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原型与三星堆面具

神话、原型与三星堆面具

原始人的神灵观念尽管还很粗糙,但已是一种具有突破性质的观念存在,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从石器时代开始,原始人由梦境,设想到一种脱离肉身的他者———灵魂的存在,进一步设想出不死的精灵,再设想出创造不死的“神迹”,原始宗教就此产生。它超越了人的渐进式发展,展开想象的翅膀,将人类意识与存在的混沌状态打开,并开始建立“超自然力量”的信念,神话开始产生。

超自然之神灵观念使人产生对神的依赖,“原始人一旦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生出超人间、超自然的神灵观念,必然产生出对神灵的依赖之感和敬畏之情。随着神灵观念的演进,神的神性愈益崇高,神的权能日渐强大,人对神的依赖感和敬畏感也就相应膨胀。对神的信仰愈是虔诚,人的宗教感情便越发强烈。情动于中势必发生于外”,这种宗教感情发之于身体便是舞蹈,发之于语言便是神话,当语言和动作尚不足以表达,一种象征出现了。“神灵只是幻想中的存在,任何人都不可能对神有实在的感触,所以,一切表现神灵的事物便不能不是拟人化的、象征性的。或者用某动物传性的实物和偶像象征那本属虚无的神灵,或者用比喻性的语词来表达神灵的性状,或者用模拟化的身体动作再现神灵的活动……一切象征性的表现,都是人性的创造活动,成为形象化的艺术”。在这当中,最为普遍的象征,为东西方各国早期人类共同使用的神器,便是作为神灵偶像的模仿之物———面具。三星堆近百件青铜面具正表明一个神灵偶像时期在古蜀的真实存在。

一、面具与神话

按照发生学观点来看,面具与神话有着共同的起源。从时序上看,神话起源于活物论时期(袁珂先生观点),面具的起源时间在旧石器时期的晚期,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面具起于“远古时期”。从其构成模式来看,它们都起于一种仪式化的再生模式。

三星堆面具类型分为人面具与兽面具两大种类,人面具有21件,分四种器型,其中Ｃ型面具最具有典型性,大小、型制基本相同,皆为“面方形、宽颐、广额、长眉、直鼻、鼻翼不丰。长耳,耳廓较宽,耳垂有一圆孔。耳前面颊的上、下及额正中各有一方孔”。这类面具与人像的形式相似。五官在拟人基础上进行夸张变形。兽面具则不同。三星堆共出土3件兽面具。造型相同,皆为“方颐,倒八字形刀眉,眼球呈圆角状向前伸出,鹰钩鼻,翼呈旋涡状,阔口,口逢深长,舌尖外露,下颌略向前伸。大兽耳向两侧展开”。其中以Ａ型最特殊,即称为“戴冠纵目兽面具”的标本Ｋ2②:142号器。它特殊之处在于额上有一夔龙形额饰高高伸出,夔龙有身有尾,造型极为神秘。

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神话中寻找与三星堆铜面具的内在程式、结构模式相似的因素。三星堆面具的形式感极为明显,特别是集中在眼部:“纵目”或“大眼”。这种极易辨认的古代形式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它们蕴含了人类的宗教情调和强烈的训诫意义。在这些令人惊奇的形式中,起制约作用的竟是几何图形的简洁风格,这本身就是超自然力的神话模式作用的结果。

每张面具都隐藏着独特的信息,其中最重要的信息应来源于以神为中心的神话。神话是原始宗教最丰富、最生动的演绎。原始人对神灵的依赖必然表现为对神的祈求,献祭等崇拜行为。祈求与献祭在放大神的作用的同时,又限制了人的作用,产生种种禁忌。神话则是对禁忌的突破,人也只能在神话中既保持住禁忌,又最大程度的表达对神的依赖和崇拜。早期面具的出现,正是对神话的演译,戴上面具的祭祀仪式,正是无所不在的超自然力的神话威力的表达。

在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中,神话被解释为故事、叙述或情节。十八、十九世纪的启蒙时代,维柯《新科学》第一次为神话做了科学的解释。维柯认为神话“象诗一样,是一种真理,或者是一种相当于真理的东西。当然,这种真理并不与历史的真理或者科学的真理相抗衡,而是对它们的补充”。

我国著名的神话研究学者袁珂先生对神话的产生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刚从动物脱离出来的原始人类,开始制造简单粗陋的工具,从事集体劳动生产,在生产过程中,逐渐使分节语言发展完善起来,借以交流经验,表达思想感情,并凭借着它从事简单幼稚的原始思维活动。这种思维活动的特征,乃是以好奇为基因,把外界的一切东西,不管是生物或无生物,自然力或自然现象,都看做是和自己一样有生命、有意志的活物,而在物我之间,更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做自己和群体的联系。这种物我混同的思维状态,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称之为原始思维;我们从神话研究的角度出发,可以叫它做神话思维,由此而产生的首批传说和故事,我们便叫它做神话”。

“原始社会前期———活物论时期的神话,多把动物、植物以及自然力、自然现象看做是活物,从而产生了在模糊意识中的宗教的萌芽,也产生了许多类似童话或寓言的天真烂漫的故事”。

这些模糊的“宗教意识”及“寓言”故事,作为一种原型在集体无意识中积淀下来。“神话表明它是一种最有效的手段,可以被用来赋予混乱的日常事件一种象征的,甚至是一种诗意的秩序”。

在人们认识世界的思维、意识活动中,神话建立起一种对位结构(Ｔ·Ｓ·艾略特语),提供了一种新的实施系统,建立起秩序,使混乱的历史获得了某种形式和意义。远古神话、仪式、梦和幻想,成为理性和非理性之根,意识和无意识之源。

弗雷泽的《金枝》,论述了古代的神话、祭祀仪式与春夏秋冬四季的循环变化等自然节律密切相关。由岁月更替联想到人们的生死繁衍,创造了神的死而复生的神话传说。这种神的再生神话和仪式,实际上是对自然界季节更替植物枯荣的模仿。此外,弗雷泽还发现了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神话和祭祀仪式具有相似性。他发现了世界各民族都有关于神死而复生的神话传说以及祭祀、欢庆神死而复生的仪式。“死而复生”这是面具的一个重要主题。{/C?ewVq4)q;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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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再生”原型同样是面具产生的基本心理模式。三星堆青铜人面具和兽面具,如果从使用目的来看,可分为三类,即图腾面具、鬼神面具和祭天面具。这三类面具中都可以看到祭祀神死而复生仪式的影子。比如金面罩人面具”。许多三星堆研究专家将其归为代表蜀王或大巫师“再生”的神器。它作为现实存在的曾经真实的人物已经化身为神,人们通过面具、神像祈求再生。神的再生”这一原型示了面具与客观世界的联系,神话的象征意义与远古人的宗教意识通过面具在图腾仪式中延续下来。论文神话、原型与三星堆面具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面具以神的再生作为内在心理模式,以神话故事作为其构成的外在依据,因此每一张面具的首要因素就是神秘。这种神秘性带着远古的气息走来,不受时光的磨损,三星堆青铜面具如同发出大量含混话语的魔具,它们雕刻得坚定威严,又神秘莫测。由于眼部和嘴部的突出,显示出古蜀神话中“蜀人纵目”的主题。相比较埃及面具的“贪婪”特征,它的特征似乎为带有“悲苦”的神秘,我们没有看到一张带笑的脸,也没有看到带有女性特征的脸。所有的面具都有很硬的线条,与青铜立人相似,均为大眼、宽嘴。所有这些特征赋予神灵,是为了使神更知人间艰难,从而更具威力以抵御虎豹财狼,使“民入山林川泽,不逢不若,魑魅罔两,莫能逢之”《左传·宣公三年》)。

此外,神话具有“随时重生性”(马林诺夫斯基语),这构成了面具在信仰功能上的反复重复性。古老的面具特征一旦形成,则随时光而不断重现,反复提示信仰的一致性。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神话是人类信仰的自然产物,因为不管任何力量,要使人们相信的话,非有效的记录不可,非得办得通而且被人们知道是办得通不可。每一个信仰都会产生它的神话,因为没有信仰是没有奇迹的,而主要的神话不过是叙巫术的荒古奇迹罢了”。原始社会里面最模范最发达的神话,乃是巫术神话……神话的作用在于证明信仰的真实”。这样一来,光靠神话的口头流传就不够了,要证明信仰的真实,就需要信仰赋予真实可信的形式,面具担当了这个任务,所谓“大道无行”是后人的说法,原始人思维结构决定其要为信仰赋“形”,他们需要可以感知、可以触摸的事物来代替信仰的传播。

但是神话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信仰也不是凝固的,它的本质决定了它是超越的。“神话不是过去时代的死物,不只是流传下来的不相干的故事;乃是活的力量,随时产生新现象,随时供给巫术新证据的活的力量”。神话的更新是世俗社会的需要,“神话是一切文化底必要成分之一。我们已经见到,神话是随时重生的;每一项历史变迁都创一个神话,可是神话只是间接地历史事实有关。神话是活的信仰所有的恒常副产品,因为活的信仰需要奇。尽管“随时重生”,神话的基本模式是不变的,这就是:来源于集体无意识的原型的作用。正因为如此,神话与世俗社会的关系是“间接的”,必须通过社会心理起作用,社会心理总是在变化,神话也总是“重生”。神话对信仰的作用既是更替变化的,又是本质上不变的。我们看到三星堆近百张面具,都有不同的特征,但一旦将它们与埃及面具、南美面具放在一起,我们一眼便能辨认其整体特征的一致性。它不断地随着神话产生活的形象,又不断地使基本信仰重生有了可以触摸的形式。

二、面具与“自我”的对位

神是面具的重要主题,但不是唯一的主题。从雕刻形式的重复使用及类型化的表达来探讨面具形成的内在心理模式,我们不仅看到“神的再生”,同时也看到与“自我”的对位。面具是人类在原始宗教时期借助“镜像”语言所表达的自我在神灵面前的缺失和复位。

三星堆面具具有统一的雕刻形式。在各个面具之间,在各自的功能之间,这种统一的形式形成了一个既对立又联合的系统。它的言说方式和言说内容,表明了这个系统与人类心理结构形成过程的对位关系。法国哲学家拉康认为,人类在进入正常的语言文字社会和符号系统之前,有一个“镜像时期”。在这个时期,人类有了自我确证的力量。而完成这种自我确证的工具,正是面具———“镜像”。人类借助于面具———“镜像形成”这种自我认识力量,类似于拉康描述婴儿(与人类童年期相似)借助“镜像”而进行了“缺失———复位”的游戏。就好像婴儿会尝试着在镜子面前突然把头或者某个部位躲藏起来,然后迅速的复位,几次尝试之后,映像多次复位,不经意间完成了对自我的确认。通过“缺失———复位”的游戏,有了对自我的整体意识,“前镜像期”的感知片断和记忆碎片都开始向这个镜像中的映像集中,进而形成整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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