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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押沙龙，押沙龙！》的多元叙述艺术
解读《押沙龙，押沙龙！》的多元叙述艺术作者/邓秋峰
威廉·福克纳是美国现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是举世公认的意识流小说艺术大师。美国文学批评家克林斯，布鲁克斯称赞他“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人。在美国文学中和他比肩的还没有第二个人。”发表于1936年的《押沙龙，押沙龙！》是福克纳最钟爱的一部作品，也被许多人认为是福克纳小说艺术的巅峰之作，甚至是20世纪西方最杰出的小说之一。就表现手法来说，《押沙龙，押沙龙！》是一部独一无二的实验小说，作品兼具现代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特征，作者在情节结构、叙述角度和语言等方面都做了许多大胆而成功的尝试，成为文学评论家们热议的焦点所在。本文从文本意义、叙述视角、层次结构三方面出发，探讨了该小说的多元叙述艺术。
一、多元的文本意义
《押沙龙，押沙龙！》讲述了美国南方一个家族四代人所经历的百年沧桑的故事，深刻地描绘了人与人、人与环境、情与理、爱与恨之间的冲突，涉及了诸多与整个人类境遇有关的问题。故事开始于小说焦点人物，杰佛逊镇的庄园主托玛斯，萨德本死去40多年后的19世纪30年代。昆丁·康普生在回哈佛大学前被老小姐洛莎约到那所已人去楼空的庄园。托玛斯，萨德本家族的历史被慢慢揭开。托玛斯·萨德本在少年时代曾因贫穷受过屈辱而立志发奋，以“新贵”身份出现在南部的杰弗逊镇，成为当地屈指可数的庄园主。他生有一对儿女。女儿朱迪丝同儿子亨利好友邦恩之间的婚事遭到萨德本的反对，亨利为此与邦恩离家出走。南北战争结束后，两人突然出现在杰弗逊镇，但亨利却枪杀了邦恩，从此杳无音讯。面对战后家境的颓败，萨德本仍希望有人继承其建立庄园“王朝”的梦想，但他却被一个曾经崇拜他的白人砍死。朱迪丝把邦恩的儿子接到庄园后因被孩子的病传染而死。至此，庄园“王朝”化为乌有。
这部小说与传统小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企图给它一个最终结论，或以某个终极意义来概括整个主题，几乎都是无法实现的。无论哪一种所谓的“最终结论”，都缺少坚实的基础。其实回顾整部作品可以发现，作者是在有意地或抹去、或拆解意义和思想上的确定性，一味地追究某个终极意义是不现实的。
一方面，这与小说的创作过程有关。福克纳在小说构思的开始时并不顺利。因为小说在布局结构上可谓纷繁复杂，特别是在空间结构的建立上，时间顺序被彻底打破，情节在横、纵方向上同时展开。相比于其他类似创作手法的作品，《押沙龙，押沙龙！》可谓是最复杂精湛的一部。福克纳为了更好地实现艺术效果和行文间的对照，必须多次修改情节。并且，关键问题是情节安排重点还有不同的可能性，可能是萨德本家族的传说，也可以是昆丁等人对其历史的讲述和重塑。福克纳的反复斟酌使得开始阶段的创作极为不平坦，如小说中一些不一致的地方就源于此。小说中最明显不一致的地方主要是与邦恩的身世有关，即邦恩是否是萨德本同前妻所生的儿子，并且其前妻是否具有黑人血统。昆丁曾暗示过，他同洛莎去萨德本的旧宅后，得知邦恩的身世。正是因为这个身世，才使得亨利决心杀死邦恩。但在小说对那晚的描写中，却并未提供确凿证据。因此，这很可能是昆丁推断出的结论。有研究者对照原稿后发现，作者原意可能是康普生先生确实知道邦恩的身世并告诉了儿子昆丁。邦恩的身世和其黑人血统在原稿中都有明确说明。但这些确定性的言辞却在修改时都被删除了，变成昆丁说邦恩身世是他告诉康普生先生的。此外，一些带暗示意味的言辞的保留，又使读者产生前后矛盾的感觉。福克纳的修改结果是，无论对于小说的读者还是对于昆丁等描述家族历史的人来说，都造成了许多难解之谜。这样叙述者被赋予了很大的想象和推测空间，其个人的文化、立场和情感便拥有了一个进入的契机，以尝试给这一家族历史某种确定的意义。小说的重心就从萨德本转向叙述者，从萨德本家族的故事转向这个故事的叙述，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写作转移。”
另一方面，书中各人物既然有了很大的空间可以从不同角度、怀着不同情感与立场去重现过去，也造成了小说意义上的多元，同时使作品成为一个开放性的文本。对这部作品的解读者来说，也获得了很大程度上的自由，文本意义的可能性更加宽泛。20世纪50年代末，福克纳在弗吉尼亚大学执教时，一位学生曾引用美国诗人华莱士，斯蒂文斯的《观看乌鹤的十三种角度》一诗中的比喻来观照《押沙龙，押沙龙！》，福克纳回答道：“任何个人都不能看到真理，每个人只能看到部分或者是真理的变形。虽然没有一个人看到全部，但真理存在于不同人观察的总体之中。对每一个叙述者来说，洛莎小姐、昆丁、昆丁的父亲等，都认为自己掌握的是真理。但要真正认识萨德本这个人物，需要更大的智慧、更多的宽容大度、更多的敏感和更深的思考。当读者看到了全部的十三个角度，当他形成自己的第十四个角度，那就是真理。”
二、叙述视角的多元化
如上所述，《押沙龙，押沙龙！》文本结构的特点，一方面，给叙述者更大的创作自由；另一方面，基于叙述者各方面的差别，除了不变的悲剧气氛，他们对萨德本及其家族历史的反映有着根本差别。正是因为他们将个人的精神境界、人生态度和关注重点都融入历史的再造过程中，实质上是借助与故事主角不同关系的纽带来观照自己。作品中有四个叙述人，即洛莎、康普生先生、昆丁和史厉夫。他们在出身、经历和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明显，且与萨德本人物的关系有很大不同。因此，在对故事的重现中产生了诸多分歧。
相对于洛莎和康普生来说，在时间和空间距离上是与萨德本较接近的。因此，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们提供的信息更直接和看法也更真实。但事实并非如此，洛莎和康普生在萨德本这个人物身上倾注的情感又是最多的，如洛莎对萨德本的爱与恨。萨德本向她求婚只是把她当做生孩子的工具，她通过讲述恶魔萨德本的故事宣泄自己的积怨和痛恨。而康普生则不同，他对萨德本既蔑视又敬佩。一方面，家族曾经的声誉带给康普生先生骄傲的资本，相比于贫苦人家出身的、没有任何背景的萨德本，他是有一定优越感的；另一方面，家族曾经的辉煌又给康普生先生带来沉重的负担，面对庸碌的现状，萨德本身上那种野性、勇敢的气魄又是他所欠缺和需要的。洛莎与康普生之间存在着看法的矛盾，刻意去消解对方信息的权威性，使得他们所提供的信息缺乏全面和客观的基础。因此，洛莎与康普生先生对萨德本的描述充满了个人情感色彩。他们的真实目的恐怕并不是探求历史的真相，而是借对这段历史的重塑来抒发和释放个人内心难以言说的情感。
对于昆丁和史厉夫来说，他们在时间和空间上与萨德本从未有过任何的交集，所掌握的材料也都是间接性的，很可能造成信息结果的失真。但换个角度来看，两人相对于洛莎与康普生先生来说，其情感因素的加入却不多，他们反而能够站在更高的位置，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去审视这个家族100多年的时过境迁。同时，这两人仍无法将自己的主观态度排除在理性之外，他们甚至是刻意地扮演起了故事中的人物，以自己的立场出发，使故事里的人物成了自己的替身。真实的历史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将这段历史的碎片以自己的逻辑拼贴起来的过程和心理体验。
如果排除微观的个体因素，从更广阔的社会视角出发，也可以认为，影响叙述人叙述的因素中，最核心的是叙述人与旧南方的关系。萨德本这个人物是旧南方的象征性符号。在他身上既有南方的勇敢、浪漫、传奇，也沾染了旧南方的罪恶、野蛮和对人性的摧残。叙述人对萨德本重塑的同时，也是在表达自己对旧南方的态度。叙述人与旧南方的关系、对旧南方的态度便成为左右叙事的关键因素；洛莎是南方繁荣与罪恶的亲历者，更是南方旧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她心中满怀愤恨，便将萨德本这个人物恶魔化以泄愤；康普生先生眼里的老南方充满浪漫与传奇色彩，只能通过这一故事来缅怀；昆丁是在南方出生并长大的，即怨恨南方，又摆脱不了自己作为旧南方一部分的现实，他的叙述便是爱与恨的矛盾统一体。史厉夫作为一个“他者”，虽然立场相对客观，但文化与地理的距离造成了他与南方的隔阂，他的阐释终究也不是现实的南方。
综上所述，文本意义的多元与多元叙述视角的写作风格采用，使得《押沙龙，押沙龙！》这部作品具有了结构层次上的多元特征，成为一部立体的具有现代主义特色的作品。《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中大卫王与儿子押沙龙之间的悲剧故事，是其书名和情节架构的原型来源。其中的父与子的矛盾、兄弟间的仇杀、兄妹之间的暖昧感情，在福克纳的小说中均依稀可见。在这一悲剧故事的基础上，福克纳构思了一个关于萨德本家族百年兴衰的历史。由于文本意义与叙述视角的多重化，使得小说拥有了第三层结构，那就是萨德本死后，四个人物分别以个人的视角，对这一家族历史的重构。于是，当作品中的人物本身也成了参与小说创作的一部分，进而使小说获得了第四层结构，即是对小说是如何创作出来的过程描述。每个人的重塑都是一部关于萨德本家族历史的完整图式。因此，这又是一部“关于小说的小说”，从本质上决定了小说的多元化。福克纳精湛巧妙的叙述艺术着实令人叹服。
［作者简介］
邓秋峰（1976-），女，陕西延川人，西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翻译、外语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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