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与大寨

陈永贵与大寨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大地上产生了一个农业战线的典型——大寨。这一典型产生后，一开始就受到了山西省委的重视。后来由山西省委负责人向毛泽东推荐，又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后，大寨的经验对中国农业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大寨经验引导了中国农业十几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央对大寨经验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结束了中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大灾之年大寨“三不要三不少”证明了是真先进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一个山村，距县城几里路，解放前只有几十户人家，以种地为生。历史上绿色植被就很少，四周都是荒山，土地条件也很差，当地农民仅仅靠各家各户在山沟里修少量分散的梯田为生，旧社会常年吃不饱肚子，历史上就以贫困著称。解放后，大寨由于自然条件比较差，群众生活仍然贫苦。1952年，大寨建立了合作社，当年就取得了丰收。最早入社的农民尝到了依靠集体力量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获得丰收的甜头。在单独的各家各户很难对付恶劣的自然条件的情况下，走集体化道路，是农民　们惟一正确的选择。因此，1952　年底，整个大寨的农户都人了初级社。1956年，中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全国普遍试办高级社的时候，大寨成立了高级社，集体经济较之从前更强大了。作为高级社的大寨，依靠集体化后形成的经济力量和农民的生产热情，对大寨的农田进行了初步改造，连年取得丰收，生产的粮食自给有余，还上交给国家。1958年，在全国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下，大寨成为一个生产大队，隶属于大寨公社。

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宽，出身于贫苦，对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是一个有一定政治头脑、有较高的组织领导能力、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的人。他在生产劳动中处处带头苦干，在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在大寨大队的党员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他的领导下，大寨大队的生产每年都有新的发展，集体经济越来越巩固，群众的生活水平也稳步提高。但陈永贵并不满足于这些。他在带领大寨农民整修土地、建设稳产高产梯田的过程中，摸索出一套农业生产管理制度；同时，也总结出一套通过做思想工作，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党支部工作经验。这些，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来说，确实是凤毛麟角，也确实是先进的。

山西省晋中地委早就注意到了大寨这个典型，把它作为全地区农业战线的模范，陈永贵也连续多年当选为劳动模范和模范党支部书记，《山西日报》曾发表过关于大寨人事迹的通讯报道。但当时大寨仅在晋中地区知名度较高，在山西全省还不算很高。到1959年，全国出现持续“跃进高潮”，但生产管理普遍较差，出现了非常浪费人力和物力的情况。

1959年12月，中共晋中地委在大寨召开学习大寨农业生产管理经验现场会，山西省委也派人参加。现场会上，晋中地委对大寨党支部工作经验和大寨农业生产管理经验进行了概括，并在全地区加以推广。山西省委认为，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党支部总结的农业生产管理经验，不仅对晋中一个地区有指导作用，对全省也有指导作用，于是决定在全省宣传陈永贵这个典型的同时，推广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1960年2月，山西省委批转了晋中地委关于学习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的决定，号召全省农村干部学习陈永贵，学习大寨的经验。为此，《山西日报》还发表了社论《陈永贵——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这样，在60年代初，山西全省掀起了一个学习陈永贵、学习大寨大队经验的高潮，起到了带动全省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

1963年夏，大寨大队遭遇特大洪水，严重的自然灾害给了大寨大队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大批社员房屋被冲毁，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无家可归。尤其严重的是，陈永贵带领大寨农民辛辛苦苦干了十几年才修好的梯田，全部被洪水冲垮，庄稼和土壤全部被大水冲走。山西省委决定从国库中调出一批救济粮和救济物资，从地方财政上再拨一部分救济款，扶持大寨大队。但出乎意料的是，当这些救济物资正要发下去之时，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作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决定，即：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

当时，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很多干部不相信大寨大队能做到“三不要，三不少”，有的干部认为陈永贵和大寨大队党支部是吹牛皮。但是，陈永贵和大寨大队党支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作出了回答。1963年下半年，大寨大队的社员在陈永贵的带领下，以极高的干劲，抢修梯田，重建房屋，抢种庄稼，经过几个月的苦干，大寨在大灾之年夺得了大丰收。1963年当年粮食产量不但没少，反而比上年增产，平均亩产达到700多斤，总产量达到了20多万斤，不仅社员的口粮充足，还上交给国家12万斤。被大水冲毁的房屋重建后，比原来的更好。这确实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山西省委对大寨的经验高度重视；派干部到大寨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总结，大寨被树为先进典型。1963年11月，山西省委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要向大寨党支部学习，党员要向陈永贵学习。很快，山西就在全省开展起了学大寨、学陈永贵的高潮。

毛泽东发出号召：“农业学大寨”

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并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还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特别注意抓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5月中央发出“前十条”，即《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要求全党要“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各地要重新训练干部，为大规模地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做准备。当年9月，中央发出的“后十条”，即《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也强调了阶级斗争，并规定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毛泽东正是根据这两个“十条”来指导农村工作的。sl0R=F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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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3月　27　日，毛泽东南下了解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28日到达河北省邯郸市，在那里停留了两天，专门把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请到专列上，听取他们的汇报。

陶鲁笳在向毛泽东汇报时说：目前，山西省正在公社一级搞“四清”的试点，在全省农村正在普遍宣讲两个“十条”。毛泽东问：你们搞社会主义教育，影响生产没有？现在生产情况如何？陶鲁笳说：没有，反而促进了生产。毛泽东指示说：搞社会主义教育，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进行。毛泽东特别关心农村“五反”情况，关心农村干部不参加劳动反而拿高工分，从而和社员收人出现较大差别的问题。陶鲁笳在回答毛泽东这方面提问时，专门谈到了大寨和陈永贵的经验，说大寨的干部在陈永贵带领下，坚持政治挂帅，始终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管理上也有一套办法，有制度，不繁琐，干部工分与社员工分有差别但不悬殊，防止了高工分现象。陶鲁笳还特别提到：关于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前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大寨之路》，还配发了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陈永贵也被北京市委请到人民大会堂向1万多名干部介绍了大寨的经验。陶鲁笳的汇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说：《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北京市委请陈永贵来讲，我也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关于陈永贵的材料？陶鲁笳回答说：有，回头送给主席。毛泽东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识字？陶鲁笳告诉毛泽东，陈永贵不太识字。毛泽东叮嘱，一定要把陈永贵的材料送给我。论文陈永贵与大寨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毛泽东听完山西、河北两省汇报后，继续南下。在途中，他给周恩来打电话，请他注意一下陈永贵和大寨的经验材料。5月　10日，毛泽东在南京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时，第一次公开肯定陈永贵和大寨。他说到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4条标准时，专门谈到：其中的一条是看增产还是减产。他专门举了陈永贵和大寨“三不要，三不少”的例子。他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要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1964年5月10—13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

周恩来在接到毛泽东的电话后，调来了关于陈永贵和大寨大队的材料，仔细阅读后，深为大寨人的艰苦奋斗精神所感动，认为这是一个好典型。但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并没有急于表态，而是打电话给陶鲁笳，让陶亲自到大寨去搞长时间调查。陶鲁笳按周恩来的指示到大寨蹲点20天，写成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

1964年5月中旬，毛泽东回到北京，中共山西省委也把陈永贵和大寨的材料送到了中南海。毛泽东此时正在筹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把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材料全部仔细看完了。5月　25日，《大寨大队调查报告》专门送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好，农业部长廖鲁言也亲赴大寨考察，写成报告，从农田改造、农业技术方面肯定了大寨经验和陈永贵的事迹。毛泽东又仔细看了陶鲁笳的报告和廖鲁言的报告，对陈永贵的事迹予以赞赏，对大寨的经验予以肯定。6月初，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向政治局常委们谈了大寨的经验和陈永贵的事迹。

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介绍了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的经验，还离稿讲了不少话，与会者深为大寨人和陈永贵的事迹所感动。在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行文中，肯定大寨“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进行农村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还把大寨的经验概括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年底，毛泽东发出号召：“农业学大寨”。

大寨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旗帜

1965年初，全国农村掀起了学大寨的运动。当时，正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处于高潮阶段，大寨、陈永贵的经验在被总结时，主要方面还是按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会议上所概括的几条进行的，即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向国家伸手，依靠集体力量，战胜困难，夺得丰收；在农业技术改造和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学习大寨兴修水利、改造农田、建设高产稳产农田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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