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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的文体及其它
《世说新语》的文体及其它作者/杨瑰瑰 高华平
摘要：《世说新语》的文体是小说还是非小说、是历史著作还是文学著作，这一问题引起了诸多讨论。本文在分析这些观点以及产生这些观点背景的基础上，认为《世说新语》完全符合中国古代的小说概念，只是由于中国现代学者受西方文学观念影响之后以为小说应为虚构，所以产生了种种疑问与论争。小说观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发展演变的。我们应该用发展的、动态的眼光看待小说观念乃至文学观念，也应该科学地、理性地对待西方文化。
关键词：《世说新语》；文体；小说观念
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1）11－０076－０5
一
《世说新语》这部作品是小说还是非小说？这一问题引起了许多学者的争论。中国历代史志都在子部小说家著录《世说新语》一书，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均如此。而其它类书如《崇文总目》、《通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百川书志》、《四库全书总目》、《千倾堂书目》等，亦在小说家中著录。唐代著名历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杂说篇》中认为《世说》是“短部小书”。明代胡应麟著《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把中国古代小说划分为六类：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并将《世说》列入“杂录”类。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世说新语》视为志人小说，并以“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来赞誉此书的文学成就。刘兆云、宁稼雨、吴功正、刘强、陈金泉等学者均认为《世说新语》是小说。自清以降，又有许多学者认为《世说新语》并非小说，而是史学著作。清代孙星衍在《孙氏祠堂书目》中将《世说新语》列入“史学传记类”。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将《世说新语》列入“杂史·琐言”。钱穆认为《世说新语》是一部史书。张叔宁也认为《世说新语》是史学著作。
此后，关于《世说新语》文体，就一直争论不休，有认为是小说的，有认为是史料的，有认为是小说亦有史料价值的，也有认为《世说新语》介于文、史之间的。
尹雪华认为：“为什么《世说新语》的定性如此之难，列入小说，则其明显不具备小说的虚构性(当然也不完全符合现代小说观念的其它标准)，列入历史又明显与其浓郁的文学性不符。因而‘《世说新语》是小说’这一定论被打破以后，出现的五种观点都不能完全站得住脚，这是不是说明了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时所持的标准本身有问题，正如前面所说，我们是以现代小说的观念重新审视该书的，而现代小说观念无疑是西方的小说观念，这一观念究竟可不可以当成我们研究中国小说本身的唯一标准，恐怕值得深思。如果这一标准确实完全适合，按说定性一本书不会如此之难。这也正点醒了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体这一问题值得我们重视了，我们经过现代思维的武装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还应该回归中国文学传统本身，立足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本身，这样才可能实实在在地看清问题、解决问题。”①
周昌梅认为：“六朝小说有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两大类，但在《隋志》中，志怪小说见录于史部，志人小说见录于子部，这表明二者的文体不尽相同。以《搜神记》和《世说新语》为例，《搜神记》具有史书性质，却夹杂着不少虚构的成分；《世说新语》是小说文本，却又与历史纠缠在一起。处在史学与文学的边缘，是《搜神记》和《世说新语》共同的文体特征，但二者在结构篇幅、情节安排、语言风格等方面也有不同。”②
林宪亮在《〈世说新语〉文体研究综述》中综合古人与今人的看法，认为：“总体看来大致有五种观点：一，认为是小说；二，认为是史书；三，认为是史料；四，认为是小说又具有史料价值；五，认为介于文、史之间。”并在结论中说：“《世说》是一部古代经典名著，我们既要看到古人对它的看法，也要照顾到今人对它的认识，不能顾此失彼。从整体上看，目前学术界承认《世说》既是小说，同时又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的占多数，这正说明了《世说》是一部兼具文学性与史学性的著作。”③该作者又在《论刘义庆、刘孝标对〈世说新语〉认识之差异》中说：“刘义庆、刘孝标分别是《世说新语》的编撰者和作注者，刘义庆虽追求内容的真实性，但也不完全排斥道闻途说，所以《世说新语》被写成了一部介于子、史之间的小说；而刘孝标认为它是一部史书，所以他作注时是以史学的要求对其进行补阙、纠缪，这使《世说新语》具有了史书的特征。他们的这种态度的差异也造成了后世人们对《世说新语》文体的争议。”④
尹雪华认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体时，不应用现代西方文体观念去看待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而应回归中国文学传统。周昌梅认为六朝小说文体是处在史学与文学的边缘，认为《世说新语》是小说但与历史纠缠在一起。这一看法虽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但其目光并未摆脱现代学科的分野。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史哲并没有严格的分野，被鲁迅先生认为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毫无疑问是历史著作，但是它同时也是文学著作。为何到了认识《世说新语》时，就认为它是“处在史学与文学的边缘”呢？这恐怕是在用双重眼光看待我们的古代书籍。综合林宪亮的观点，他认为《世说新语》文体是兼具文学性与史学性的著作；由于编撰者与作注者的态度不同，是造成后世人们对《世说新语》文体认识争议的原因。前一观点比较符合现代人的认识，但未能从本质上说明问题；后一观点认为编撰者与作注者的不同态度是造成后世人们对《世说新语》认识争议的原因，有以偏概全之嫌。
二
《世说新语》的文体之所以能引起古今学者持续不断的讨论，恐怕有其深层原因。笔者不揣谫陋，拟对这一问题作详细考论，追根溯源，并以《世说新语》为例，探讨小说观念的形成过程。
“小说”最早见于先秦《庄子》：“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小说”两字偶一用之，并不是文体概念，这应是学术界的共识。王齐洲先生在《中国小说起源探迹》中认为小说起源于汉代方士，而《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中“小说家出于稗官说”实不可信。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说：“据《汉书·艺文志》上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稗官采集小说的有无，是另一问题；即使真有，也不过是小说书之起源，不是小说之起源。”可见，鲁迅先生对小说出于稗官持怀疑态度。桓谭《新论》云：“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则更贴近历史事实，《汉志》中著录的小说家作品可为明证。王齐洲先生分析“丛残小语”与“丛残小论”意思较为接近，是指那些无关宏旨又漫无中心的片言只语，它可以包括“街谈巷语”，但又不只限于“街谈巷语”，小说家的任务是“合”这些片言只语以成“短书”。“短书”一般认为指体制的简短，并认为它还包含内容的故事性与传奇色彩。“小说”在汉代是指篇幅短小、方士所作、内容有故事性与传奇色彩的文章。王瑶在《小说与方术》中说：“无论方士或道士都是出身民间而以方术知名的人，他们为了想得到帝王贵族们的信心，为了干禄，自然就会不择手段地夸大自己方术的效应和价值。这些人是有较高知识的，因此志向也就相对提高了；于是利用了那些知识，借着时间空间的隔膜和一些固有的传说，援引荒漠之世，称道绝域之外，以吉凶来感召人；而且把这些依托古人的名字写下来，算是获得奇书秘籍，这便是所谓小说家言。”⑤
由于小说起源于方术，一方面，它是秘不示人的；另一方面，它是要让帝王贵族们相信的，所以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古人的真实观与我们今天的真实观有所不同），并且具有传奇色彩。近现代学者探讨古小说时，认为古小说近史而悠缪、近子而浅薄，大约与其起源密不可分。
《世说新语》在历代史志中都著录在子部小说家，这一点毫无疑义地表明在古人那里《世说新语》属子部小说家的归类，并无分歧。古人按经、史、子、集来类别图书，其标准并不是按现代文体去划分，而主要是以文章的功用来区分。
顾荩臣在《经史子集概要》中言“经书”：“周礼天官太宰说：‘以经邦国’。注曰：‘经，法也；王谓之礼经，常所秉以治天下也’。经既可以作‘法’解，则凡古代圣哲言行政教之载在典籍，其能垂训戒而作‘法则’的，我们都得尊称它为经。王逸注离骚，他又说：‘经，径也；如路径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如是，则经之为义，经之为书，简直可以算它是：‘示人以修身，处世，治国，施政的大道，常用之而无所不通了’。我现在再根据上面的话，总括起来，为经字下个‘界说’道：凡古代圣哲的言行政教，其载在典籍，可以垂训戒而作法则，示人以修身，处事，治国，施政的大道，能常用之而无所不通的，才得称它为‘经’。”⑥其云“史”曰：“知所谓‘史’者，乃古代为帝王‘掌书’，‘记事’之人。但‘史’之为职，他手中所书记的事情，应当处处以‘中正公平’为本，故其字从又，持中。”⑦而言及“子书”时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卓然成为一家之言’，而后可以称它为‘子书’，这是无可勉强的了。”⑧又谓“子书”：“李唐以下，更分天下图书为经史子集四类，于是子书的范围，包含益见广大。可惜后来的学者，都以为诸子的学术，大抵是：反经术，非圣人，明鬼神，信物怪，小辩破义，大道不通，致远恐泥，……便皆当它不足留意。甚至目老庄和杨墨等学说为异端，为邪说，束其书而不观，因此‘诸子’之学遂成绝响！又谁知一切‘子学’的中间，实含有‘政治学’，‘名学’，‘法学’以及‘伦理学’等意义，而为我国哲学思想的渊源，是学者所不可不研究的。”⑨其言“集部书”曰：“今按汉书艺文志，有谓：‘刘歆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云云。颜师古注曰：‘辑与集同，谓诸书之总要也。’是‘集部’的名目，汉时已肇其端了。要之，三代而下，凡有文人学士，其著述成书，而不能列入于‘经家’‘史家’‘子家’的，都得称它为‘集’。‘集’中所包括的，词赋文章，一切皆有；且多著声于艺林，卓然可为后人所取则的。”⑩
经是用来修身、处世、治国、施政的大道，史是帝王记事之书，子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一家之言，集是诸书的汇总，多为词赋文章。在这里，并未曾从文体特点这一角度来分析、区别各种文章，而主要是从文章的功用的角度予以考察。
由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价值观念的影响，古代士大夫阶层大都以建功立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标。这里所谓的“立言”也并不是抒写个人性情的“文学性”文章，而主要是“立”那些经邦治国、有补于世之“言”。士大夫阶层很少将创作“文学性”的文章作为自己人生目标的。创作“文学性”文章多半是士人郁郁不得志、“物不平则鸣”的产物。孔子自己“述而不作”，并说“文章小道，君子不为”，这种观念更是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古代学术并无严格分野，文史哲是西方人的观念，在中国古人那里，一部书的功用才是它所处位置的主要原因。建立了现代学科分野之后，《论语》、《老子》、《庄子》在文学史中是必不可少的，而在哲学史中却也不可或缺；《史记》、《汉书》在文学史中是煌煌巨著，在历史学家那里更是重中之重。这种现象也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对待我们的古代文化才是合适的？是用现代西方学术的手术刀将我们的传统文化瑰宝分解得支离破碎，还是重新回归中华民族原有的思维方式、延续并发展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是在西方科学逻辑思维面前全面失语，还是重铸我们的民族信心，建立有传统、有中国特色的中土文化？
三
我们再看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念。
东汉班固撰《汉书·艺文志》云：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这里先交待了小说的来源，然后引用孔子“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亦君子弗为也”，说明其价值是虽为小道但必有可观的，但是“致远恐泥”，所以君子是不屑去做的。“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但也不会灭亡，或许有“一言可采”，这也是“刍荛狂夫”的言说。“小说家出于稗官说”，按当代学者们的考察，认为并不准确，前文已经论说，此处不必重复。这里所说的是“小说”的来源以及它的作用与地位，从“君子弗为”可以看出它的地位并不高。
唐代贞观年间长孙无忌等修《隋书》，魏征撰《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将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小说属于子部。修于初唐的《隋志》是唐代小说观念的体现。《隋志》子部“小说”小序云：
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颂，《诗》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而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衣物”，是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
《隋志》虽承接《汉志》而来，但有所不同。其言小说是“街谈巷语之说”，既是街谈巷语之言，那么应该不会太长；“小说”的“小”字，也就是指体制的短小，与圣人高文巨册相对而言，也含平民百姓所言轻微之意。“《传》载舆人之颂，《诗》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这里是从《传》与《诗》的来源来说明“小说”与《传》、《诗》一样，都是为圣人教化服务的。“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这就将采诗的时间、行为与目的交待清楚了；“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这句话进一步将采诗观风的功能具体化了。“而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衣物’，是也”，这是引用训方氏之言来说明采诗观风之意义。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引用圣人之语，说明小说的重要性与要注意的事情。《隋志》短短数语，交待了“小说”的起源、特点、目的、功用、重要性以及要注意的事项。可见，采集“小说”的功用就是为王者政事服务的。
《旧唐书》卷四十六云：“……八曰农家以纪播植种艺，九曰小说家以纪刍辞舆诵，十曰兵法以纪权谋制度……”此处小说家承《汉志》之说。《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八云：“……究竟其源流，访求其居处，阛阓之行贾，戎貊之遗老，莫不听其言而掇其要，闾阎之琐语，风谣之小说，亦收其是，而芟其伪。然殷周以降，封略益明，承历数者八家，浑区宇者五姓，声教所及，惟唐为大。”此处“风谣之小说”是民间的流语传言,应该是篇幅较短小，内容也不完全可信。
《新唐书纠谬·原序》：“岂非终无审覆之故欤，何谓多采小说，而不精择？盖唐人小说，类多虚诞，而修书之初，但期博取，故其所载，或全篇乖牾，岂非多采小说，而不精择之故欤？何谓务因旧文，而不推考？夫唐之史臣书事任情者多矣（如代宗母吴皇后传之类）。”此处“小说”不仅是街谈巷议之言，而且突出了“唐人小说，类多虚诞”的这一特征，并云“唐之史臣书事任情者多矣”。如果说唐前的小说还是真实可信的，但是在唐代，小说就不再有真实性可言了，唐代的史臣也“任情者多矣”，史书也不完全真实了。《新唐书纠谬》卷一：“由是言之，则吴后传中所言虚谬可见，盖出于传闻小说，增饰之言，不足取信于后世也。”这里进一步强调了小说的不可信。《旧五代史》卷一百十六：“小说家多传会之词，恐不足信。”《新五代史》卷三十八：“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职，废于丧乱，传记小说，多失其传，故其事迹终始不完，而杂以讹缪。”综上所言，可以看出在正史的记载中，子部小说家的特点有：体制较小；内容为街谈巷议之语，有故事性和传奇色彩；功用为观风俗以知得失；唐以后小说杂以讹缪，不足为信，唐以前的小说是可信的。
一直在子部小说家中著录的《世说新语》，完全具备上述特点，所以在古人那里，《世说新语》隶属子部小说家，并无疑义。宋代欧阳修作《新唐志》时，他的小说观念就发生了变化。欧阳修在修《新唐志》时，把《旧唐志》中的史部杂传类移录入子部小说家，并以真实与否来区别小说与史传作品。到了清代，孙星衍亦认为小说不可信，而《世说新语》又是真实可信的，所以将之列入“史学传记类”。梁启超是具有近现代学术底蕴的学者，因之将《世说新语》列入“杂史·琐言”，并不奇怪。鲁迅先生治《中国小说史略》时，从《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开始，以时代为序进行介绍与论说，鲁迅是尊重历史的，故以《世说新语》为志人小说，亦无疑义。只是到了近现代，西方文学观念引入中国之后，中国学者接受了西方的文学观念，才产生了种种疑问。
在权威的西方小说理论那里，法国文学批评家谢沃利给小说下的定义就是：“小说是用散文写成的某种长度的虚构故事。”
刘安海、孙文宪主编的《文艺理论》说：
过去西方有人曾经将小说定义为“用散文形式写成且具有一定长度的虚构作品”，也有人将它定义为“用散文写作的喜剧史诗”。巴尔扎克把小说称为“庄严的谎言”，韦勒克、沃伦说，“想象性的文学就是‘小说’，也就是谎言”，“一部小说表现的现实，即它的对现实的幻觉”，“伟大的小说家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俄国流亡作家纳波科夫在强调了“没有一件艺术品不是独创一个新天地”的基础上，着重指出：“事实上好小说都是好神话。”说到底，小说是一种叙事虚构作品。它是小说家的一种艺术创造，这种艺术创造一方面需要借用现实和历史中的某些生活材料和材料中的某些因子，另一方面要在自己的社会理想的支配下，对这些材料和材料中的某些因子进行艺术的拆解、加工、组合、充实、虚拟、假设、延伸和发展，进而运用艺术的想象力和结构力，并按照生活的逻辑和艺术的逻辑创造出一种新的生活、一种新的世界。这种新的生活、新的世界既同现实和历史有一定的联系，又不同于现实和历史的世界，是对于现实和历史的一种超越。
在现代文学理论中，小说是用散文写成的具有某种长度的虚构故事，是一种虚构的作品，是作家有意识的创造，是对现实或历史中材料进行加工而产生的一种符合生活逻辑和艺术逻辑的新生活、新世界，这种新生活、新世界与现实生活是有所不同的，它是对现实与历史的一种超越与创新。当代作家王安忆认为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作家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她认为好小说就是好神话。只不过，筑造心灵世界或者神话世界的材料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小说的价值不在其真实与否，而在于是否开拓了人类的视界。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这个观点与小说的虚构性不谋而合。
从现代文学理论来看，小说是文学体裁四分法中的一大样式。它是通过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的一种文学体裁。这里的小说概念与中国传统的小说概念完全不同，与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的志人小说、志怪小说也完全不同。中国传统的小说概念主要在其篇幅短小、内容在宋以前与史传内容相同，而在欧阳修《新唐志》之后，才将小说录入子部小说家，才开始有类似近现代的小说观念——以真实与否来区分小说与非小说。
在西方观念中，虚构是小说必须具备的要素。而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小说是一个发展的文章体裁，而非一种文学样式，至于虚构与否是唐以后人们的观念。在这里，受了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学者们发现，用西方小说理论来看待《世说新语》，它似小说又非小说，似史书又非史书，是在史学与文学的边缘的一个“怪胎”。在这些争论的背后，大家忽略了两个问题：一是用现代西方理论来分析和解剖中国古代作品是否合适？二是如果不合适，怎样的研究才是合适的？这两个问题，值得大家深思。
注释：
①尹雪华：《也谈〈世说新语〉的文体》，《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②周昌梅：《在史学与文学的边缘：对六朝小说文体的考察——以〈搜神记〉、〈世说新语〉为例》，《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9期。
③林宪亮：《〈世说新语〉文体研究综述》，《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④林宪亮：《论刘义庆、刘孝标对〈世说新语〉认识之差异》，《船山学刊》2009年第2期。
⑤王瑶：《小说与方术》，《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
⑥⑦⑧⑨⑩顾荩臣：《经史子集概要》，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2、1、5、6、2页。
《旧唐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37、457页。
吴缜：《新唐书纠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2页。
刘安海、孙文宪主编《文艺理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148页。
作者简介：杨瑰瑰，女，1979年生，湖北黄冈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湖北武汉，430079；高华平，男，1962年生，湖北监利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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