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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王怀凌：诗和歌，任他翱翔的一片碧空
诗人王怀凌：诗和歌，任他翱翔的一片碧空作者/张勇
红柳和柠条在中国的大西北很常见，就像南方随处可见的青草和露珠一样。红柳、柠条编织的艺术世界和诗化的人生追求，形成了《风吹西海固》这部诗集独有的特色。被杨梓称为“通才、诗才、艺才、口才、干才、侠才”的王怀凌倏忽而来倏忽而去。浑身透着西海固的魅惑和神性带着我们走入了他的诗歌世界，也许这时的他“或许在路上，在会场，在茶楼，在书房，在田间地头……”与其说红柳和柠条，倒不如说那正是诗人自我的写照，虽然和他只有一面之缘，但却留下深刻的印象。
2008年的年度“十佳诗人奖”评委会对王怀凌的颁奖辞写道：“王怀凌以其对生活深刻的洞察力和敏锐的感悟力，对生命和大地的亲历性充分地表达着他的艺术理解，体现出一个当代诗人精神的复杂性和对事物判断的尺度，从而使他的诗一方面是纵深，另一方面是开阔的。他以‘丰富的痛苦’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鲜为人知的悲悯与真相，内省与批评。”从这里出发让我们走进诗人王怀凌，走近他丰富的情感世界，走近他深刻的生存体验，走近他鲜为人知的灵魂深处……
一、以“树”的名义对抗苦难
诗人王怀凌和诗人杨梓一样，也和诗人单永珍一样，得益于西部这片热土的滋养和青睐，从而得以孕育、生长，从而得以对生存的土地得以沉思默想，以及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底层人民的命运的悲悯和关爱构成了王怀凌诗歌的主色调，形成了诗歌的“形式化的内容”，从最本质的意义上完成文学的时代命题和重建。正如罗岗《“读什么”与“怎么读”》所分析的，虽然需要在“终极意义”上将“文学”放入“社会历史”语境之中，但“文学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之间却是繁复多样，灵活多样的多重决定的关系：一方面社会历史不单只在内容层面上进入文学文本，更重要的是它必须转化为文学文本的内在肌理，成为“形式化的内容”，另一方面，文学在文本层面上对巨大的社会历史内容的把握，同样不能是“反映论”式的，而是想象性地建构新的社会历史图景，把文本外的世界转化为文本内的有意味的形式。（《文艺争鸣》2009年8月）。“形式化的内容”，正是诗歌独特性的东西，诗歌的本质属性，也是诗人独有风格形成的重要艺术特征。
“风没有停止和云赛跑/人没有停止和灾难赛跑/向日葵情绪饱满的西海固/土豆储存在窖里的西海固/红辣椒挂在屋檐下的西海固/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西海固/宿命的西海固/神性的西海固·……”（《有关西海固的九个片断》）
深秋，请把高粱、玉米、土豆，收藏殆尽/把朴素的收成和指望抱在怀中/深秋，请把苹果、葡萄、枣子撵下树枝/让夕阳把柿子染红，黑夜中迷失的人需要灯笼/深秋，请把玫瑰、水仙、狗尾巴花一网打尽/把菊花献给迟暮的美人/深秋，请把鹰隼、子规、大雁送回故乡/让一只卑微的蚂蚱再蹦■几下/深秋，请拉草的马车给婚姻让道/我收获了庄稼，还需要收获春天播下的爱情(《深秋之诗》)
以上这些诗歌，正像杨梓在《风吹西海固》的序言中所说：“写诗过程的境界有三个层面：一是诗人在写诗之时有神来之笔；二是诗人在写诗，也被诗所写；三是并非诗人在写，而是诗本身在写。尤其是在第三个层面所写的诗，会有神性的光芒不断的闪耀。”这些诗歌，特别是第二、第三类诗歌把“形式化的内容”和“有意味的形式”结合在一起，造成诗歌缤纷的世界，诗歌的抒情本质得以完美的体现。
从《大地清唱》到《风吹西海固》，从少年走向青年走向中年，诗艺的追求贯穿在不懈的磨砺和温情的述说中得以完成升华。从诗集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些诗大部分是反映西海固人民生存和诗人对家乡的深刻的体验的篇章，没有华美的修饰，没有无病呻吟的做作，体现了“诗歌合为事而作”和杜诗沉郁的风格，当然，边塞诗歌的浸染无处不激荡在对边地的深情讴歌中：
一匹马的嘶鸣让大地更加辽阔/一只鹰的飞翔让天空更加高远/一阵风吹过/隐藏在槽中的白云急切地咩咩/揭开你的锅盖/我就给你下锅的肉//离神最近的就是那条神秘的暗河/离灶膛最近的是我热烈的爱情(《边地》)
因为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体悟和执着，形成了王怀凌诗歌的风貌和格调。西部的生活塑造了王怀凌，王怀凌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体认着西部的独特：无处不在的风，失之交臂的雨，空旷的土地结出碱性的痂，树的影子比日子还长，蹉跎的小路，干瘦的河流，暮年的村庄，挖洋芋女人，模糊的性别和面容，留守的部落，寂寞的柴门，秦长城是一截截黄土灌胀的肠子，一丛丛的刺蓬，枯河，野菊和辣椒等等。
固原狂风大作那是常事，风不再像南方诗人温情的眷顾，它吹翻了很多拱棚，击打着固原人期待收获的梦，考验着生命的坚韧和乐观，王怀凌后来在他的组诗《一棵中年的果树》中有这样的句子：“春天里踩倒的几棵青苗/秋天里奇迹般结出籽粒/季节原谅了我的过错”……西海固的苦瘠生长着高亢昂扬的生命姿态，以文字触摸现实的诗人，使这片精神高地更加夺目。王怀凌作为其中之一，怀着对生命的深刻体验：“我们把巢筑在比树更高的砖块上/琪儿是这只巢里孵出的一个梦想/在梦中，她再一次展翅飞翔/两只成年的笨鸟/严守盲目的生活逻辑/为生计而粗造的手在黑夜呢喃/一个诗人，用男低音歌唱/浅表的幸福和深刻的苦难”；对现实的高度关注：“这是一群被封山禁牧政策约束的羊/从它们凄凉而焦躁的叫声中/我能听出对草场的呼唤/和过往岁月的追忆/这些昼伏夜出的羊们/白天只能在充满膻腥味的圈舍里等待日落/生在西海固，做一只羊也是罪孽的/因为是偷牧/这些温顺的动物，与青草和野花共舞的主角/也有了贼的称谓”。内心情感始终与脚下的大地紧紧捆绑在一起。正因为如此才使他的诗歌具有了书斋诗人没有的刚健之气，古典的韵味和现代的情趣并存，质朴和温情同在，婉约和豪放同构，构成了他诗歌的多样性和意象的丰富性。相对于小说或戏剧，抒情诗必须在狭小的文字空间平衡日常生活与高远志向，这需要诗人作出不懈的努力。
二、以民间的立场作诗
西海固诗人群体在新的世纪找寻自己的诗坛位置。以杨梓、单永珍、王怀凌等在生活的激流和残酷的西部边缘找寻诗歌的发展坐标。他们执着于生活、生命、生存的意义探索，寻回日常生活的神性、人性，努力找回历史的记忆，实践话语和回忆之乡。追求个性和自由，在平庸的生活中发掘非平庸的诗意。
很有意思的是，文艺理论家王一川先生在探索中西文学理论的融合方面做出了很有深意的探索。他在中西文论的比较中，发现了美国人类学者德雷福雷德（1876—1958）提出以都市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大传统何以乡村为代表的民间传统即小传统及英国学者波兰尼（1871—1976）发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二元结构。王一川先生把这种理论结合起来，形成显性主传统和隐形亚传统，以及在两者之间的他称谓的若隐若现传统。这种传统和中国的“感兴”传统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独有的“感兴诗学”。
如果用这个理论看待王怀凌以及西海固诗人的创作倒是很有意味深长的意义。本土化创作的姿态，倒是宁夏文坛的实际情况：郭文斌的“节日小说”创作，带着浓浓的华夏民族的诗意想象和传统；南台的喜剧小说,流露出作家深深地民族乐观向上、敢于正视苦难的勇气和精神；石舒清的“地方人物志”小说，迎面直扑而来，乡俗画面的雕刻入木三分，震慑人的灵魂的深处。王怀凌同样也坚持本土化创作，决绝地将全球化的亦步亦趋拒之门外，以此确立自己民间情怀和地域文化特色，张扬他不羁的诗才，袒露他不屈的傲骨，彰显他人格的魅力。
在《有关西海固的九个片断》中写出了神性的宿命的红辣椒似的饱满的生命形态，在《撂荒的土地》里作者不无悲伤地告诉我们：“从1999年秋天到2000年夏季漫长的秋冬春夏/像四个矫健的运动健儿/高举着干旱的接力棒/在西部大地上疾驰/所到之处/耕牛下岗/土地荒芜……一滴水孕育了一棵苗，地就活了/一片土地滋养了我的良心/给我一场雨/土地就可以救活整个春天”。在王怀凌的诗歌中《二道河》、《固原》、《李家庄》、《顾家川》、《苗儿沟》、《瓦亭》、《村庄的荒凉》在这些诗歌中，我们分明看到诗人的灵魂和村庄、村魂同在，和苦难、幸福共存，和不屈的精神顽强地扭结在一起。我们也从诗意的阐发中，看到若隐传统的强大生命力创造了。
三、以不竭的艺术探索深挖灵魂的奥秘
在《冬天，我所向往的幸福生活》：“夜深人静，我青灯黄卷的读着/鲁迅？王蒙？卡夫卡/听远处的狗叫和远处风声……偶尔下一场雪洁白的世界里，我是一个早起的人/第一个走出村子/我留在雪地上的脚印是从哪三间屋子开始的/我不希望他能走多远/我只希望雪下得更大一些。”在这里日常生活都变成诗意的期待，变成最虔诚的祝福，希望雪水、雨水同时能滋养干旱的西北大地。
……诗人探索诗歌形式的美，继承了五四以降得新诗的自由化形式，流畅质朴，耐人寻味。也有比较讲究格律的诗歌存在，但并不突出，像《深秋之诗》很像闻一多先生提倡的诗的“音乐美”、“建筑美”和“绘画美”。体现了典型的诗歌艺术的三美原则，讲究诗歌的“节制和均齐”。
当然王怀凌诗歌的缺失是很明显的，本土化立场的写作，使他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对外来文化的决绝态度又使他难以真正地走出去。民间诗意的攫取，造成了他的刚健质朴沉郁深邃同时又使他纠结于狭小的地域空间中，很难在艺术的广阔道路上有更大的突破，我们期待他未来的日子中能奉献出更有风味更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美诗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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