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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性维度：读胡学文的《挂呀么挂红灯》
神性维度：读胡学文的《挂呀么挂红灯》作者/冯建章
一个像一顶破旧草帽的院子，一间低矮的房子，房檐下“吊着一个丑陋、粗糙而突兀、顽强，呈现着飞翔的姿势的红灯笼”，（《小》58）一个正面站在灯笼下面的村姑——这村姑的俊模样我们不得而知。
这是摄影家协会主席魏宁的摄影作品《挂红灯》。
一、一篇获奖的摄影作品
“这作品获奖了。”这是小说《挂呀么挂红灯》的作者胡学文通过女主人公叶子告诉我们的一个文本事实。至于说作品获什么奖，我们一般不太在意。但为什么作品获奖？读后掩面，总会油然而生一个巨大的问号，这问号把我们的胃口高高地“挂”起，像高挂起的“红灯”。
在这个公平匮乏的年代，一个摄影家协会主席的作品获得摄影大奖，我们不能不怀疑其背后有“权力运作”的阴影。但从文本的形象塑造来看，摄影作品作者魏主席、魏“贵人”的人品却是让人“一万个放心”，（魏贵人的朋友吴风雨对他的评价）也被文本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所证实。正所谓“文如其人”，从人品的角度看魏贵人的艺品，估摸摄影作品《挂红灯》也具有相当的含金量。从小说作者所给的文本暗示和现实中各种主流奖项的评奖标准看，摄影作品《挂红灯》获奖大概超越不了如此——“红灯”象征了小人物乃至一个民族对未来的希望，象征着黑暗中的光明——一类的思维范式。因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失望和希望共生、黑暗与光明共存的社会转型的时代；更因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在“现代”过程中需要灯塔，需要希望，需要力量。像这样大叙事的编码语言早已是主流报纸杂志、新闻媒体的“鸭霸语言”。
从摄影作品《挂红灯》刊登在主流报刊（文本如此叙述）、从小说《挂呀么挂红灯》发表在有较大影响的小说刊物、从一个时代的期待视域和从“红灯”在传统文化中的意象内涵等多个角度来看，我们必然会把“红灯”解读为“希望和光明的象征”。
二、小说文本中“希望与光明”的寓意
在文本中，对于红灯“希望与光明”的内涵，作者在多处给读者“大白话”一样的解说。
作者多处叙说着主人公对未来的“希望”：主人公白乐曾对魏宁说，“过几年，我就能翻盖房啦”；（《小》58）当魏宁看了白乐的账本产生疑惑时，“白乐竟然笑了，已经还了一半了，我不愁”。（《小》67）特别是，从本文的开篇引用的小说文本对魏宁摄影作品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作者在文本中已经以教科书式的语言给予“红灯”一种充满“希望”的寓意。
作者也在多处通过不同手法揭示着红灯内涵的“光明”寓意：魏宁进入院子看到红灯笼，“他半张着嘴，眼睛却放着亮光，那光亮是冲着房檐下的红灯笼去的”，（《小》58）那“亮光”来自于“眼睛”，但光源却是“红灯笼”。文本还通过一系列的细节描写和心理流程来揭示“红灯”的“光明”内涵：“白乐拽下来，狠狠摔在地上，本来要踹几脚，脚落下来的一刹那，他心痛了，这是叶子亲手扎的，红火的日子全凭它照着呢。它没错。白乐捡起来，吹掉尘土，小心翼翼地挂在房下。”（《小》59）
就小说文本分析，除却摄影专业技术的由头，可以肯定“红灯”内蕴的“希望和光明”寓意，使摄影作品《挂红灯》获得了大奖。也正是因为“红灯”的这一内涵，使这篇小说融进了主流话语之中。但是从传统文化意象和时下文学境域的视角来看，用“红灯”表示“希望和光明”毫无新颖之处，反多庸俗之感。从优秀文学作品的标准来看，如果其内涵仅仅如此，或许既不会得到《北京文学》主编的厚爱，也不会得到《小说选刊》主编的推许——转载于2009年第七期的重要位置，也与作者作为一个优秀的“底层文学”作家的身份不符。
小说文本如果有“灵”，也会讥笑作如此理解之读者的浅薄。
三、小说文本中的“神性维度”
但不幸的或者是幸运的我们真是在小说中看到了“灵”。小说的成功正在于在文本中出现了一个当下小说创作中少见的“神性维度”，虽然这维度是隐约的、若有若无的。但这一维度是红灯所蕴“光明”的“光源”，是红灯所孕“希望”的“召唤结构”。正是这一维度，使小说文本具有了“终极关怀”的深度和“返魅时代”的“添魅”意义。
（一）人性的守护
人性的守护要探求文本的“神性维度”，先从作者胡学文文本中对“人性的守护”说起。
一如作者先前的创作，作者在文本中曾用了大量的笔墨让主人公守护“人之为人”的“人性”。
当魏宁读了《荒唐协议引起乡村群殴》一文后，问叶子村子是否有这种事的时候，“叶子摇头，我们村才没这些烂事呢”；（《小》62）白乐在经常有“讨账的”上门的家庭氛围中，为了呵护一个纯洁的“童心”，“白乐总要把女儿支开”；（《小》56）当吴风雨和魏宁去翻看叶子的卧室寻找“嫌疑物”时，他们看到的是“干净”，“只翻出一个白纸折叠的鸽子”，（《小》71）白鸽！那是叶子纯洁的“心灵”！
而在叶子照看魏宁的日子里，本着社会给我们的经验、教训乃至常识，我们读者会为他们的“两性关系”把心高高悬起。这与作者在文本中给了许多与不“健康”人性有关的描述性语言有关：对于二姨要账，白乐认为她有办法，不用急着还，因为，她“在他们村有过三个相好”（《小》54-55）；魏宁让吴风雨过来商量事情，他“进门就抱怨，我刚在网上钓了一个女人，你一个电话吓跑了……”（《小》68）
在阅读这些描述的时候，我们不清楚作者是不是在给我们某种“道德”和“神性”消解后“常规性”发展的暗示，而前文却又给了一种“落后性”与“传统型”发展的暗示。这两种暗示以一种张力的形式给读者以一种阅读的焦虑。但故事的结局似乎是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叶子清清白白回家与守诺地暗示归还了说好要“换”的钱。小说的结局，使读者整篇看过之后，犹如看了沈从文的《边城》，充满了一种人性之美。
（二）赋予“守护人性”力量的“神明”
白乐和叶子以他们的“良心”拥有的力量坚守着他们的“人之为人”的“本性”。
他们的“良心”自然在他们的心中。但谁能见证他们的良心呢？是谁赋予他们的“良心”以如此大的力量呢？他们生活的境域是一个“宗法性”的境域——从他账本上的债主看来，他的关系网是“宗法性”的，呈现在账本上的“名字没几个，多是称呼：大爷、二姨、干爹之类”，（《小》67）即便没有血缘，他也会建构一个虚拟的血缘关系，拜成“干爹”——那是千百年来，我们的先祖世代生活的境域。见证他们“良心”的自然是先祖敬奉的“神明”。
“老天”或“老天爷”就是叶子“祈盼”和“祈祷”的对象，也是我们祖先敬奉了千百年的神明；它也是那个说“哪天我不在这儿站着，肯定是躺下了”（《小》62）的“巫师”一样的老婆婆敬奉的神明。这神明，在孔孟老庄的典籍里以“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的形式存在了2000多年；这神明，三皇五帝见证过，三王五伯祈祷过，它在道教的“一气之三清”之外，它在佛教的十方佛祖之上；它是历代“真龙天子”敬奉的“昊天上帝”，它是底层百姓呼号过的“老天爷”；它是我文化终极“道”的化身，它是殷商的“上帝”统御着、主宰着诸天诸地。这神明保佑了我华夏民族几千年，是它赋予了我民族生存的智慧和“人之为人”的品格。无论我民族的生存环境如何恶劣，是它照明前方的路途，引领我民族前行，是它给我民族以“光明和希望”。
（三）神明是“心安”之所在
文本中与神明最近的“圣物”，要算“红灯”了。它所具有的本真（所谓的粗糙和丑陋）、光明、希望、照视、引领等的品质使它具有了神明的品格，它成为这神明的“喻表”。白乐和叶子的心灵时刻袒露在“红灯”之下，就是对神明的告白。他们把未来寄托于“红灯”，实际就是把美好的未来寄托于神明。唯有他们的行为为神明所认可、所喜悦，他们才能得“道”，拥有生存智慧，他们才能得以“心安”。神明是他们前生、今生乃至后世的皈依所在。
文本中多次表达了主人公对“心安”的追求、对神明的皈依。许多看来傻气的行为都与“心安”有关。而这“心安”，意即把心灵安置于神明之前。
“孝慈”“诚敬”“担当”“感恩”“负罪”等意识，都是几千年我们先祖获取“神明”保佑时所必具备的品格。文本中的人物心中，都有自己的“神明”。这“神明”时刻在审视着他们。“神明”安宁，他们才“心安”。而这神明就是我们的“老天爷”。
四、结语
当笔者突破理性的羁绊，从一个几乎没有“神圣信物”的文本中勾稽出一个大写的“神”来的时候，相信就是作者胡学文看了，都会大吃一惊，因为这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超出了他的思维惯性的。他创作“坚守”主题多年，却没有意识到“坚守”背后所隐匿着巨大的超人格力量，最少在他所有的创作文本中，“神明”是隐蔽不彰的。可以肯定地说，他多年来“坚守”主题的创作，都是无意识中我民族对“神明”皈依的潜意识的流露。能够突破理性的惯性，彰显一种几千年来蕴藏在一个民族内心深处、超人格力量的存在，这是胡学文作为一位年轻的作家未来创作发展的一个向度。小说《挂呀么挂红灯》只有从神性的维度解读，才能超越浅显的“希望和光明”的寓意，彰显出一篇优秀小说所应当有的深度。正是因为这篇小说有了神性维度，文本中的红灯才有了奇异的光芒，文本中的人物才有了坚守“人之为人”“本性”的力量，文本中主人公白乐放歌《挂红灯》时，嗓子才那么清脆嘹亮。
与同样具有神性维度的卡夫卡的《城堡》相比，《挂呀么挂红灯》具有东方文化特有的美善、希望和光明品质。这可从两个文本语言的对比、“贵人”与“老爷”的比较、白乐与土地测量员的性格勘对中把握住。
［参考文献］
［I］胡学文，挂呀么挂红灯［J］．北京文学，2009（06）．
［作者简介］
冯建章（1971-），男，河南安阳人，三亚学院讲师，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毕业，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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