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朝燕行使臣笔下清朝中国形象的嬗变及其内因

朝鲜朝燕行使臣笔下清朝中国形象的嬗变及其内因

朝鲜朝燕行使臣笔下清朝中国形象的嬗变及其内因
徐东日(延边大学中朝韩日文化比较研究中心，吉林延吉133002)
作者简介：徐东日，男，朝鲜族，延边大学中朝韩日文化比较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博士后，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东亚比较文学。
基金项目：2004年全国高等院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专项资助经费研究项目(200412)；教育部“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朝鲜朝使节《燕行录》中的中国形象”；吉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开放基金重点科研项目：朝鲜<燕行录》中的中国文化形象。
摘要：朝鲜朝燕行使臣对清朝形象的感知与描述与其隶属的朝鲜朝社会或朝鲜朝士大夫阶层对清朝的总体想象密不可分。但具体到特定的经验个体，由于其具体身份不同、对异国的观察时间与观察程度不同，因而所得出的结果也必然有所不同。而出自对清朝社会观察时间较长、观察次数较频与观察程度较深的作者之手的“使华录”文本，会较少受到朝鲜朝社会对中国总体想象的影响，我们从中也能够更加全面、透彻地观察清朝社会的“实像”。
关键词：朝鲜朝燕行使臣；清朝；中国形象；嬗变；内因
中图分类号：I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0)04-0001-05
在古代，由于地理上的便利，位于中国东北方向的朝鲜受到儒家礼治文化的熏陶最多。源自中国儒家的大一统的礼治文化传统，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融为古代朝鲜思想文化和政治的基础，中朝两国之间从明朝开始就建立了典型的以君臣关系为原则的宗藩封贡关系。到了清朝，随着两国关系的变化，朝鲜朝对清朝的社会总体想象出现了一些变化，再加上其个体成员的中国体验各不相同，因而其燕行使臣所描述的中国形象也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形。
一、朝鲜朝对中国的社会总体想象及其笔下中国形象的嬗变
朝鲜朝对清朝的社会总体想象，是建立在朝鲜民族将汉文化的优势以及汉族在政治、军事上的强大加以绝对化、将其认定为人类文化与政治的普遍价值的评判标准基础之上的。
（一）
壬辰倭乱之后，朝鲜朝的士大夫通过战争亲身体验了与自身（内集团）文化不同的日本（外集团）文化，并引发了内集团意识的增强，使明朝与朝鲜朝增强了同盟关系。在朝鲜朝士大夫看来，清朝是一种威胁内集团的存在，只能属于外集团的领域。这种北清朝、南日本的危机状况，起到了加强内集团意识的作用，也能动地反映了朝鲜朝士大夫试图在内集团中确认自我正统性并将自己的文化与他者文化区别开来的意识。与此同时，朱子学作为内集团的主要准则，凡是对不符合基准的其它国家的风俗或文化，就以与我们的文化不同的理由而定性为野蛮文化并加以贬斥。另外，朱子学作为朝鲜朝士大夫集团的主要思想意识愈加教条化和保守化。不仅如此，由于朝鲜朝士大夫不能从明朝那里再看到中华的基准，于是，现实中留有中华思想成分最多的朝鲜为中华具体基准的以朝鲜朝为中心的小中华思想便开始萌芽了。他们认为，比起清朝文化，朝鲜朝文化保留着更多的明代文化的痕迹，所以朝鲜朝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或者守护者。因为自己是“小中华”，即“大中华”的化身，所以就拒绝与蛮夷进行交往，就算是被武力征服，他们心底里也拒绝与中国的新统治者进行交流。这就是这一时期朝鲜民族对清朝社会的总体想象。
朝鲜人对清朝的称谓比起对明朝的称谓有较大不同。首先，与表现对明朝绝对尊崇的“天朝”、“上国”等称谓不同，对清朝经常使用单纯的具有政治、军事含义的“大国”、“清朝”等用语。昭显世子在《沈阳日记》中将清朝贬斥为“夷”时，仅限于“清主”、“清人”、“胡人”、“清帝”等称谓，但在麟坪大君的《燕途纪行》或此后的《燕行录》中，则将清朝贬斥为“夷”，把有关清朝的“胡地”、“胡山”等事物的称呼也都称之为“夷”。这说明，尽管明朝已经灭亡几十年，但是将清朝视作“夷”的华夷分离意识不仅没有弱化，反而不断得到增强。
基于对清朝的这种社会总体想象，在17世纪下半叶，朝鲜朝对满族人的形象描述是否定性的。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常常将不符合其基准的清朝的风俗或文化定性为野蛮文化并加以贬斥，并以一个文化相对发达的强势民族对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弱势民族的那种具有优越意识的价值判断以及居高临下的姿态去描述满族人野蛮而残暴的行为，指称他们是“胡人”，还将他们“见利忘耻”、“不识事理，不惯风教”的品格指称为整个满族人的民族品格。出于这种“社会总体想象”，不少朝鲜朝燕行使臣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塑造了一些野蛮而且富有攻击性及侵略性的满族人形象。这一时期的朝鲜朝燕行使臣，据实描述了在中国各地进行烧杀抢掠的“妖魔化”的清军形象。清军之所以如此大规模地杀戮百姓，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明朝的遗民不肯“剃发”、“易服”。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力主让汉族人“剃发”、“易服”，主要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是为了避免满族被“汉化”。另外，朝鲜朝燕行使臣笔下的顺治不仅是一个“气象桀骜”、“气狭性暴”的皇帝，更是一个“荒淫自恣”的胡皇。他们之所以这样描述顺治，是由于朝鲜朝士大夫对中国的总体想象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由礼仪之邦沦落为颠覆文明的蛮夷之邦，因而从值得尊崇的对象变成了应该讨伐的对象。而这种形象，在满族人缺席的情况下，被掌握着想象控制权的朝鲜朝文人逐渐加以“文本化”，与此同时，又反过来作用于朝鲜人的“社会总体想象”，这使得两者在反复交锋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描述满族人的固定模式。
（二）
18世纪上半叶，随着丙子胡乱已逝去百余年，朝鲜朝与清朝已经建立了稳固的朝贡体制。随着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上半叶清朝的政治安定与经济繁荣，使得清朝与朝鲜朝之间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现实差距愈加凸现，朝鲜朝士大夫盲目敌视清朝的社会意识逐渐降低，朝鲜朝士大夫们更加意识到“北伐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由于朝鲜朝士大夫内心仍念念不忘明神宗出兵援朝御倭的救国之恩，对明朝残余势力的抗清斗争寄予了极大的同情与支持，再加上朝鲜朝在儒学“华夷观”的作用下，还将满族建立起来的清朝视为“夷狄”，存在着轻视和不信任的心理，由此更加强化了“尊周思想”和“华夷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反清尊明”的民族意识（即“北伐论”和“小中华思想”），从而严重影响了朝鲜民族的民族主体意识。其结果，朝鲜朝士大夫对程朱理学的维护要比清帝国的文人厉害得多。在这种社会总体想象的影响下，金昌业等朝鲜朝燕行使臣把“易服色，改正朔”看得十分重要，并在自己的“燕行”作品中，十分鄙视汉族人将“易服色”看得比较轻易的作为，一致认为吴三桂是断送大明锦绣河山的历史罪人。在吴三桂举兵反清行动最终失败之后，朝鲜朝士大夫便从军事意义上的反清意识“北伐论”转换为文化意义上的“小中华思想”。在以朝鲜为中心的中华思想的现实中，朝鲜朝士大夫的这种社会意识也出现了一种比较怪诞的现象：即一部分士大夫肯定清朝在政治、经济方面发展的倾向；而另一部分士大夫却反倒无视甚或蔑视清朝的这种发展。他们在社会文化方面以明朝的制度与风俗作为基准，并自诩自己所保留的明朝的文化要素最多，认为自己是中华思想的继承者，并试图在现实中寻找其具体根据（服饰、冠婚丧祭等），从而比17世纪更加彻底地体现出要将作为“华”的朝鲜朝与作为“夷”的清朝区分开来的强烈的华夷分离意识。譬如，这一时期，他们在论及清朝与朝鲜朝的关系时，使用了“皇孙、皇帝、皇族”等用语，比起前一时期(17世纪后半期)使用“清主”等用语的情况，他们显然已经承认了清朝在政治上的优越性。虽然有时也使用“胡皇”等用语，但在正式称谓国家或皇帝时，则毫无顾忌地使用事大的用语。
这一时期，受到朝鲜朝这种“社会总体想象”的影响，朝鲜朝的燕行使臣所塑造的“满族人形象”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满族人的形象由政治、军事意义上的“野蛮”、“残暴”、“见利忘耻”转变为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丑陋”、“凶狠”、“顽劣”的形象。
（三）
进入到18世纪下半叶，随着清朝与朝鲜朝之间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距离愈拉愈大，朝鲜朝士大夫在政治、经济方面更加肯定清朝在政治、经济上的优越性，甚至出现了努力学习清朝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的思想潮流（如北学派）。但是在社会文化方面，仍然沿袭以朝鲜为中心的中华思想，继续坚持华夷分离的意识，并以此作为判断现实的标准去贬斥清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持续呈现出将清朝贬斥为“夷狄”的倾向。它表现为或多或少地拒绝接受清代文化或者拒绝接受西方文化。只是与前一时期相比，随着社会现实矛盾的日趋激化，洪大容、朴趾源等北学派人士也开始透过清朝在政治、经济上的繁荣景象认识到以朝鲜为中心的中华思想的局限性，并开始怀疑朱子学世界观，强烈批评当时朝鲜朝社会的思想意识与现实状况相悖离的状态。但是，他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以朝鲜为中心的朱子学世界观作为判断现实的标准。由此可见，他们所批判的不是朱子学的原理，而是批判当时学习朱子学的士人们的实践态度。更何况，他们的这种思想并不代表18世纪下半叶朝鲜朝士大夫在社会文化方面仍然将清朝视作“夷狄”的普遍倾向。
相对于满族人，这一时期，朝鲜朝燕行使臣对汉族人的心理期许似乎更高一些。他们发现，在清朝统治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汉族士大夫的反清意识已开始淡漠，而向清朝献颂、献策者急剧增多。在他们笔下，当时的汉族文人被描写成不得不在满族统治下过着屈辱生活的一群人。因而，他们同情和理解这些汉族文人如不试举就将湮没于草莽的两难境地，同时也觉察到汉族士大夫在清朝统治下思明但又不敢表露出思明的微妙心态，也深感汉族士大夫对华夷之辨观念的淡薄、儒家义理精神的缺失，并为此深感痛心。
由此可见，朝鲜朝燕行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是由清代中国的现实社会图景及其丰富的文化积淀与朝鲜文化的想象、愿望结合而创造出来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通过文本分析朝鲜朝燕行使臣眼中的清朝形象的同时，还必须研究朝鲜朝对清朝的社会总体想象，还必须研究清朝的现实社会和中国丰富的文化。因为后者是前者的根源，两者始终是互动的关系。
二、“使华录”作者的个体感受及其中国形象的嬗变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朝鲜朝燕行使臣对清朝形象的感知与描述与其隶属的朝鲜朝社会或朝鲜朝士大夫阶层对清朝的总体想象密不可分。朝鲜朝作为一个阐释集体，对清朝的认识具有较稳定的一致性。但具体到特定的经验个体，却会在大体一致的同时又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因为异国形象也是文本记录者的情感与思想的产物，他们在深入观察、感知异国的过程中自然会在作品中表露出自己对异国的独特看法。
当然，由于朝鲜朝燕行使臣的具体身份不同、对异国的观察时间与观察程度不同，因而所得出的结果也必然有所不同。譬如，朝鲜朝有些燕行正使、副使、书状官所撰写的呈献给朝鲜国王的“使华日记”，考虑到中朝两国的外交关系以及朝鲜朝对清朝的政策，社会总体想象的成分较多；而其他朝鲜朝的“使华”作品，尤其是子弟军官们（如洪大容、朴趾源）所撰写的“使华日记”则较少这方面的禁忌，可以较自由、较客观地描述明朝、清朝的实景。再譬如，对中国观察时间较长或观察程度较深的人（如麟坪大君曾有一年作为人质生活在沈阳，又曾十二次出使清朝）就能较真实地描述出自己对清朝社会相对深刻的印象，也能比较充分地表现出对中国的独特情感与思想；反之，对中国视察时间较短或观察程度较浅的人则基本受制于作者所属国的社会总体想象。另外，我们也不能忽略作者之间较为密切的影响关系或师承关系。譬如，金昌业的家族中有曾祖父、父亲、叔父及长兄等人曾先后以正使的身份出使过中国。因而，他很早就从父兄的谈话以及祖辈的“朝天录”与“燕行录”作品中对中国有了较多的认识，并形成了对中国的“前理解”，而这种“前理解”与当时朝鲜朝对清朝的社会总体想象又是不尽相同的。再譬如，在对清朝形象的描述方面，具有北学思想的朝鲜朝燕行使臣之间有着某种师承关系，像朴趾源对中国器物制度的描述就是承袭了洪大容的《燕记》，进而在很多方面强化了洪大容笔下理想化的中国形象。
因而，比起其他朝鲜朝燕行使臣，那些出自对清朝社会观察时间较长、观察次数较频与观察程度较深的作者之手的“使华录”文本，我们就会发现，他们能够较少受到朝鲜朝社会对中国总体想象的影响，能够更加全面、透彻地观察清朝社会的“实像”。一般说来，一个形象与社会总体想象物间的距离越大，就愈具有独创性；反之，则被视为总体想象在某种程度上的“复制”或“再生产”。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在皇帝形象的塑造方面。无论是麟坪大君李窗、老稼斋金昌业、湛轩洪大容、燕岩朴趾源、炯庵李德懋，还是其他朝鲜朝燕行使臣，他们都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朝鲜朝对中国皇帝的社会总体想象。譬如，麟坪大君李窖笔下的顺治，不仅具有朝鲜朝社会总体想象所要求的“气象桀骜”、“气狭性暴”、“荒淫自恣”的一面，还具有麟坪大君所特别观察与感受到的“慕效华制”、“力学中华文字”的一面，具有独创性。从麟坪大君所描述勤奋学习、锐意改制的顺治形象中，我们不难看到，朝鲜朝燕行使臣在游历中国接触到清朝皇帝的过程中，尽管还无法摆脱作为朝鲜朝社会对清朝总体想象的“华夷观念”的影响，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对“胡人”的先入之见。再譬如，老稼斋金昌业等人笔下的康熙形象。在金昌业等一些朝鲜朝燕行使臣笔下的那个神气清明、朴素节俭的康熙形象)就置换了由朝鲜朝对康熙的社会总体想象及其作者对康熙的“前理解”所虚构的一个面貌丑陋、举止轻浮、行为放纵、进退失据的康熙形象，这是金昌业等朝鲜朝燕行使臣根据自己的“个人体验”、以一个作家的在场身份（对康熙的理解和想象）所塑造的比较客观但略趋理想化的康熙形象。再譬如，朝鲜朝北学人士笔下的乾隆形象。乾隆在位时期，清朝对朝鲜朝实行了更加积极的以恩为主、辅之以威的政策，因而朝鲜朝正祖对其十分敬佩，朝鲜朝对乾隆也普遍赞赏有加。在朝鲜朝对乾隆的社会总体想象的影响下，力主北学的朝鲜朝燕行使臣自然愿意将乾隆塑造成为一个“理想化”的圣君形象。他们也的确将乾隆描写成“满面和气”、勤于政事、孜孜求治的英明君主。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在深入观察乾隆的“个人体验”的基础上，客观地描述了行为专横独断、生活愈益腐化的乾隆形象。
其次，是在满族人形象的塑造方面。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上半叶，不少朝鲜朝燕行使臣受到源于“华夷观念”的“北伐论”、“小中华思想”等朝鲜朝对清朝的社会总体想象的影响，在自己的“燕行录”作品中，往往将满族人描写成为具有政治、军事意义的“野蛮”、“残暴”、“见利忘耻”的形象和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丑陋”、“凶狠”、“顽劣”的形象。但与此同时，一些深入观察清朝社会的朝鲜朝燕行使臣（尤其是北学派人士）却通过燕行的见闻，对满旗人的看法发生了较大变化。他们依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大大克服了当时支配朝鲜朝社会的反清心理，将满族人塑造成为强壮、具有顽强生命力以及长于骑射、崇尚武功的具有阳刚之气的形象。他们认为，清军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原因，除了清军善于骑射的因素之外，还由于满族人的马匹“体大良善”，并且实施了有针对性的科学的饲养方法。另外，他们从实用的角度出发，也切实认识到满族人的衣冠十分讲求实用性，在天寒地冻的中国北方的山地环境下，皮质袍服的袖子做得窄紧一些，既可以防止冷风灌人、暖手防冻，又方便打牲射箭、提缰策马，更便于征战。尤其是他们通过燕行亲眼看到了中国北方市集一派繁荣的景象，就马上意识到清朝远非是朝鲜能够战胜的对象，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由此非常沮丧，不想继续前行。事后经过反省，他们又觉得这是由于自己的嫉妒心在作怪，而这种嫉妒心又正是出于自己“所见者小”的原因。“所见者小”的人心中有偏见，目光狭窄，犹如井底之蛙看不到外部的广阔天地。同时，他们也意识到，朝鲜先祖们长期固守的理念价值在清朝早已过时，在不知不觉间他们从前坚守的“北伐”主张逐渐被“北学”意识所替代。因而，他们开始致力于寻找清朝经济繁荣的具体原因，并积极力主“北学中国”，进而改革朝鲜的政治、经济、文化。他们认为朝鲜朝只有摒弃对清朝的偏见，虚心学习清朝发达的实用技术，才能实现国富民强，然后才有实力“尊明攘夷”，进行北伐。他们通过对中国的车、船、城、甓、瓦、道路、桥梁、畜牧、商贾等方面的详细考察和研究，找出中国之长与朝鲜之短。他们还主张取长补短，引进清朝先进的科学技术，改进朝鲜朝的劳动工具，改革其操作方法，提高其生产效益。其结果是，这一时期朝鲜朝燕行使臣对满族人的描述就进入了“客观化”的时期。
再次，是在对汉族人形象的塑造方面。具有北学思想的朝鲜朝燕行使臣虽然仍持有以朝鲜为中心的“小中华思想”以及“华夷分离”意识，但他们在实际的燕行路途中，却大都没有拘泥于大明义理的名分论，因而同情与理解力求通过科举谋求一生功名的汉族文人，认为这些人若不试举就将湮没于草莽之中，况且康熙之后太平盛世又持续了百余年，所以就没有必要再强求他们也同样坚守对明义理而不去试举。正因为朴趾源等具有北学思想的朝鲜朝燕行使臣已经基本摆脱了他们长期遵奉的朱子学的理论束缚，所以就能在当时清朝禁止朝鲜朝燕行使臣与清朝文人进行直接交游的环境下，为了输入清代文物与学术思想，敢于在较广泛的领域内大胆地与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不同层次的清朝文人展开平等的思想交流与学术交流，从而在较高层次上复归于原始的实用儒学并探究儒学的真髓本义，以此托古改今，对传统的只以伦理道德为价值标准的一维思维方法进行了质疑与批判，然后再以经济的、政治的、现实的多维价值观念审时度世，品评人情事物，因此具有思想解放的重要意义。
在朝鲜朝燕行使臣看来，他们在中国所交游的严诚、潘庭筠、李调元、李鼎元、纪昀等汉族文人，尽管崇尚宋代理学，但都不完全拘泥于朱子学，而是表现出灵活的学风与诗才，都是一些令人景仰的学识渊博的学者、文人。他们不论是作诗还是研究学问都表现出绝不拘泥于接受某一流派影响的博大胸怀。其结果是，洪大容等具有北学思想的朝鲜朝燕行使臣通过与中国文人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交流，其历史意识也变得更加精深。他们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肯定清朝的优越性，而且在社会文化方面也大胆怀疑他们所长期遵奉的朱子学理论，开始尊崇发端于先秦儒学基础上的具有近代意识的实学思想。另外，朝鲜朝燕行使臣通过与许多清朝汉族文人的交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彼此情投意合。与此同时，朝鲜朝燕行使臣对清朝汉族文人做出了诸如姿貌雅洁、儒雅纯朴、学识渊博等赞赏性的描述。譬如，在朴趾源笔下，清朝汉族文人大多是为人朴实纯正、学识渊博，而不是因民族的不同就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再譬如，洪大容在赞美严诚不为世俗所迷惑的耿直、刚正性格的同时，还充分肯定了其文学才能与人品。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具有北学思想的朝鲜朝燕行使臣对清朝汉族文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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