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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余华小说的叙事角度
论余华小说的叙事角度刘琰
叙事角度就是叙事者观察和描写世界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叙事角度的选取既能体现出一个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又可以决定作品的艺术结构和读者的接受方式。
叙事角度通常有三个分类。一是全知叙事，在这种叙事方式下，叙述者无所不在，他有权力知道并说出书中任何一个人物都不可能知道的秘密，第二是限制叙事，叙述者知道的和人物一样多，人物所不知道的事，叙述者也无权述说。叙述者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几个人，可以采用第一人称，也可采用第二人称。第三种是纯客观叙事，叙述者只描写人物所看到和听到的，不作主观评价，也不分析人物心理，”
余华作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从那种全知全能的叙事角度模式化中走出来，更多倾向于纯客观化的叙事，他所确立的人物视角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在《偶然事件》中，故事情节是由叙事者的叙述、陈河和江飘的来信对话共同实现的，这三个人站在同一个层面上共同组成了叙事者，使故事在这三个叙事述说点中发展。这种视角的运用打破了叙事者单一化的常规，使文本的表达更加活泛。
多重叙事主体的共存并不代表平均分担文本讲述的任务，而是往往有主次之分。在讲叙事时间时提到过，《活着》中包含两个叙事层次和主体，一个是“我”，一个是福贵。按照人物的出场顺序，“我”作为叙事的第一层次是整个故事的叙事者，因为“我”的原因才出现了福贵这第二个叙事主体并作为叙事的第二层次存在。在这一层次中，福贵作为叙事主人公也以第一人称的身份讲述故事，这就是所谓的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叙事者和主人公身份的合一，让叙述者和读者的距离进一步拉近，叙述者的内心想法和感情表达更加能让读者产生共鸣。本来在叙述正在进行时突然被打断是一件非常忌讳的事情， (范文网 www.fwsir.com) 但余华的这种第一层次的叙述者的不断插入却没有这样的影响，第一叙事者的“我”和福贵讲述的“我”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让读者很容易就进入“我”的世界中，去体味“活着”的深刻意味。
《许三观卖血记》采用的是上面提到的第三种叙事角度，即纯客观叙事角度。小说通过第三人称的叙述手法，对描写对象的周围环境、语言和行动作如实的描述，不掺杂自己的任何感情色彩。《许三观卖血记》更是以70%的对话统治了整个文本，客观的叙述就更加被动，真正地让故事的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支配自己的行动。
以上关于叙事角度主要是从小说叙事者和文本中人物的关系来看的，叙事角度的分类标准其实是多样化的，写作的切入点也是叙事角度分类的一个重点。如果从单一角度来说，我们把余华的小说进行整体的阅读和比较后会发现，医生角度和青少年角度是余华小说的一个写作侧重点，下面我们将分别予以分析。
通过对卡夫卡等一些西方作家的研究和借鉴后，余华开始寻找文学的另一条出路，那就是打破常规，颠覆那些即成的条条框框，使表达进入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正如莫言说的：“一九八七年，有一位古怪而残酷的青年小说家以他的几部血腥的作品，震动了文坛。”紧接着《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死亡叙述》《往事与刑罚》陆续发表震惊文坛，余华的小说叙事中暴力、血腥和死亡开始不断涌现，余华说过：“总是无法回避现实世界给予我的混乱”，“暴力因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
这些作品和他之前发表的作品风格迥异，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能有如此巨大的转型呢？翻开余华的随笔集《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我们可以探得其中的奥秘，那就是余华在医院度过的童年和多年牙医的经历。
关于童年，余华在很多文本中都有提及。“我童年的岁月在医院里。我的父亲是一位外科医生，母亲是内科医生。”可见余华出生于医生世家。“这也是我童年经常见到血的时候，我父亲每次从手术室出来时，身上都是血迹斑斑，即使是口罩和手术帽也都难以幸免。而且手术室的护十几乎每天都会从里面提出一桶血肉模糊的东两，将它们倒进不远处的厕所里”，“于是有一次我走进了对面的太平间，我第一次发现太平间里极其凉爽，我在那张干净的水泥床上躺了下来”-’」。还比如，“我在念小学时，我的一些同学都说医院里的气味难闻，我和他们不一样，我喜欢闻酒精和弗尔马林的气味”，“我对从手术室里提出来的一桶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已经习以为常了”，“我读小学四年级时，我们干脆搬到医院里住了，我家对面就是太平间，差不多隔几个晚上我就会听到凄惨的哭声”。我们不难看出，余华从小就对鲜血和死亡已是见怪不怪，他眼中的医院是美好的，死亡也同样是美好的，这不能不对他的创作产生影响。
除了童年的医院经历外，余华还有五年的牙医生活，这则对他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塑造作用。莫言曾调侃过：“毫无疑问，这是个令人不愉快的家伙，是个残酷的天才，也许是牙医的生涯培养和发展了他的这种天性”，“这是一个彻底的牙医，改行后，变成一个彻底的小说家。”从事过医学或者与医学接触过的作家，这些经历都对自己的创作产生过影响，作为童年经历和自己亲身从事过这项行业的余华就很难不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出医生的视角，而且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余华面对那些暴力和死亡是如此的冷静和客观。在余华的前期作品中，都有一个非常冷静和沉稳的叙述者，这个叙述者具有超强的操控能力，而且无处不在又目光冰冷。
《现实一种》是余华前期的代表作，小说讲述了哥哥山岗四岁的儿子皮皮以戏弄自己的堂弟——尚在襁褓中的弟弟也就是山峰的儿子为乐，并在无意间将堂弟摔死，以此引发了这个家庭一系列的血腥杀戮的故事。在叙述这些残忍的杀戮场面时，余华采取的是冷调叙事，叙述者就像一个麻木的看客，冷冰冰地看着一个个杀戮场面在不停上演，对于这些暴力和血腥，文中并没有流露出丝毫的紧张和惊奇，只有一双冰冷的眼睛。客观的注视是真实的来源，眼睛的作用就不言而喻，“在各种感觉和全部知识来源中，眼睛最能做到大智若愚，能够灵活的恢复到其久远的无知状态。耳朵自有其偏好，手自有其痕迹和褶皱，眼睛与光有天然联系，因此只承受现在。真正使人能够恢复与童年的联系、重新接触到真理生生不息状态的，则是这种明澈、疏远、开放的淳朴目光”。
再来说说余华小说中青少年视角的运用。青少年视角指的是小说的故事是由青少年眼中的世界或者以青少年的口吻来观察叙述世界，小说的表达方式、内容及潜意识都受青少年视角的限制，而故事本身呈现出的是独特的青少年思维过程。《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夏季台风》《难逃劫数》《黄昏里的男孩》《现实一种》《一九八六年》《在细雨中呼喊》等都是包含青少年视角的作品。
单独提出青少年视角，为的是和常规的成人视角叙述相区别。成人眼中的世界失去了童真和纯净，看世界的时候难免会戴上有色眼镜。而青少年的出现很好地弥补这个缺陷，而这种视角表达出的思想肯定会和成人的观念发生冲突，这就造成了青少年和成人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中用另一种眼光去解读成人世界。
《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刚满十八岁的“我”独自外出闯荡生活。但是一切在“我”这个十八岁少年的眼中既是新鲜和令人期待的，同时也充满着陌生和不可预期性。走在马路上，经过几次努力才拦下一辆车，但车子在途中抛锚。一会儿许多人都过来抢苹果，“我”试图阻止，但是被他们无情地殴打，司机对这些竟然毫无反应，最后竟然和他们一道抢走了“我”的背包。这就是“我”十八岁第一次出门后见到的无情世界，作者通过青少年的眼睛以陌生化的手法表现出来，独具匠心。
《在细雨中呼喊》是余华最典型的能体现青少年视角的作品。小说通过“我”也就是孙光林的童年和少年的回忆，展开了一幅童年和乡村记忆的图卷。首先通过青少年视角，我们看到了小说中成人并不明显的性格。“我”的祖父孙有元在年轻时是智勇双全，但到了晚年在儿子孙广才的虐待下却变得阴险怕事起来。而这些都是通过“我”的口吻说出来的。“祖父的胆小怕事在我记忆里格外清晰”，“我又觉得孙有元不是一个懦弱的人”，“我说过孙有元不是一个懦弱的人”。这些话很明显地表现出祖父的前后对比。
青少年视角因为其对世界理解并不深刻，认知水平尚停留在不太明晰的状态下，这虽然能更好地呈现出成人世界的原生态，但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青少年在看待事物时，难免会受到来自外界的干扰而不可抗拒。地位的渺小决定了他们并不能抵御强加的外力，这就形成了青少年视角与成人视角的冲突。
那么余华为什么偏爱青少年视角，这有什么样的艺术价值和特征呢。首先，青少年视角作为一种外在的叙事视角，对于呈现与之二元对立的成人世界是一个绝佳的途径和表达方式。其次，便于作家从童年和少年的精神世界里挖掘纯粹化的艺术，青少年世界是干净和无忧无虑的，这也体现了作家对于精神乌托邦的向往和追求，使人类的精神家园重新归于原初的美好。
［参考文献］
［1］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莫言，清醒的说梦者［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
［3］余华，医院里的童年［A］．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4］余华．最初的岁月［A］．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5］余华．说话［M］．北京：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
［6］余华，现实一种［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刘琰（1977-），女，河南郑州人，硕士，河南教育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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