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精神家园——威尔海姆·海因里希·里尔的保守社会政策

守望精神家园——威尔海姆·海因里希·里尔的保守社会政策

守望精神家园——威尔海姆·海因里希·里尔的保守社会政策　　
　　口徐健
　　
　　内容摘要威尔海姆·海因里希·里尔是19世纪德国颇有影响的学者，文化民族学的代表。在德国向工业社会转型，传统社会发生分裂与解体、理性社会倡导个人自由和解放、社会革命时时“威胁”现存政权的时代，里尔提出了调和国家和社会的“道德政策”。他依据“自然演进的历史观”，在“地域一伦理学”和社会人类学的基础上表达他对道德政治的看法。他的“道德政策”就是要把传统的家庭、乡镇和社团等自然发展的社会组织纳入现代社会，使之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并以此消解现代社会的种种紧张关系，以实现社会的和谐。
　　
　　关键词 威尔海姆·海因里希·里尔 社会政策 家庭 乡镇 等级
　　
　　作者 徐健，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北京：100871）
　　
　　在群星灿烂的德意志思想家阵营中，威尔海姆·海因里希·里尔恐怕算不上是耀眼的人物，他不为中国学界所熟知，在德国也慢慢淡出了学人的视野。但无可否认，他在他那个时代一直到20世纪的上半叶，在德国是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他的思想和理论贡献绝不亚于与他同时代的保尔·德·拉加德。
　　
　　威尔海姆-海因里希·里尔，1823年5月6日出生于德国拿骚的比布里希．1854年任慕尼黑大学国家经济学教授，1859年改任该校文化史教授，1885年受聘担任巴伐利亚民族博物馆馆长，1897年11月16日于慕尼黑去世。
　　
　　里尔一生著述颇丰，他最伟大的代表作是《民族自然史：德意志社会政治之基础》，共四卷，分别为《市民社会》（1851年）、《乡土与人民》（1853年）、《家庭》（1855年）和《漫游记》（1869年）。此外，他还于1857年出版了《法尔茨地区的人民》，并于1869年发表了《德国的劳动》等。这些作品为德国民族学奠定了基础。里尔同时也是一位多产的小说家，他在研究民族的风俗习惯、精神风貌和社会生活的基础上，创建了德国短篇小说的“文化史学派”。当然，里尔的思想贡献并不仅限于文化民族学。和拉加德一样，里尔关注社会进而关注政治。
　　
　　他生活在德国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传统社会的分裂与解体、理性社会的个人自由和解放、社会革命的“威胁”，时时困扰着政府、困扰着思想界、也困扰着他。如何解决资产阶级理性主义所造成的“社会生活领域”和“政治公共领域”的分离？里尔一直在思考着。他一方面批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认为建立在启蒙思想基础上的自由主义理论强调个人解放和市场中的机会平等，而忽略了社会科学领域实践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他也反对“社会革命”以激进的方式，通过消灭资产阶级社会把人类从政治和社会的不平等中解放出来。里尔想要创造出一种意识形态，其核心是依据“自然演进的历史观”，以承认社会的有机性和天然层级结构为前提，瓦解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由技术经济领域的单面向现代化而产生的阶级差异，抑制或至少缓解社会紧张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资产阶级(经济论文)社会的合法性危机。
　　
　　为此，里尔提出了调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道德政策”。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在里尔看来是无法消除的，但通过社会国家却可以实现调和。里尔并不反对现代资产阶级的自由法治国家，但更认同于“社会法治国家”。他认为国家必须关注和推动社会生活，但不喜欢“官僚国家”的无所不在的绝对权力，他为现代国家的政策设定了原则界限，即国家的责任在于发展一种可操作性的战略，由一系列社会政策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并为后者发挥作用提供必要的保护。用里尔的话来说，国家的“积极”作用是承担“历史教育者”的工作。
　　
　　因此，里尔特别看重国家政治之外的社会力量，但这些社会力量又不是理性主义“市民社会”中，为充当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中介而人为结成的各种社群，因为里尔所理解的“社会”是自然演进的历史产物，国家就是要为这些在历史中形成的、随历史发展而来的社会团体、社会等级寻求在现代社会中的广阔发展空间。里尔所谓的“道德政策”具体而言就是保护传统社团、社会等级的历史权利和历史特性，拯救和捍卫社会生活中前现代因素的历史连续性和合法性，阻止那些由于社会的革命性解放而把自己从历史中解放出来、投入工业社会的组织结构中去的种种条件的产生，并进一步地使社团和等级与现代社会共融，不受阻碍地获得发展。自由，在里尔的观念中，不是国家每个公民的自由，而是那些与社团的“历史权利”和精神紧密相连的社会中的人的自由，他们的特性因为现代社会个人的自由迁移而受到了威胁。可见，里尔的“道德政策”是一种社会保守政策，它是从传统中继承和发展“社会道德”的政策，它依赖于“社会化的国家”而与“国家道德”、“政治化的国家”针锋相对，从而社会力量和政治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达成相互依存的平衡关系。
　　
　　不过，这样的“道德政策”是没有普遍适用的模式的。“道德政策”作为方法论的反映，是里尔追踪“自然历史”以及不同制度理论的经验观察结果。一个对一切社会制度都行之有效的统一的“社会政策”是没有的。里尔看重经验，并强调在“地域一伦理学”和社会人类学基础上表达经验。他描述社会的特殊性，是想说明这样一个观点：普遍的概念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社会的自由只有通过每个社会团体自身特性尽可能不受阻碍获得发展时才能得到保证。“由自然形成的道德不是人为的，也不可能培养，否则会遭到破坏。”“国家化的道德会产生一种罪恶，即使想法再好，多数情况下只能变得荒唐可笑。”
　　
　　在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中，里尔最为关注的是家庭、乡镇和等级的生存和发展，他的社会“道德政策”也是围绕这三个层面展开的。家庭政策关注家庭的道德治理：乡镇政策是要确定中央权力下的自治；而等级政策则是在社团环境中推动个人的自我制约。三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对抗政治化社会中社会生活的理性化倾向。
　　
　　首先是家庭。作为自然演变的社群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单位，“家庭意识”、“家庭道德”成为以社会再生为取向的社会政策的基础。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家庭再建设工程主要涉及三个社会阶层。一是农民阶层，农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归属其家庭道德领域，由社会环境造就的天性淳朴是农民家庭的传统美德，社会政策不应打断而应继续保护这类家庭文化的发展。二是贵族阶层，该阶层的家庭文化把旧式的农民传统以“族规”和“族谱”的形式保留下来，并将之凝聚为社会等级。社会政策的目标便是以立法形式助其一臂之力。三是市民阶层，由于城市化的发展，家庭的历史纽带在这个阶层身上发生了断裂。市民脱离了淳朴的农民传统和家庭文化，“整体性”家庭变为小家庭，加之家政分工的出现，其“自然特征”以及家庭与住宅之间的自然关系被单纯的租约关系瓦解了。对此，里尔提倡“社会政策”应关心组建“社群之家”，安排“家庭聚会”，推动家庭之间的密切交往。因为树立市民家庭新的道德规范，将有助于防止该阶层的无产阶级化。一方面，家庭道德治理可以有效地抵御国家力量的侵入：另一方面，对家庭道德的忠诚也有助于对公共国家形态的忠诚。
　　
　　其次是乡镇。乡镇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首先是一个社会机构，人们通过它才感知到国家的存在。乡镇市民是一个社会团体，是自然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分层的必要基础。对乡镇的改革意味着对整个社会的改造，但对乡镇的“社会改革”与对乡镇的“政治改革”之间是有区别的。对乡镇实行政治改革就是要实现政治解放，取缔乡镇的自然生活，把乡镇制度完全纳入到官僚主义国家化的轨道之中。而乡镇的社会改革则是通过乡镇自治扩大非国家化的社会制度，(经济论文)保存乡镇的自然历史特征，并使之在新的历史阶段重新发挥社会功能。
　　
　　19世纪中期，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流动人口激增，加剧了传统乡镇固定人口与流动人口之间的分化，失去故土的乡民逐渐丧失了与往日同乡间的社会纽带，而城市中流动人口的飘忽不定又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里尔的乡镇改革政策针对的就是这种情况，他试图在实践中调和两者的关系，采用一种灵活的形式重新构筑从传统向现代过渡中外表已变得模糊不清的乡镇组织。这样的乡镇组织一方面并不阻碍人口的流动，另一方面又使得乡镇可以继续发挥原有的社会融合作用。为此，他提出由定居者组成社会政治乡镇，只要在某乡镇拥有住房、居住若干年，且拥有固定职业，便可成为该乡镇居民，拥有权利和义务。当然，乡镇是实行自治的。1851年，里尔引入了1808年的普鲁士《城市条例》，作为其乡镇改革思想的范本。他想表达的是，他的乡镇自治理想依托的是“日耳曼的自由精神”而不是建立在“大众主权”基础上的“法国1789年精神”。
　　
　　里尔的乡镇改革一举而两得：第一，工业化时期因流动人口增加而带来的社会问题可以因乡镇制度的保存而得以缓解。第二，通过乡镇自治使公共权力的中央集权化现象得到有效纠正。立足于村庄和市镇的“社会政治本土观念”，在里尔看来是摆脱现代官僚国家干涉的有力手段。而现代社会的巩固和完善只有通过乡镇的社会改革，发挥乡镇的社会作用才是可能实现的。
　　
　　最后是等级。里尔的社会政策所要完成的“道德伦理”任务，就是在各个社群中唤醒“内在的使命意识”，让每个人通过出生、教育、培训和职业找到社会归属。等级是“自然历史”所赋予的社会状态，它为那些社会化的个人及具有社会特殊性的等级提供了某种规范。归属于等级的个人既不必为社会地位担忧，也可以在等级的自我制约和自我满足中找到平衡。在这个基础上，社会问题得以解决，社会生活得以改善。
　　
　　在里尔的自然等级观念中，市民、农民与贵族是主要的社会等级。这些由自然历史发展而流传下来的等级，其传统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不仅不能中断，而且还应在巩固“历史性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里尔把他的等级政策提升到人类学的高度，相信在人类学传统中，人的生存习惯、历史性社会状态下的等级及其他们的生活世界，完全可以抵御现代理性主义对社会的挑战。
　　
　　里尔的社会等级政策是“不平等”的，他虽然强调贵族不应再享有特权，统治其他社会等级，却同时赋予了农民等级特殊的社会意义，他宣称“农民是德意志民族的未来”。在他看来，农民由于同自然具有密切的联系，身上保存着原始的历史道德，筋骨强健，意志坚韧，这是反对权力世界最后的自然特性。农民具有榜样的力量，可以修正自由社会，反抗碎化和肤浅化了的文明社会。
　　
　　在许多学人如戈登．A．克雷格——美国著名德国历史学家的眼里，里尔和拉加德均属于工业时代德国新浪漫主义的先驱，他们深信科学和工业的兴盛使德意志民族国家丧失了道德和文化支撑，患上了脑水肿症，产生了病态文化，漂流在相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海面上，只有回归传统的价值准则才能拯救灵魂。l2i不过，里尔的浪漫主义不是不着边际的，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特赖奇克（1834—1896年）批评他“竟以凭空的历史直觉来代替实际的历史认知”‘3]，无疑是不中肯的。里尔实际上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因为他并不梦想而是切身观察。作为“实践的理论家”，他精心研究民族文化，将之提升到社会科学的层面，使之成为文化哲学和保守社会政策的纲领性基础。而作为“实践的政治家”，里尔则期盼着人民对国家的忠诚，他认可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然形态，也不排斥国家，希望人们通过发掘社会等级的特殊利益和特殊精神来实现国家化，真正拥有美好的未来。也就是说，作为社会保守主义者，里尔反对的只是机械的理性主义和整齐划一的自由主义，他想借助于民族传统中自然和历史的精神要素赋予现实国家以新的活力。
　　
　　里尔的社会思想为保留人类的精神家园、永恒的人生价值提供了丰富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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