心态下，与鬼婚恋决不是人们的愿望。比较一下这几个故事与紫玉韩重故事的异同，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一些有趣的现象。首先，与紫玉韩重故事一样，这三个故事都有赠物这一情节单元，而且这种赠与总是单向性的，即鬼女赠凡男，而非情人定情时通常采用的双向赠物。而所赠之物又往往极为贵重。辛道度所得之物为一金枕，谈生所得之物为一珠袍，卢充所得之物为一金鋺。与神女恋故事中神女所赠之物不同，成公知琼赠弦超之物为诗与织成裙衫两副，并为之注《易》七卷。杜兰香所赠之物仅为三枚大如鸡子的薯蓣子。难道是鬼女比神女精神境界为低，更注重物质享受，有意识地多给爱人以实惠吗？似乎不能这么解释。
与紫玉故事不同的有以下几点，紫玉与韩重乃是早已结识的恋人，而这几个故事中的男主角与他们的恋爱对象在生前素不相识。除了他们自己，谁也无法证明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其二，与紫玉故事相比，都增加了一重要情节：售物。一般来说，有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之后，对爱人的赠与之物就该无比珍视，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轻易出售。但与珍视情感的恋人的通常表现不同，这些书生在收到爱人的定情之物后无一例外地很快在市场上出售。其三，就在他们出售之时，无一例外地都被原主发现。
类似这样的故事，我们有必要将作者的客观叙述与人物的叙述相区别。人物的叙述，尤其是男主角的叙述，往往只有他本人和亡者在场，没有旁观者的证明，我们理应持一种存疑的态度。记录者的叙述有些反映了此一事件的客观部份，值得我们重视。按照客观的叙述，事件的进程大致如下，书生售物----被墓主发现----书生叙述此物由来（此节乃是人鬼恋之主体部份）----重开墓冢----书生得释。因此，至少在客观上，书生叙述的美丽爱情故事成了书生免罪的根据，具有使赃物合法化的功能。问题是，这种客观功能是否正是书生主观上希望产生的效果？也就是说，所谓人鬼恋故事，是否实际上是如夫差所说的，不过是“发墓盗冢，假托鬼神”之神话，其目的是避免惩罚？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书生采用这种做法极有可能。 二、汉晋时期的盗墓之风
谈生故事的产生时代是汉朝，辛道度和卢充故事的产生时代都是晋朝。这段时期正是盗墓之风盛行之时。由于当时的厚葬之风，使盗墓成为获取厚利的一条捷径。赤眉掘西汉帝后坟墓，董卓掘东汉帝后及公卿大臣坟墓，都收得财宝无数。据《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载：“太和四年（230）……及孟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太后（文帝郭皇后）止之曰：‘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皆由厚葬也。’”至西晋末年的五胡之乱，更是大规模的发掘冢墓。靳准作乱，发掘刘元海、刘聪墓[7]。刘曜葬父及妻，“二陵皆下锢三泉，上崇百尺，积石为山，增土为阜，发掘古冢以千百数。”[8] “勒及季龙并贪无礼，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纪，而犹以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贤陵墓靡不发掘，而取其宝货焉。”[9]慕容皝入丸都，“掘高句丽王钊父利墓，载其尸并其母妻珍宝，掠男女五万余口，焚其宫室，毁丸都而归。”[10]慕容儁“夜梦石季龙啮其臂，窹而恶之，命发其墓，剖棺出尸……鞭之，弃于漳水。”[11]汉朝有些贵族宗室，竟以发掘冢墓为乐，如汉广川王去疾，“国内冢藏，一皆发掘”[12]。除了类似有组织的大规模发掘，值得注意的是民间的小规模盗掘也比皆是，太康年间是一段短暂的承平期，但此时同样盗墓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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