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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康德
成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康德口徐博1梁艳芳2（1河南大学武术文化研究所，河南开封457001；
2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内容摘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两篇序言对形而上学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在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的序言中，康德试图恢复形而上学对知识的统治权，即他试图创造出不同于其前的形而上学以达到将所有的知识加以统一化的目的；在1789年的第二个版本中，形而上学则以康德称之为具体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出现。康德为《纯粹理性批判》所写的两个不同序言暗含了一种思想的转变，这种转变表达着近现代哲学学科化的特征，打破了西方传统哲学将形而上学视为所有知识基础的传统，其结果是以研究形而上学为任务的哲学逐渐丧失了传统特征，越来越成为近代意义上的一般性学科。
【关键词】形而上学；理性；科学；学科化。
【作者简介】徐博，河南大学武术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体育人文社会学、西方哲学、美学原理等研究。
梁艳芳，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艺术学理论研究。
对具有思想性的著作来说，单纯地从序言去寻找其思路似乎是有问题的，但当作者完成了自身的作品，怀着对已完成作品某种审视而自豪的心态写下序言的时候，那些以研究这些作品为己任的学者们也不应漠视序言所体现出来的这种自满与审慎，因为序言常常另类地重复着了作者思想的精髓。《纯粹理性批判》作为康德批判哲学的奠基之作，作为德国古典哲学最为重要的经典性作品，在康德所处的时代分别曾于1781年、1787年以及1790年三次出版发行，有意思的是在基本结构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康德却于1787年的版本中将1781年版本中所写的序言删除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按照常理，作品的序言不论其版本有何差别都是应该保留在作品之中的，但康德这位以严谨与理性著称的哲学家为什么会有这种有违常识的做法呢？
关于《纯粹理性批判》的两个版本的序言，邓晓芒先生在其所翻译的《康德三大批判精粹》的译者序中曾进行了简单的说明，他认为：“第一版序主要阐明对理性进行批判的必要性首先在于确定形而上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第二版序主要阐明对理性进行批判所遵循的‘不是知识依照对象，而是对象依照知识’这一‘哥白尼式变革’原理的来源、内容和意义。”
作为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著名学者，邓晓芒关于康德这两篇序言的观点无疑是具有指导性意义的，他指出了这两篇序言所存在的差异：第一篇序言的着重点在于对形而上学进行理性的审查；第二篇序言的着重点在于对“哥白尼式变革”进行阐述。但令人遗憾的是，也许是限于篇幅，这种叙述本身对两篇序言有简化的意图，从而将两篇序言中所表达出的丰富含义淡化了，尤其是没有回答为什么《纯粹理性批判》的两篇序言产生了如此大的差异，以至于康德竟然在1787年版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将其序言删除了。在笔者看来，这其实包含着一个极为丰富的问题：就是形而上学在康德心目中发生了什么变化的问题。笔者以为这种现象的发生源于康德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集中体现在如何对形而上学定位以及如何从认识论的角度处理形而上学的问题。下面笔者将通过两篇序言的解读和对比力图揭示这种变化，并进而提出笔者的观点：康德改变了形而上学的命运，而康德拯救形而上学的方式是(经济论文)以使其知识系统化的方式进行的。
康德在1781年首次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表达出的是某种作为思想家所特有的自信与骄傲，这种自信是建立在他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总结性概括之上的。在他看来形而上学源于人类理性的本性，序言的开始部分他指出：“人类理性在其知识的某个门类里有一种特殊的命运，就是：它为一些它无法摆脱的问题所困扰；因为这些问题是由理性自身的本性向自己提出来的，但它又不能回答它们；因为这些问题超越了人类理性的一切能力。”
这种理性本性的内在要求，虽然是处于人类理性的认识能力之外的，但在人类认知过程中却表现为人们试图寻求一种探讨理性的知识的意图，这种意图所追求的知识就是形而上学。在序言中，康德分析了历史上人们追求形而上学的大概套路，在他看来最初的形而上学形态来自于由经验出发归纳出的原理，然后“借助这些原理，它（正如它的本性所将导致的那样）步步高升而达更遥远的条件”，最终这些原理因自身的局限（来自于经验不具有普遍性）开始诉诸一些超越一切可能经验运用的原理，这些超验的原理“显得那么不容怀疑，以至于连普通的人类理性也对此表示同意”。正是这些超验的原理构成了形而上学的知识结构。问题是这种超验的原理同人类理性之间存在着冲突，因为“那些原理超出一切经验的界限时，就不再承认什么经验的试金石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由经验推出的原理最终放弃了其经验的维度，康德认为这是传统形而上学最大的弊病所在，他称这种形而上学为独断论。正是因为独断论本身缺乏经验维度，康德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是一个“无休止的争吵的战场”。康德对这个“无休止的争吵的战场”在近代的演化过程进行了粗略的描述，他认为近代以来的经验主义通过批判使独断论的形而上学摆脱了脱离经验的噩梦，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努力却因经验主义坚持“通过人类的知性的某种生理学”的解决方式对待形而上学，最终违背了人类理性的内在诉求，其结果只能使形而上学“重新堕入那种陈旧的、千疮百孔的独断论中去了”。
在第一版序言中，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康德一再强调了建立形而上学的必要性，他认为那些试图抛弃形而上学的所谓冷淡主义者：“不论他们如何想通过改换学院语言而以大众化的口吻来伪装自己，只要他们在任何地方想到某物，他们就不可避免地退回到他们曾装作极为鄙视的那些形而上学的主张上去。”
这里的“冷淡主义者”指的是近代那些不再关心形而上学的经验论者。此叙述可以见出形而上学对康德而言有多么的重要；也可以表现出康德还是依旧坚持把形而上学作为人类知识的根据之学的——“某物”的存在说明了形而上学存在的必要性，也说明了形而上学在1781年的康德思想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尽管如此，康德还是充分认识到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弊端。在第一版序言中康德就指出，正是因为传统形而上学所处的这种尴尬地位，所以需要重新构建一个全新的形而上学体系；在康德看来，这个全新的形而上学“不是思想轻浮的产物，而是这个时代的成熟的判断力的结果”，是应该经过纯粹理性的批判所建立的形而上学，这种全新的形而上学能够“对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进行裁决，对它的根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规定，但这一切都是出一自原则”。
这是非常重要的观点，因为康德在此明确地提出了来自于“原则”的形而上学存在的可能性——这注定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形而上学。因其来自于“原则”，也就是来自于纯粹理性，所以体现了理性自身的原则。至于他在这里所提到的“一般形而上学”就是现存的那些形而上学体系。在康德看来，“一般形而上学”的存在应以来自于“原则”的形而上学作为其根据。康德的任务就是要将这种来自于“原则”的形而上学揭示出来，由于这种形而上学是对原则的揭示，而原则是纯粹理性的原则，所以也是对纯粹理性的揭示。寻求这种出自“原则”的形而上学可以视为康德针对形而上学困境所提出的方法。由此出发，在第一版序言中，康德认真分析“原则”所依据的纯粹理性的基本特征，并对这些特征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在序言的最后几段中，康德充满自信的叙述了依据纯粹理性而建立的、能够体现纯粹理性“原则”的形而上学：“现在，形而上学，按照我们在此将给出的它对概念，是一切科学中唯一的一门这样的科学，它可以许诺这样一种完成，即在较短的时间内，只花较少的、但却是联合的力气来完成它，以至于不再给后世留下什么工作，只除了以教学法的风格按照自己的意图把一切加以编排，而并不因此会对内容有丝毫增加……因为凡是理性完全从自身带来的东西，都不会隐藏起来，而是只要我们揭示了它的共同原则，本身就会由理性带到光天化日之下”[10]。
通过这段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康德所提出的经过理性检验的、理想状态的形而上学是一个充分的、精确的形而上学。因此，《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对形而上学的分析表达了康德的两个观点：第一他认为形而上学是可能的，这完全不同于其时代那些所谓的经验主义的论点，这是一个需要经过纯粹理性的批判和审查的形而上学；第二康德认同了形而上学所依据的“原则”来自于纯粹理性，而源自于纯粹理性原则的形而上学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独断论的形而上学的，同时这种形而上学依然还具有传统形而上学所具有的那种价值和能力。这两个观点表明，康德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同其前的许多形而上学的信奉者还是有某种相似性的，这种相似也表现在他对理性的分析之上，如当康德指出形而上学作为理性原则的应用能够充分地体现理性所具有的那种完整性的特征，他指出“它（形而上学）可以许诺一种完成”，源自于“原则”将不再是一般的形而上学——与那些一般的形而上学相比，这个完成了的形而上学是建立在康德关于纯粹理性批判的基础之上的，因而能够充分地体现纯粹理性的原则。因此在第一版序言中，我们可以发掘出这样一种倾向，即康德还在不懈地拯救传统的形而上学，他通过自己的批判哲学为形而上学寻找新的根基；同时康德所谓全新的形而上学也一直没有放弃成为哲学基础的努力，这种努力既是对源于古希腊理性的坚持，也是康德时代所有哲学研究者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有趣的是在七年后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序言中，康德对形而上学所持有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篇序言中，康德明确地提出了他所建立的形而上学乃是科学的形而上学；也是在这一版序言中，康德不再从探讨形而上学展开其体系，而是从理性对学科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展开论述的。康德明确地指出：“对属于理性的工作的那些知识所作的探讨是否在一门科学的可靠道路上进行，这可以马上从它的后果中做出评判。”由此出发康德描述了逻辑学、数学以及物理学。这三门学科在康德看来虽然是按照“不同于理性来源的……知识来源来规定”的学科，但这三门学科都较为成功地体现了理性原则。相对于这三门学科，形而上学却仍处于困境之中，康德认为：“形而上学这种完全孤立的、思辨的理性知识，是根本凌驾于经验教导之上的，亦即是凭借单纯的概念的（不像数学是凭借概念在直观上的应用的），因而理性在这里应当自己成为自己的学生。对于这个形而上学，命运还至今没有如此开恩，使它能够走上一门科学的可靠道路；尽管它比一切科学都更古老，并且即使其他的科学全部在一场毁灭一切的野蛮的渊鲛中被吞噬，它也会留存下来。因为在形而上学中，理性不断地被陷入困境，(经济论文)甚至当它想要（如同它自以为能够）先天地洞察那些连最普通的经验也在证实着的法则时也是一样。”
可见，康德在此提出的观点同其第一版序言强调的“可以许诺一种完成”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尤其重要的是，在此论述中康德也暗示了对形而上学的一种不同定位：首先，他似乎不再追问形而上学的经验性来源了，这与第一版序言中将形而上学因其不能提供试金石而为经验论者批判的论述是矛盾的，康德通过“直观”对此做了解释，康德认为形而上学与经验的接触可以在直观层面上进行。因此，他将形而上学视为了“完全孤立的、思辨的理性知识”，并且指出其“根本凌驾于经验教导之上的……理性在这里应当自己成为自己的学生”，这种对形而上学的表达比前面的论点要明确和深入得多。第二，康德否认了形而上学的完成，有意思的是这个“完成”是建立在他对学科的认识之上的，即此“完成”是以形而上学学科化为基础的，此中的“完成”意味着形而上学应该如同其上的物理学、数学和逻辑学那样体现出学科的完整性和充分性，表达着纯粹理性的先天原则在思辨领域的应用来。第三，与第一版序言一致的是，康德依然主张相对于其他学科，形而上学仍然具有其独特性，他认为形而上学“即使其他的科学在一场毁灭一切的野蛮的渊簸中被吞噬，它也会留存下来”。这与上篇序言中他将形而上学视为“人类理性在其知识的某个门类里有一种特殊的命运”的论述是一致的，都是在强调形而上学是理性存在者的内在要求。这三个观点构成了康德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对第一篇序言的观点做了很大的调整，一方面变得丰富和具体，另一方面揭示出康德将形而上学科学化的倾向。
在其后的论述中，康德继续强调形而上学的重要性。他认为唯借助于理性，人类知识才可能寻找到一个坚实的地基，这是因为“如果理性在我们的求知欲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部分不仅是抛弃了我们，而且用一切家乡搪塞并最终欺骗了我们，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来信任我们的理性”。因此，康德坚持形而上学是人类理性的内在要求，他强调：“在这个世界上一直都有某种形而上学存在，并且今后还将在世上预见形而上学……所以哲学的最初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通过堵塞这一错误的根源而一劳永逸地消除对形而上学的一切不利影响。”[15]这些观点都表明他对形而上学仍旧怀有热情，依然坚持着对传统的形而上学特征的某种认可。但是另一方面，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康德追求的形而上学已经不是第一版序言中所谈到的那个形而上学了，而是科学形而上学。“科学形而上学”几乎成为解决形而上学困境的必由之路。至于这个科学形而上学是什么样式，康德做了描述：“一旦它（形而上学）通过这部批判而走上了一门科学的可靠道路，它就能够完全把握住属于它的整个知识领域，因而完成它的工作，并将其作为一种永远不能再有所增加的资本存放起来供后人使用，因为它只和原则及它给自己的原则所规定的限制打交道。”[16]
当形而上学成为一门科学之后，“它（形而上学）就能够完全把握住属于它的整个知识领域”，这说明科学形而上学是有着自身“知识领域”的形而上学。那么这个知识领域是什么呢？康德对此并没有做出具体的论述，他只是告诉我们形而上学的知识体现的是“原则”以及原则的条件。与第一版序言相比，康德在第二版的序言中对待形而上学方面的不同之处显得如此突兀和明显，这清楚地表达出康德对于形而上学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而这种转变是一种断裂。在第二版序言中，尽管形而上学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康德的态度已经从追求具有传统意义的形而上学转变为追求科学形而上学，对此他也直言不讳地指出：“……纯粹思辨理性的这一批判的任务就在于进行那项试验，即通过我们按照几何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范例着手一场形而上学的完全革命来改变形而上学迄今的处理方式。”[17]
由此可见在第二版序言中，康德已经将形而上学设定为一门学科，此形而上学具体化为“科学”，同逻辑学、物理学等“科学”那样具有严密的逻辑特征。
从第一版序言到第二版序言的变化表明康德对待形而上学态度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态度暗示了康德面对哲学这门以形而上学为其王冠上明珠的学科所具有的时代性特征的思考。让我们稍微走远一些，考察所谓时‘科学”在康德那里到底包含何种含义。康德对科学的使用是一个非常庞杂的问题，考虑到康德所谈到的科学多以牛顿物理学为经典范例，同时也考虑到近代以来对科学的常识性理解，在此我们引用康德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中对“科学”所做的说明来见出其态度，康德认为：“每一种学问，只要其任务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的话，皆可称为科学。”[IS]
对“科学”的这种理解暗示了康德追求科学形而上学的目的，即他是以理性批判的方式对形而上学加以规范和界定，进而使形而上学能够成为某门科学，或者说康德试图使形而上学成为“完整的知识系统”。这种知识化、系统化的楷模就是牛顿的力学体系，不同之处在于构成牛顿力学的原则（公理）源自于知性的应用，而构成形而上学的原则不是作为知性的应用原则出现，而是作为纯粹理性所展现出的先验形式被理性自身揭示出来的原则，也就是说，形而上学表达出来的原则是纯粹理性的原则，这个原则是对纯粹理性的先验表达形式的揭示。由此出发，康德所谓的“科学形而上学”其实就是将理性原则作为形而上学的知识领域，进而将形而上学作为此中知识领域的系统化结果，以便将形而上学改造为拥有牛顿力学体系那种普遍性和完整性的知识系统。
通过这个转变我们看到，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态度并非是一以贯之，而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的。在《纯粹理性批判》刚刚成书之时，康德关注的是形而上学“原则”所具有的明晰性和完整性，在此阶段，康德所理解的形而上学具有更多传统形而上学的意味。但在《实践理性批判》完成后的几年中，面对着实践领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康德审视了《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观点，由此改变了对形而上学的态度，这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的序言中得到了极为充分的体现。此时的形而上学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传统形而上学了，尽管形而上学仍被视为一切知识的基础以及人类理性的内在要求，但此时的形而上学成为了科学化的形而上学。而所谓“科学”的形而上学，按照康德的认识，其实质就如同数学、物理学那样，是某种系统化的知识学科体系，一种以研究理性原则为其内容的科学。
在笔者看来，康德这两篇序言中的观对理解传统的哲学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我们知道西方哲学在前康德时代是以诸多知识的综合形式出现的，那时的哲学所讨论的范围极为丰富，包含我们现在所谈的科学、心理学、宗教学等学科。但是在康德之后，不到百年的时间之内，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围却急剧缩小，诸多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不断地从哲学的领域分离出来，这种趋势是伴随着传统形而上学体系的逐渐瓦解展开的。
在传统哲学中，形而上学是第一哲学，它提供出理性的原则和根据。这种理性的原则曾作为一切知识产生的基础和根源为无数的哲学家所追求，在他们看来形而上学与作为真理的知识之间存在着某种平衡关系，这种平衡关系的建立在于形而上学对有限知识所具有的统摄性作用。但是近代以来，“知识”的爆炸性增长打破了这种平衡，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所提供的原则已经容纳不了庞杂而丰富的知识，进而也丧失了其曾有的严密性和可靠性。随之而来就是以研究形而上学为第一要务的哲学逐渐丧失了对全部知识的统摄性与优越性，因为那是一个具体知识压迫原则的时代。在两篇序言中，康德从确认形而上学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出发，发展到追求科学形而上学，这个转变顺应了时代发展的大势。当然这种转变也预示了知识系统化时代的真正开始。所谓知识系统化说到底是不同知识领域本身学科化、规范化的过程，在此意义上看，康德所寻求的科学形而上学，其实就是在有意或无意地将哲学学科化、规范化，而哲学学科化、规范化的过程是以放弃传统形而上学作为一切知识的基础这种旧有的认识为起点的。当康德打着“科学形而上学”的旗帜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批判和改造之时，实际上他已经开启了将知识学科化的大门——这种知识学科化的结果决定了形而上学的命运，即使形而上学出自于纯粹理性原则也必须被明确化、系统化，而康德所谓的“理性批判”从某种程度上看就是在进行这样的努力。经过这种学科化、系统化之后的形而上学注定不再是唯一真理的归宿，尽管在两篇序言中康德都不承认这点，尽管他仍然坚持形而上学所具有的独特地位、仍然强调形而上学作为理性原则在所有知识中具有优越性，但在两篇序言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转变——这种由追求形而上学完整性和可靠性到追求科学形而上学的转变，已经暗示了康德内心的无奈与矛盾。
所以，笔者以为康德两篇不同的序言传达出的思想非常清楚地体现了哲学向学科化、系统化知识转变的倾向，虽然康德还没有使用“学科”这个词。因此，康德从试图为形而上学寻找确定性出发到将构建科学的形而上学，这个过程实质就是放弃形而上学在传统哲学的优越性，将形而上学作为某门科学展现出来的过程。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一方面康德确实拯救了形而上学，使其获得了在新时代得以存在的领域，由此出发也就摆脱了传统形而上学曾经具有的那份专横和独断；另一方面，由于科学形而上学最终要被表述为某个领域的确定的知识系统，因此不管这种知识系统是以怎样的形式叙述，也不管这种知识系统在康德那里具有何种的范围和界限，形而上学都由此走上了一条自我批判的道路。于是，当所谓形而上学的知识变得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乃至实用化，那曾经作为一切知识根据的传统形而上学和哲学注定将在这种变化中也慢慢地衰落，并逐渐被人们不断地弱化乃至抛弃了。
注释：
[1][2][3][4][5][6][7][8][9][10][l1][12][13][14][15][16][17]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第3l、35、38、39、39、39、39、40、41、44-45、47.51、52.51、60、56、55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8]伊德努尔·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第15页，邓晓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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