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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女性主义视阈中的《西班牙公主的生日》
生态女性主义视阈中的《西班牙公主的生日》作者/袁庆锋
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与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兴盛于20世纪70年代,亦被视为女性主义的第三次浪潮。生态女权主义这个名称首先出现于法国作家弗朗西丝娃,德奥博纳(Francoisd’Eau-bonne)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的两部作品——《女权主义或死亡》(19w)和《生态女权主义:革命或变化》(1978)。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内涵可以简单概括为:消灭社会性别差异,代之以人的全面发展;消除统治和压迫,代之以民主和平等;超越人类中心意识,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女性主义反对人类中心论和男性中心论,主张改变人统治自然的思想。它反对那些能够导致剥削、统治、攻击性的价值观;它批判以男性为中心的知识框架,目标是建立一个遵循生态主义与男女平等原则的乌托邦。
丑尔德是19世纪末唯美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英国著名作家。王尔德一生共创作童话九篇,原文于1888年和1891年分别以《快乐王子和其他的故事》《石榴之家》为名出版,使得王尔德真正步入文坛,也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R·H·谢拉尔德说:“在英文中找不出来能够跟它们相比的童话。写作非常巧妙,故事依着一种稀有的丰富的想象发展,它们读起来叫小孩和成人都感兴趣,而同时它们中间贯穿着一种微妙的哲学,一种对社会的控诉,一种对无产者的呼吁,这使得《快乐王子和其他的故事》《石榴之家》成了控告社会制度的两张真正的公诉状。”王尔德在写给伦纳德,史密斯的信中说他的童话“旨在运用精巧的童话手法,反映现实生活中矛盾问题”。王尔德以童话故事为媒介,对自然、社会、性别以及阶级等作了深刻的反思与探讨。
本文将以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为框架,探析王尔德在《西班牙公主的生日》中对自然、女性以及社会问题的思考。
一、女人:困在笼中的金丝雀
故事中出现的女性主要有三个:王后、公主和侍从女官。三个女性分别代表了男权社会中极其常见的三种女性类型:迫害致死型、牢牢控制型以及工具帮凶型。她们深陷命运的泥潭而无法脱身,被毒害、被驯服、被利用而最终失去自我。
(一)王后之死
王后在故事中出场时已经去世大概11年之久。她的身份王尔德并没有详细交代,只说是法国人,在不到15岁就和西班牙王子订了婚,后来嫁到西班牙,生了女儿不到一年就在“西班牙宫廷那种阴郁的华贵生活中憔悴死去”。王后的死因也无明确交代,只说“许多人怀疑他(国王的兄长)毒死了王后”,之后用香料保存了她的尸体。此外,她也是使国王忘记国家大事、失去尼德兰的富裕省份的直接罪魁祸首。实质上,女性只是男权社会一个可多可少的装饰品,在爱情婚姻方面完全没有自主权,最终还成了男性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沦落为男性错误的替罪羔羊。
(二)“无心”的小公主
小公主被动地接受了父权社会中繁文缛节的礼仪以及父权社会的统治思想。小公主具有男权社会对女性要求的一切,如美丽、优雅等。她平时只允许和“那些跟她身份相同的小孩玩”,所以没有人陪伴,她“总是一个人玩”。在她生日当天观看表演时,也只能“女孩子围成一个圈子”“低声交谈”。在宫廷的礼仪方面,小公主受到了严厉的管教,她懂得如何客气的答礼,偶尔禁不住放声大笑都会得到侍从女官的“提醒”。面对小矮人之死,她不但毫无同情心,还下令“以后凡是来陪我玩的人都要没有心的才成”。小公主已经被男权统治思维牢牢控制住,性格扭曲,毫无同情心,完全失去了自我本真,成为男权体制的一个美丽而空洞的符号。小公主的成长经历生动地展示了父权制度下女性是如何一步步沦落为社会的“他者”,最终完全失去了自我的主体意识。
(三)侍从女官
侍从女官是男权社会对女性妖魔化的典型代表,同时已被成功驯化为维持男权秩序的帮凶。侍从女官其实是一位公爵夫人,“板着面孔”,“没有血色的消瘦的嘴唇”,“冷淡的微笑”,这些使她成为男权社会中常见的女巫式的女性。她对西班牙皇族传统、历史、规范等十分精通,经常“引经据典”地教导小公主。她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是驯化师,维持男权社会秩序的工具,为男权统治利益所驱使。
二、社会:异化的人际关系
和谐的社会有三层含义:“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即生态和谐、人态和谐及心态和谐。”试观故事中的皇宫,可以发现它是一个和“和谐”背道而驰的封闭性的空间,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本质原因则是其严重等级压迫的父权制度。
故事中的西班牙皇宫其实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王尔德以小见大地真实反映了19世纪英国的社会现实情况,“皇宫素来以培养恐怖的嗜好著称”。作者用以下词语概况了整个皇宫的生活及精神面貌:阴郁、悲哀、忧愁、茫然、郁闷。在这样压抑的社会环境下,人们逐渐失去本真、自我,人际关系出现扭曲、异化。
愁闷不快的国王沉浸在过去,不理朝政,“已经同‘悲哀’结了婚”;国王的兄弟的残酷“就是在西班牙也是很出名的”,并传说他毒死了王后;公爵夫人脸色严厉、微笑冷淡、嘴唇惨白无色,最终成为没有思想的行尸走肉;与世隔绝的小公主面对小矮人之死的冷酷无情、毫无同情心,下令“以后凡是来陪我玩的人都要没有心的才成”;连皇宫中的花儿都认为“丑陋的”“畸形的”小矮人应该“一辈子都关在房里”。此外,花儿十分瞧不起蹦蹦跳跳、飞来飞去的各种动物,它们化身为男权制度制定者、获益者的代言人,认为“有教养的人总是喜欢像我们这样规规矩矩地待在一个地方……要是我们想换换空气,我们就直接找了园丁来,他便把我们搬到另一个花坛去。这是很尊严的,而且应当是这样”。另一个代言人则是皇宫中的老日晷仪,在他看来,“国王的孩子也是国王,烧炭夫的孩子也是烧炭夫”。这些言论完全肯定了现存父权制度下二元等级对立思维的合法性。
以上种种社会怪相皆是一个等级森严如死水般的父权社会的真实写照。社会气氛压抑、人性扭曲变态、人际关系冷漠异化的根源在于父权制度化身的皇宫对人性的种种迫害。社会已经沦落成为“空心人”社会。
三、自然:危机中的伊甸园
与等级森严、阴郁、郁闷、冷漠的皇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故事中平等、阳光、快乐、富有爱心的环城树林,象征了一个与人类社会咫尺天涯的精神伊甸园。
故事中的小矮人是个畸形的小东西:驼背、双腿弯曲、身子矮胖,头大得跟腿完全不成比例。可是,生于树林、长于树林的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难看”,鸟儿“一点儿也不介意他的丑陋”。他十分快乐,十分有精神,而且非常懂得尊重别人,每次跳舞完毕都要给每个人鞠躬,对人们点头微笑。他富有同情心,把硬壳果分给松鼠们吃,在严冬把他的小块黑面包揉成屑给跑到城门口觅食的狼群吃,“不管他自己的早餐怎样坏,他总要分一些给他们”。他“懂得每只鸟的叫声”,“认识每头兽的脚迹”,树林的鸟儿、蜥蜴都很喜欢他,是他的好朋友。当皇宫中所有的人、所有的花儿都嘲笑他、看不起他时,鸟儿“绕着他飞来飞去”,飞过他头顶时还“用翅膀轻轻挨一下他的脸颊”,而小矮人也把象征爱情的白蔷薇给鸟儿看,并告诉他们自己爱上小公主的秘密。
象征大自然的树林是小矮人快乐的“伊甸园”,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个完美典范。小矮人希望和自己心爱的小公主一起回到林子里去,在那里,“林子里风自由自在地吹”,他会给她做伴,“教给她各种有趣的把戏”,“把他的小床让给她”,守在窗外保护她,珍惜他们的爱情,即使用皇宫中“华盖上的全部的珍珠”来交换,他也不会换。
但是,即使这样和谐美好的地方,也早已被人类的触角深入内部,开始为所欲为。贵族们已经到树林的最远的一段打猎,掠走了小矮人。小矮人的父亲还以为有人肯收养他“极丑陋又毫无用处的孩子,倒是求之不得”。此事表明,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已经开始,自然已经受到人类社会思维的浸染、侵袭,其和谐的人与自然相处之道开始受到来自现代文明的挑战、破坏。而小矮人在皇宫的死则更表明了自然、人类传统的相处之道在遭受来自男权等级制度狙击时的完全失败。
四、结语
王尔德在作品中通过小公主生日这样一件小事揭露了社会中林林总总的问题与矛盾。象征着男权社会的皇宫对被社会边缘化的女性“他者”的控制、迫害,对人类本性本真的压抑、扭曲,对人际关系的疏离、异化得到全面展现。此外,王尔德也为人类指出一条光明的出路:象征大自然的树林,那个和人类社会咫尺天涯的理想伊甸园。他希望人类能够回归自然,在大自然中和谐、快乐地生活,正如他在《道林,格雷的画像》中所期待的那样:每个人能充分自在的生活,可以表达自己的任何感情,说出任何念头,实现任何梦想。故事最终以象征自然的小矮人之死、社会成为无心人的社会结束,寓意了女性的自我意识的完全沦丧、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彻底割裂。人类再也无法重返伊甸园,折射了王尔德对社会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向的无助、无奈,这给他的社会理想蒙上了浓重的悲观色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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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庆锋(1978-),男,河北邢台人,硕士,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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