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武帝政治史二题

北魏太武帝政治史二题

一、　太平真君四年末政变的真象　

《魏书·世祖纪》：太平真君四年十一月甲子日，诏曰：

朕承祖宗重光之绪，思阐洪基，恢隆万世。自经营天下，……二十年矣。夫阴阳有往复，四时有代谢，授子任贤，所以休息，优隆功臣，式图长久，盖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其令皇太子副理万机，总统百揆，诸朕功臣，勤劳日久，皆当以爵归第，随时朝请，飨宴朕前，论道陈谟而已，不宜复烦以剧职。更举贤俊，以备百官。主者明为科制，以称朕心。

从这道冠冕堂皇的诏书中，难以看出事件发生的真象，研究者或将此次事件纳入拓跋皇权成长这一长期历史过程加以思考，认为这标志避免鲜卑贵族干扰皇位继承的“太子监国”制度的确立[1]。南方传闻却将这次事件视为皇太子拓跋晃斗争的结果。《南齐书·魏虏传》称：：

宋元嘉中，伪太子晃与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谮之。玄高道人有道术，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狸梦其祖父并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谗欲害太子！”佛狸惊觉，下伪诏曰：“王者大业，纂承为重，储宫嗣绍，百王旧例。自今已往，事无巨细，必经太子，然后上闻。

同一说法在《高僧传》卷11《释玄高传》中有更为详细的记叙：“时魏虏拓跋焘僭据平城，军侵凉境，焘舅阳平王杜超请高同还伪都。既达平城，大流禅化。伪太子事高为师，晃一时被谗，为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罗枉苦，何由得脱？’高令作金光明斋，七日恳忏。焘乃梦见其祖及父皆执剑烈威，问：‘汝何故信谗言，枉疑太子？’焘惊觉，大集群臣，告以所梦。诸臣咸言：太子无过，实如皇灵降诘。焘于太子无复疑焉，盖高诚感之力也。……时崔浩、寇天师先得宠于焘，恐晃纂承之日夺其威柄，乃谮云：‘太子前事，实有谋心。但结高公道术，故令先帝降梦。如此物论，事迹稍形，若不诛除，以为巨害。’焘遂纳之，勃然大怒，即日收高。……时有凉州沙门释慧崇，是伪魏尚书韩万德之门师。既德次于高，亦被疑阻。至伪太平五年九月，高与崇公俱被幽絷。其月十五日就祸，卒于平城之东隅，春秋四十三。是岁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细绎史实，南方传闻实不可信，而事情真象亦远非是确立“太子监国”制度可以全部解释。据《世祖纪》，命皇太子监国的诏书是在拓跋焘率军北征柔然南返至朔方还未来得及回到平城时匆匆发布的，这应是面临严重政治危机时的重大举措，和拓跋焘与拓跋晃的矛盾并无关系，而且在这次事件中拓跋晃与崔浩实为同盟而非政敌。

据《魏书》卷28《刘洁传》、卷35《崔浩传》、卷103《蠕蠕传》，太平真君四年九月，北魏朝廷议举国出击柔然，尚书令刘洁持异议，而崔浩及太子拓跋晃赞成，遂分兵四道：“乐安王范、建宁王崇各统十五将出东道，乐平王丕督十五将出西道，车驾出中道，中山王辰领十五将为中军后继。”拓跋晃、司徒崔浩随中军行动，各路大军按计划于柔然可汗庭鹿浑海会合。刘洁之祖刘生在什翼犍时代即作为什翼犍妻慕容氏的家臣入代国，属勋臣八姓之一，其族源当属匈奴。刘洁本人在拓跋焘时“朝夕在枢密，深见委任，性既刚直，恃宠自专，世祖心稍不平”。出军之际，刘洁恨其意见未被采纳，“矫诏更期”，并对其亲信说：“若军出无功，车驾不返者，吾当立乐平王。”又让尚书左丞张嵩求图谶，问：“刘氏应王，继国家后，我审有姓名否？”

及拓跋焘率中军至鹿浑海，与柔然部众相遇，而其它三路大军并未按约定时间到达，刘洁又阻止拓跋焘孤军突袭的计划。“停鹿浑谷六日，诸将犹不进，贼已远遁，追至石水，不及而还。师次漠中，粮尽，士卒多死。洁阴使人惊军，劝世祖弃军轻还。世祖不从。洁以军行无功，奏归罪于崔浩。世祖曰：‘诸将后期，及贼不击，罪在诸将，岂在于浩。’浩又言洁矫诏，事遂发。舆驾至五原，收洁幽之。……洁与南康公狄邻及（张）嵩等，皆夷五族，死者百余人”[2]。《世祖纪》太平真君五年二月：“中山王辰等八将以北伐后期，斩于都南。”其中有“督偏将出别道”的尚书奚眷，见《魏书》卷30　本传。西道主帅乐平王拓跋丕及东道主帅拓跋范均为拓跋焘之弟，《魏书》卷17二人本传称：丕“坐刘洁事，以忧薨。……谥曰戾王”；范“刘洁之谋，闻而不告，事发，因疾暴薨”。二人显然均非正常死亡。拓跋丕本传还说：“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论》曰：‘昔明元末起白台，其高二十余丈，乐平王尝梦登其上，四望无所见。王以闻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后事发，王遂薨死，而董道秀弃市。……’”说明拓跋丕本亦有追逐帝位的图谋。

刘洁与诸王合谋推翻拓跋焘，直接的目的当然是夺取皇位，兄弟相传及诸部拥戴的传统还在起作用，所以拓跋丕及拓跋范会牵涉其中，刘洁也才会有自己当皇帝的企图。拓跋晃在危急中以太子身份监国，“入总万机，出统戎政，监国抚军，六柄在手”，万一拓跋焘有所不测，“国有成主，民有所归，则奸宄息望，旁无觊觎”[3]，拓跋焘本人昔日出任“监国”的这种目的，同样适用于拓跋晃。而证明拓氏父子相继的皇统的合法性也成了当时最紧迫的问题。《魏书》卷112之下《灵徵志下》记：太平真君五年二月，张掖郡奏称“石文记国家祖宗讳，著受命之符”。朝廷遣人图写。“其文记昭成皇帝‘讳继世四六，天法平，天下大安’，凡十四字；次记太祖道武皇帝‘讳应王，载记千岁’，凡七字；次记太宗明元皇帝‘讳长子二百二十年’，凡八字；次记‘太平天王继世主治’，凡八字；次记皇太子‘讳昌封太山’，凡五字。初，上封太平王，天文图箓又授‘太平真君’之号，与石文相应。太宗名讳之后，有一人像，携一小儿。见者皆曰：‘上爱皇孙，提携卧起，不离左右。此即上象灵契，真天授也。’”在遥远的边地刻石图形，指名以为符应，从时间上看，正月或更早一些的时侯便已在秘密进行，旨在以当时人心理上认同的图谶形式，证明拓跋皇权上符天意，“太平真君”拓跋焘为天命所授，不容僭夺，刚刚总统百揆的拓跋晃亦是天意所定将封禅泰山的真主[4]，其作为皇位继承者的地位亦不容怀疑。刘洁凭信的“刘氏应王”的谶语及董道秀对拓跋丕白台之梦的解析等，均属虚妄。

图谶毕竟是一把双刃剑，最高统治者利用它来宣扬自己的合法地位，却不容许别人利用它来对这种合法性置疑；佛教僧侣以法术事于贵族官僚门下，如同图谶，在他们的密谋中可能起了推波助澜或壮胆的作用，亦引起胜利者的警惕。太平真君五年正月壬寅，在拓跋焘回至平城，完全控制局势后，拓跋晃“始总百揆”，第七天后的戊申日，朝廷下诏：“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讳、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明相宣告，咸使闻知。”《魏书·释老志》录有此诏自“沙门之徒”以下部分，文句稍有出入，时间却系于太平真君七年。研究者因而发生太武帝废佛究竟是一次还是两次的疑问。关于太武废佛问题，后文还要讨论，但这道诏书发布于太平真君五年是没有问题的，是针对刘洁、拓跋丕等利用师巫及行事与之相类的沙门为自己政治企图张目的行为，采取的应对措施。奔走于王公门下的释玄高及“尚书韩万德之门师”释慧崇于当年九月被杀[5]，正是禁止“私养沙门”的实证。但命令私门中的沙门“遣诣?　俨堋保?肥祷共荒苋缬械难芯空吣茄???涫游?淮蚊鸱鸹疃??⒔?鲜稣?问录?幼髅鸱鸬谋尘癧6]。这样不仅与事实不合，而且会掩盖太平真君四五年间北魏上层政治剧烈动荡的真实原因。论文北魏太武帝政治史二题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太平真君四年冬发生的针对拓跋焘的政治密谋，可以说是贵族“功臣”们的集体行动，皇位的争夺并不能解释贵族功臣们何以要群起反对拓跋焘。而胜利者拓跋焘及崔浩等的反击行动亦没有仅仅局限于确保权力这一点上。《宋书》卷95《索虏传》记拓跋焘命拓跋晃为监国的诏书较前引《魏书》更为详细，兹录其全文，以兹参证。：1F L}8?xx5eXK "Y5=e%Bm[^(' KxM科学社会主义论文A:\06tH8V B@Qp-LcVN,g 

朕承祖宗重光之绪，思阐洪基，恢隆万世。自经营天下，平暴除乱，扫清不顺，【武功既昭而文教未阐，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域内安逸，百姓富昌，军国异容，宜定制度，为万世之法】。夫阴阳有往复，四时有代序，授子任贤，安全相附，所以休息疲劳，式固长久，成其禄福，古今不易之典也。诸朕功臣，勤劳日久，皆当致仕归第，雍容高爵，颐养神寿，朝请随时，飨宴朕前，论道陈谋而已，不须复亲有司苦剧之职。其令皇太子嗣理万机，总统百揆，更举贤良，以被列职，【皆取后进明能，广启选才之路，择人授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主者明为科制，宣敕施行。

两相比较，除了文句出入外，《宋书》所录诏文中有两句重要的内容不见于《魏书》，即“武功既昭而文教未阐，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宜定制度，为万世法”；“皆取后进明能，广启选才之路，择人授任而黜陟之”。也就是说拓跋晃任监国以后的政治任务是扩大人才选拔途径，特别是“后进明能”，更新制度，推行文治。拓跋晃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还未最后结局的时候就任监国的，在这种非常的情况下为北魏日后的政治发展定下推行文教的基调，只能是拓跋焘、崔浩等针对反对者采取的不妥协的强硬姿态。也就是说，“功臣”们之所以群起附合拓跋丕、刘洁等政治上的野心家，主要是因为在此以前拓跋焘、崔浩等人进行的“太平之治”活动业已危及他们的政治利益。

拓跋焘即位之始，崔浩即通过道教给他披上了“北方泰平真君”的光环，赋予他“先武后文”，“兴复儒教，继千年之绝统”的历史重任[7]。拓跋焘在征服黄河流域、击败柔然昭示武功的同时，确也在崔浩的推动下，进行了阐扬文治的活动。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次年即改年号为“太平真君”，表明拓跋焘在心理上亦自视为崔浩所界定的“北方泰平真君”。

太平真君四年以前所进行的各项文治或者说“定制度”的活动，主要表现有按魏晋制度建立北魏的政权机构、礼聘汉族士人、加强儒学教育、整肃吏治等方面。

北魏建立之初，曾按魏晋“宪章”建立了中央机构及一系列礼仪制度，但过数年即全部被否定，部落时代的旧习全面恢复，其详细情形将另文专述。拓跋焘即位的始光元年，复置右民尚书，成为中枢机构重新仿行魏晋制度的先声。神█(JIA)二年（公元428年）二月，“置左右仆射、左右丞、诸曹尚书十余人，各别居寺”[8]。正式恢复魏晋以来作为中央决策与行政指挥中心且北魏初一度设立过的尚书机构。各部尚书因事立名，拓跋焘时有殿中、太官、南部、北部、西部、吏部、右民、仪曹、乐部、驾部、库部、都官等尚书，与魏晋制度仍有很大差距，但毕竟从名义上放弃了此前诸部大人议政的制度。严耕望先生《北魏尚书制度考》说：“尚书制度之发展与华化之步趋不异，其在初期，尤为华化之标征也……重建台省，而部酋之势亦稍浸矣。”[9]允为确论。拓跋焘时，还新置秘书省，秘书省文士参议政事、撰写史书、掌管图书秘籍，与汉族士人最为集中的中书省一并成为为文治服务的重要机构。神█(JIA)三年，北魏朝廷下诏健全地方行政机构：“昔太祖拨乱，制度草创，太宗因循，未遑改作，军国官属，至乃阙然。今诸征镇将军、王公仗节边远者，听开府辟召，其次增置吏员。”[10]征镇将军与出镇王公“辟召”吏属，与魏晋军府属官例由中?　肴蚊?煌??次?鹤迨咳私?肽桓??贡蔽涸谥性?敌杏行蛲持未丛炝颂跫??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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