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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文章兼备为人治学俱佳——为祝贺张炼强先生八十华诞而作

时间：2023-03-05 18:05:17 文学评论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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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文章兼备为人治学俱佳——为祝贺张炼强先生八十华诞而作
　　
　　口曹德和
　　
　　国学大师季羡林曾指出，评论一个人，欧洲往往把道德和文章分开来，中国因为文化的关系，历来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2010年6月19日，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研究中心在首都师大国际文化大厦为我国著名修辞学家张炼强先生举办了八十华诞暨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专家学者和首都师大教师近百人欢聚一堂。在本次研讨会上，首都师大文学院为张先生精制的大红绶带，上书“青山不老、学重德高”八个金字，道德学问并提，充分印证了季老所言。张炼强先生是我最为敬重的语言学家之一，因为无论为人还是治学，张先生都有许多值得我思齐的地方。
　　
　　一
　　
　　张先生的学术生涯起始于1951年考入北大后，迄今长达一个甲子。期间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多篇，主编现代汉语参考书两部，合作编著修辞学教材一部，独立编著语法学教材和修辞学教材各一部，独立撰写修辞学专著和文集六部，研究成果多次获奖并有文章入选中学语文教科书。张先生主攻修辞兼治语法，他的修辞研究有这样几个特点，即：“正”“宽”“厚”“实”“新”“深”。
　　
　　所谓“正”，是指张先生对于修辞和修辞学的理解与我国语言学界和国际语言学界对于前述行为和学科的主流观点高度一致
　　
　　以下论述反映了张先生有关修辞和修辞学的基本看法：
　　
　　a．根据不同的表达需要，运用最恰当的语言表达形式，以求得最好的交际效果的言语活动，就是修辞。
　　
　　b．不论是句斟字酌、反复推敲，还是一挥而就，出口成章，就其表达过程来说，都有一个由思想内容移为语言形式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着修辞过程。a是说修辞是什么样的活动，b是说修辞过程是什么样的过程。
　　
　　c．语境是我们观察修辞现象的重要依据，也是我们运用修辞手段的时候必须充分注意的。
　　
　　d．如果说，把思想内容移为语言表达形式是一个修辞的过程的话，那么，二者之间是否相适应就是一个修辞过程完成得好与不好的关键。这是修辞学所最为关心的。
　　
　　e．就思想内容而言，它虽然以语言形式为载体，但并不是修辞的研究对象，并未直接进入修辞的过程。只有把“想”作为“移”的对象并“移为辞”的时候，才体现了修辞过程，才是一种修辞活动。
　　
　　f应该指出，对思想内容的评价虽然十分重要，但这不是修辞学的任务，对语言表达的评价，才是修辞学的任务。
　　
　　g．修辞学侧重观察、研究言语表达的方式及其表达效果。
　　
　　h．修辞学属语言学，而以具有多科性的特点，往往与其他有关联的邻近学科有交叉、重合之处。但又因为它具有言语运用的本质属性，既不能取代相关联的邻近学科，也不会为所关联的邻近学科所取代。c、d是说修辞原则以及该原则关键所在，e、f是说修辞研究的资源对象，g是说修辞学的主要任务或者说目标对象，h是说修辞学的学科属性以及这门学科是否存在与其他学科合流或改变属性的可能性。
　　
　　学术研究总会有不同意见，以上观点并非为修辞学界普遍认同，但它相当贴近地反映了陈望道等前辈学者对于修辞和修辞学的基本看法，相当贴近地反映了法国结构主义修辞学以及俄国功能修辞学等国外最具影响力的修辞学流派对于修辞和修辞学的基本看法，也就是说它体现·的是相当正宗的修辞观。
　　
　　所谓“宽”，是指张先生“视野开阔，探索领域广阔”，善于“综合运用众多相关相邻学科的理论，寻求新的角度，多种侧面、多种层次地开展修辞研究”（胡裕树语）
　　
　　张先生对于修辞学品性有着深邃的洞察，他注意到这门学科从纵向看属于语言学，从横向看则有着交叉学科的特点，因而高度重视修辞的综合考察。张先生出版过两部文集——《修辞艺术探新》和《修辞论稿》——内收1980-2000年撰写的论文七十六篇。这些文章中大多属于立足语言学立场的跨学科研究。如《修辞中的逻辑问题》《钱钟书对艺术语言的逻辑思考》等反映了逻辑学角度的修辞研究；《根于联想的修辞现象初探》《作家笔下奇异的感知和想象》等反映了心理学角度的修辞研究；而《表达的需要对汉语某些语法规则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由某些语法结构提供修辞资源论析》等则反映了语法学角度的修辞研究。如果说以上文章体现了跨学科研究的化整为零、全面出击，那么另外一些成果则体现了跨学科研究的集中兵力，重点突破。如，他1994年出版的《修辞理据探索》，是以修辞的“有理”和“无理”即是否符合普通逻辑为人口，专门论析修辞与逻辑的关系；2005年出版的《汉语修辞文化》，是以汉民族传统文化对汉语修辞的影响为人口，专门阐述修辞与文化的关系；而近年来他发表的《修辞现象的认知考察》《语言和言语活动的认知思维理据》和《汉语修辞现象的认知考察》等，则清楚显示如今他又开始转向修辞与认知关系的探索。从认知角度研究修辞不同于从心理角度开展的研究。从认知角度研究，没有认知科学新兴理论的支持难以进行；而从心理角度研究，仅凭传统心理学提供的知识就足以应付。即此可知，张先生目前的跨学科研究不止是在向重点突破的方向转移，同时是在向由表及里的深处推进。
　　
　　所谓“厚”，是指张炼强先生治学的总体风格为厚积薄发，而非小本钱做大买卖
　　
　　戴震认为，治学须有淹博之学、识断之力、精审之才，积淀淹博学养乃是第一难关。二十年前张先生给学生做过一次题为《关于学习方法的思考——怎样把书读活》的报告，当时他主要说明“识断”和‘精审”的重要性，只语未提“淹博”。孤立地看似乎张先生并不那么重视淹博，其实不然，读过张先生著述的人都知道，他的作品无论短长处处闪烁着淹博的光芒。张著何以会给人如此印象？在我看来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毕业于中国第一名校，兼任过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教员，编著过语法学和修辞学教材，研究过钱钟书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对鲁迅杂文作过全面修辞分析，考察过修辞学与相关相邻学科关系，对修辞学史和修辞史研究做过探讨，思考过修辞学能否科学化以及如何科学化，撰写过大量诗词从而对文学语言具有丰富的感性经验，等等，都可以说是原因所在，不过最主要的原因则无非两点：其一是广撷博取，虚怀若谷；其二是勤奋过人，坚持始终。撰稿前我在网络上意外发现一位中学教师2008年拜访张先生后留下的日记，其中写到：
　　
　　张先生77岁了……虽然早已退休，但仍然每天伏案工作八个小时以上……张先生现在做学问，仍然用的是传统的方法，用的是纸和笔。他说他为了写一篇五六千字的论文，卡片做了一万多张……荀子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张先生正是靠着坚持一生的锲而不舍精神，积累了广博的知识并使其著述周身透射着淹博的力量。
　　
　　所谓“实”，是指张先生研究任何问题总是力求做到“三个充分”，笔下文字从来不带半点浮躁之气
　　
　　近年来“观察充分，描写充分、解释充分”逐步成为我国语言学界普遍认同的方向。其实张先生很早就具有以上意识并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前行。他的《人称代词的变换》《同语复用固定结构及其修辞分析》《羡余信息和修辞》《试说以“时”或“的时候”煞尾的假设从句》等论文，以及《修辞理据探索》等专著，都是“三个充分”的极佳样本。通过以上著述可以看出，张先生无论观察还是描写抑或解释都是极其充分。《同语复用固定结构及其修辞分析》一文归纳出的“同语复用固定结构”多达五十五种，可谓竭泽而渔、一网打尽。《修辞理据探索》一书研究修辞与普通逻辑的关系，作者以逻辑基础和修辞效果的对应联系为基础，将修辞现象分为“有理而妙”“有理而不算妙”“无理而妙”“无理而不妙”四种情况，主要研究其中第三种。该著由五章组成，除了绪论以外，其他几章标题分别为“修辞在概念中的反映”“修辞在判断中的反映”“修辞在推理和论证中的反映”“话语衔接的逻辑思路”。以往人们研究语言与普通逻辑关系，很少将目光投向积极修辞的“无理而妙”以及篇章层面的“话语衔接”，张先生则不然，《修辞理据探索》一书对于修辞与普通逻辑关系的审视，可谓点面常变，无所不及。充实、扎实、信实乃是张先生著述的显著特色，而以上特色的形成，就直接原因看主要得益于他研究任何问题总是力求做到“三个充分”；就更为深层的原因看，则主要得益于他唯有求实之心而无弄巧之意的朴实学风、端正人品。
　　
　　所谓“新”，是指张先生高度重视新理论、新方法的吸纳，新领域、新课题的发掘，新结论、新成果的创建
　　
　　张先生总是与时俱进地不断吸纳新知，像语境学、信息科学、认知科学等新兴学科的知识，他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纳入视界化为己有，因为他深知，“丰富的知识，对举一反三地进行思考十分有利。往往是有理论才能有角度，知其二，才能反其三”[24]。他同时认为：“充分掌握别人的观点，了解别人的研究成果，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停留在这一点上，还要迈开自己的双脚去开拓自己的路。”有鉴于此，张先生把“创新”视为治学的主要目标。他的第一部文集以“探新”命名充分反映了前述学术追求。宗廷虎认为，张先生的《修辞理据探索》“将在我国修辞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因为它不仅是我国对修辞与普通逻辑关系开展全面深入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同时也是我国对修辞理据进行全面深入探讨的第一部力作[26]。张先生的‘创新”不仅反映在新领域的开拓上，同时也反映在新成果的创获上，而相对来说后者尤显突出。例如，他的《表达的需要对汉语某些语法规则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专门研究语用的语法化，有关探索明显领先于当前正日趋红火的同类研究；又如，他的《羡余信息和修辞》，将羡余成分常见类型归纳为四种：(1)等量式，如“每天每日工作忙”；(2)包量式，如“来者不善，善者不来”；(3)虚量式，如“他已经溜之乎也”；(4)负量式，如“他本该有个幸福的童年，但是家庭悲剧，却使他变成了父母双全的孤儿”。该文对于羡余成分基本类型的考察和抽象，无疑也是独树一帜的；此外，他的《‘意多字少”说略》《试说以“时”或“的时候”煞尾的假设从句》《时空的表达和修辞》《假设从句后置的条件》《由某些语法结构提供修辞资源论析》，不仅结论带有创新性，而且连课题也带有创新性。张先生的《修辞现象的认知考察：从象似性和激活看名词活用为动词》深得学界好评，王希杰先生(2003)认为，“在他的所有论文中，这一篇是具有最高水平的”[32]。该文主要说明汉语名词如何通过相似性隐喻、相似点激活而获得动词功能的原理以及条件，同时附带说明相关性隐喻在名转动上的作用和这类活用的三种情况以及认知过程。从引文看它似乎是受谭景春先生(1998)《名形词类转变的语义基础及相关问题》的启发，其实在谭文发表之前，张先生(1984)就已进行有关研究。当时讨论了三个用例，即“弓着腰”的“弓”，“膝上颜色”的“漆”，以及表示“屈身攀抱，缠住不放”的“猴”，当时的思路与后来的思路没有根本区别，只不过当时是从心理学出发，采用的是‘相似联想”和“关系联想”等旧术语，后来是从认知学出发，采用的是“相似性隐喻”和“相关性隐喻”等新概念，以及只不过当时的研究带有初探性而后来的研究更显成熟而已[34]。张先生早期研究成果发表于二十六年前，由此可以清楚看出其学术研究探新、拓新、出新之轨迹和特色。
　　
　　所谓“深”，是指张先生的修辞力作多能鞭辟入里、切中肯綮而给人以茅塞顿开般的深刻启发
　　
　　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修辞学可以大别为大众修辞学和专家修辞学两种类型。这两类修辞学文章张先生都写，而且都写得很好。他的《语境浅谈》属于前者，十年前该文被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全日制普通高中教材《语文读本》第六册，连续使用八年之久。大众修辞学需要控制深度和广度，而专家修辞学是不避深广的，它应当将达到相应水准作为努力方向。有些修辞研究者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忽略了大众修辞学和专家修辞学的区别，认为大量撰写大众修辞学文章乃是该学科基本任务所在，结果自然是大大损害了修辞学在学界的形象，即便说这门学科还没有沦落到生存危机的地步，但至少说它已经跌人低谷且处于困境之中。面对修辞学当前的窘态，张先生十分着急，他(2004)明确指出：“‘危机、低谷和困境’不是空穴来风，主要来自修辞学自身研究的不深入。”“只有深入，才能胜出。只有深入研究，当代修辞学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再次走上大发展的大道。”对于修辞学属于应用语言学，具有实用特点，张先生无疑是心知肚明的，正因为此，他撰写了不少大众修辞学文章；不过他很清楚，没有‘学”的深入就没有‘术”的浅出，所以他一直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专家修辞学研究上。前面说专家修辞学是不避深广的，这里的“深”不是指语言艰深、晦涩难懂，是指内容深刻、启人心智。张先生笔下的专家修辞学文章正是如此，其语言平易、通俗明快，而道理阐发，往往给人以豁然开朗的感觉。例如他在考察‘错综”修辞法时指出：
　　
　　前人云：“一篇文字之中，须有数行整齐处，须有数行不整齐处。”这话是不错的，但是，为什么要两个“须有”？却又不容易确切地回答了。如果从心理活动角度来加以说明，说是：“整句”多根于相似联想的心理活动而成，在一个语言片断中，既让相似联想的心理活动得到活跃的机会（亦即运用“整句”），又让相似联想的心理活动适当中断（亦即运用“散句”），从而摆脱了心理上的单调板滞的感觉，因而文字也就生动活泼了[36]。比起前人只言其然不言其所以然，以上论析“无疑要深刻、科学得多，更利于人们理解其实质”。又如在成功揭示词性转换认知原理的基础上他做了如下总结：
　　
　　汉语语法、修辞的象似性同汉语作为非形态语言是相互联系着的。因为汉语的象似性强无需过多地用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和形态变化来完成语法结构所担负的语法意义的表达的任务。也可以说，因为汉语语法结构形式无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和形态变化，所以需要更多地依系象似性来完成语法结构所担负的语法意义的表达的任务。以上论述不仅说明汉语在象似性利用上何以远远高于形态语言，同时指出对汉语语法、修辞研究来说加强汉语象似性研究具有怎样重要的意义，总之它是极为深刻且新人耳目的。再如他的《修辞理据探索》指出：修辞既有符合逻辑的一面又有不合逻辑的一面；消极修辞总体上讲是合乎逻辑的，而积极修辞往往并不是循着逻辑思路走的，且有的地方是根本无法用逻辑来解释的。“无理而妙”的“无理”不是指毫无道理，是指其辞面不合逻辑；之所以“无理而妙”，乃因为“逻辑思维，心理活动、审美观念等等，都可以作为修辞理据”。其上论述无疑是切中肯綮的。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在修辞与逻辑关系上，以及如何看待“无理而妙”的提法上，一直存在争议。有的学者因为将修辞理据与逻辑思维对应起来，将“无理而妙”的“无理”理解为不论表里都全无道理，认为没有不合逻辑的修辞，以致否定“无理而妙”这一传统命题。近年来有关争议似乎渐趋和缓。毫无疑问，《修辞理据探索》的出版对于化解争议、统一认识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
　　
　　吉林大学原副校长、著名哲学家高清海认为：“会做人，才会做学问，才能做得出真学问、做得出好的学问和有用的学问……‘为人治学，其道一也’。”对于上述观点我由衷信服，同时以为张先生学问做得好首先因为做人做得好。张先生做人方面可圈可点的事例很多，这里只谈印象最深的三点。
　　
　　其一，童心治学，以学为乐。朱德熙先生认为：“做学问要有一颗童心才行，就像小孩儿在地上玩泥巴似的，只有本身的乐趣而没有任何功利的动机和其它的目的。”在我印象中，张先生便是如此。我是2000年在广州召开的中国修辞学年会上认识张先生的，次年同去台湾开会且同住一室，从此结为忘年交。不过我和张先生直接见面的机会加起来不过五次：三次是一起开会，一次是我请他主持博士论文答辩，一次是我去北京开会本说好我去府上拜访他而他坚持赶到宾馆来看我。其他时候的联系则是通过信件和电话。见面时他跟我拉拉杂杂什么都聊，但每次聊着聊着他就聊上了学问。彼此写信都是关乎学问的。电话通常是我打过去，主要是向他问安。每次通话，几乎都是半小时以上，因为没谈几句他就谈到了学问，谈他刚刚完成的新作，里面主要写什么；谈他又有了什么新的计划，是什么原因引起了他的兴趣，等等。前面提到的那位中学教师，在回忆与张先生见面情景时写道：“张先生很健谈。他仍然沉浸在他最近研究的学术问题，不知不觉就聊到相关的观点和论据。”有人聊天时跟你高谈阔论是为了炫耀，张先生不是这样，他跟你谈学问就像小孩谈玩泥巴，是乐在其中，乐而忘返。
　　
　　其二，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梁启超认为，“正统派”治学有十大特色，其中第七特色为“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第八特色为“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41]。张先生治学过程中遇到“所见不合”正是如此处理的。张先生在北大读书期间听过王力的课，听他讲授汉语史。张先生非常珍惜这段师生情，对王先生始终怀着由衷敬意。他不仅在文章中积极阐发王先生的学术观点，同时在恩师逝世两周年之际，撰写了《王力先生的修辞理论及其运用》，以表达怀念之情。但对于王力先生的学术观点，在“所见不合”的情况下，从不囿于私情逶迤奉迎。王先生曾在1984年给《修辞学习》杂志写了“修辞是语言美的艺术”的题词（见该刊1984年第1期），并在此前提出“修辞学属于艺术的部门，语法学属于科学的部门”的见解。因为艺术具有情感性、技巧性、不可重复性等特征，而绝大多数修辞行为，除了属于消极修辞的撰写公文等，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前述特征，对于恩师将修辞视为“艺术”，张先生基本是赞同的，故而将主要考察积极修辞的文章汇编成集，他以“修辞艺术探新”来命名。张先生从不反对从美学角度开展修辞研究，但因为人类各种自觉行为都伴随着“美”的追求，“美”是人类一切自觉行为的内在属性而非修辞的区别性特征，对于思师将“美”作为修辞的特色或标志，张先生则始终持保留态度。因为恩师前述提法中所谓“部门”是指学科，而一切学科都是按照从个别到一般、从现象到本质的路线来开展研究的，都属于“科学的部门”，又因为修辞学研究也是按照从个别到一般、从现象到本质的路线推进自身，毫无疑问同样属于“科学的部门”，对于恩师将修辞学说成是“艺术的部门”，张先生也没有随声附和，且明确表示，“修辞学本质上是人文科学即社会科学”(2004)。因为太“认理”，张先生曾经两次与人在刊物上公开辩论。一次是与赖先刚先生，那是别人先质疑他的观点而后他反驳；一次是与谭永祥先生，那是他先质疑别人的观点而后别人反驳而后他再次质疑别人再反驳。两次辩论，张先生‘‘虽不肯枉自己意见”，但坚持以诚待人、以实示人、以理服人，表现出良好的学者风范。
　　
　　其三，提携后学，诲人不倦。张先生是位愿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好师长，自从他主动通过读书札记形式给予我以学问上的指导，每逢撰写难度较大的学术论文，我都将初稿呈送于他请他把关，而他每次都仔细审阅，并将意见认真写下来，及时寄给我。我统计了一下，自从认识张先生，他在书面上给我的较大指导共有四次。第一次是2001年．读了我第一部著作《内容与形式关系的修辞学思考》之后，他写下22条札记，约15000言；第二次是2006年，读了我《重振学科的根本举措在于改善学术研究》论文初稿之后，他写了33处眉批，以及一段以附页形式阐述的总结性意见，共计4683字；第三次是2008年，读了我《关于修辞理论的深度思考》论文初稿，他留下了9处眉批，共计838字；第四次是2010年，读了我《追思黎翁贡献试论语音衔接》论文初稿，写下了9条意见，l条“又及”，共计2609字。张先生在札记、眉批和意见中，有时会写下热情洋溢的鼓励文字。不过张先生是个实在人，总是想到什么说什么，该说什么说什么。例如他为拙著《思考》写下的札记，就是除了鼓励还有补充、建议以及质疑。其中鼓励12处，补充3处，建议4处，质疑8处。张先生审稿时写下的文字具有很高的学术含量，例如，他在我质疑泛修辞论的话语旁写下了这样文字：
　　
　　多中心势必导致无中心，大范围可以导到无范围，一种科学或学科与其他科学、学科区分，在于其有别于其他科学、学科的最本质的属性，研究者的智慧在于排除非本质的、甚至是无关的特征而显示其主要的本质特征。在我质疑无限拔高‘修辞立其诚”做法的段落旁发表了下列议论：
　　
　　如果我们把“立诚”视为修辞原则之一，并对“立诚”做出具体分析，不做简单化理解，或许可以得到认可。但视为“决定性原则”，则我不敢苟同了。古人说“不诚无物”，把“诚”夸大到极点，是唯心论观点，当然不可取。如果认为“不诚无修辞”，则虽非唯心论观点，但不可取。这些论析堪称人木三分、力透纸背。与张先生结识之初，一因为彼此不甚熟悉，张先生审阅稿件不免时有高抬贵手的情况。随着彼此相知日深，张先生则不再客套，到最后则一般都是质疑多肯定少。其实我请张先生审稿，就是想听批评。他指出稿件中的毛病，使你认识到不足，从而知道如何修改如何完善，这不是好事吗？我之所以认定张先生是个待人以诚、值得信赖的师长，是个提携后学、诲人不倦的前辈，就是因为他发现我稿件中的问题，总是直言不讳指出。
　　
　　我很早就打算写一篇评介张先生的文章，为自己，为学界。因为我总想把自己对于张先生的崇敬和感激形诸文字，总觉得如果修辞学界更多地了解张先生，见贤思齐，会风、学风、文风一定会大有长进。可是因为实在忙得不可开交，这心愿拖至今日才了却。张先生的著作文章我几乎都读过，但从未像这次因为要写评介而读得这样细这样深。再次细读深读的过程不仅是促使自己更为深入思考修辞学各种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帮助自己更为深入了解张先生学术思想和为人品格的过程，因而无论从何种角度讲这都是一次再学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收获甚丰，我要为此感谢张先生，我所敬重的张炼强先生。
　　
　　注释：
　　
　　[1]季羡林：《季羡林先生的发言》，载《朱德熙先生纪念文集》第30页，[北京]语文出版社1993年版。
　　
　　[2][3][5][6][7]张炼强：《修辞》第1、20、27、2l、22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4]张炼强：《修辞基本知识》第21页．[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8][9]张炼强：《汉语修辞现象的认知考察》，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IO]张炼强：《修辞艺术探新》第133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
　　
　　[Il]张炼强：《修辞论稿》．[北京]人民教育w版社2000年版。
　　
　　[12]张炼强：《修辞理据探索》，[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3]张炼强：《汉语修辞文化》，[北京]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
　　
　　[14][39]张炼强：《修辞现象的认知考察：从象似性和激活看名词活用为动词》，载《语言》（第2卷）第189—208、207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5]张炼强：《语言和言语活动的认知思维理据》，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16]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载《戴震集》第18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张炼强：《修辞论稿》第374-387、382、37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8]陈林森：《我在北京（九）之探望老教授》[EB/OL]．据http//www.hokee.net/newrirclemodule/artic,le_viewEntry.do?id=2355165&circleld=101762.
　　
　　[19]笔者曾就以上说法求证于张先生，张先生更正说自己写两三万字的稿件通常要做一万张卡片。
　　
　　[20]张炼强：《人称代词的变换》，载《中国语文》1982年第3期。
　　
　　[21]张炼强：《同语复用固定结构及其修辞分析》，载aE京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
　　
　　[22]张炼强：《羡余信息和修辞》，载《语文研究>1990年第2期。
　　
　　[23]张炼强：《试说以‘讨”或‘韵时候”煞尾的假设从句》，载《中国语文》1990年第3期。
　　
　　[26]宗廷虎：《第一部系统探讨逻辑理据的专著：读张炼强（修辞理据探索）》，载《修辞学习》1994年第5期。
　　
　　[27]张炼强：《表达的需要对汉语某些语法规则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载《语法研究和探索》（第三集）第313-32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28]张炼强：《崽多字少”说略》，载《营口师专学报》1988年第3期。
　　
　　[29]张炼强：《时空的表达和修辞》，载《修辞学习>1991年第4期。
　　
　　[30]张炼强：《假设从句后置的条件》，载《逻辑与语言学习》1992年第1-2期。
　　
　　[31]张炼强：《由某些语法结构提供修辞资源论析》，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32]王希杰：《关于“名词活用”的谈话》，载《语言》（第4卷）第330-333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3]谭景春：《名形词类转变的语义基础及相关问题》，载《中国语文》1998年第5期。
　　
　　[34]张炼强：《根于联想的修辞现象初探》，载《修辞学论文集》（第二集）第78-79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5]张炼强：《缺乏深度是当代修辞研究的主要症结：兼论修辞研究数量化、形式化问题》，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36]胡裕树：《为开拓修辞学新境界而努力》，载《修辞学习)1992年第6期。
　　
　　[37]高清海：《‘‘为人治学其道一也”：人生观漫谈》，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5期。
　　
　　[38]张敏：《怀念导师朱德熙先生》，载《朱德熙先生纪念文集》第306页．[北京]语文出版社1993年版。
　　
　　[3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43-4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40]张炼强：《王力先生的修辞理论及其运用》，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4期。
　　
　　[41]王力：《汉语语法纲要》第2页．[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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