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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位商思想探析
《孟子》的位商思想探析任民
位商是检验一个人能否正确选择自己的位置并适应其当前所在位置的商数，也叫位置智力、位置智慧。位商与智商、情商相关联而又具有独立性，是一种来自灵性的力量，很多智商、情商高的人却在择位、守位时步履艰难，原因在于位商较低。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儒家就对位商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其中《孟子》一书建树颇大，提出了尊位、识位、立位、和位的思想。
一、尊位
尊位，即尊重每一个社会岗位。因为每个社会岗位都是服务社会的平台，而且，各岗位之间存在着相互服务的关系，“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滕文公上》）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都离不开其他岗位提供的服务。因此，位商首先表现于尊重社会的每一个岗位。
1．尊重“在位”者。一个人不管出身、年龄，只要“在位”就应该受到尊重。在《告子上》中，孟子举例说，从伦理学的角度讲，在叔父和弟弟之间，当然应该恭敬叔父，可是如果弟弟在祭祀活动中充当受祭的尸主，就应该首先恭敬弟弟。同样，平常恭敬哥哥，但在乡党生活中，要首先表达对本乡长者的恭敬，因为按照乡党社交礼仪，他处在应当受到尊重的位置。事实上，尊重“在位”者，不啻对人尊重，更是对社会分工和社会规则的尊重，归根结底是对社会的尊重。
2．树立服务心态。既然根据社会分工，每个“位”都是服务社会的平台，“在位”者都是互相服务的关系，那么，人只有在服务中才能体现其价值。所以，孟子特别强调领导位置更是服务社会的平台，领导者必须首先树立服务心态。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尽心下》）认为一切政治权力，从根源上来说，都是来自于民众的认可，因此政治领袖必须关怀民生，实行民本政治。如果诸侯危害社稷，残民以逞私欲，就应该将他罢免！《梁惠王下》孟子引用《尚书》话说：“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认为政治领袖跟教师一样，都是天降生下来帮助上帝爱护百姓的，百姓的问题，都由政治领袖负责，政治领袖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担负着服务天下的责任。因此，必须“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而不是作威作福。以后这种思想被范仲淹发展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启示今天的领导者，不管地位有多高，都是一个服务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识位
识位，即正确理解社会上的各种位置。孟子提醒人们，位不仅有纵向等级之位，横向分列之位，还有可以抗礼之位——爵位、齿位、德位。《公孙丑下》：“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孟子是说稳定社会的秩序标准有三种：爵、齿、德，这三种秩序标准是天下人共同尊重的，可以相互拮抗，因此，社会地位不应当单纯由权力大小决定，应该充分考虑年龄、道德因素，把序爵、序齿、序德结合起来。这种思想对于今天组织社会活动，仍有极大的指导价值。比如行政会议固然应该序爵，而校庆属于乡党活动，就应该序齿——按年龄排座次，至于让英模坐主席台则是序德。
笔者联想到墨家之所以在秦汉之后迅速消失，就是因为主张爱无差等，搞平均主义，没有秩序标准。而儒家在秦后大行其道，因为比较尊重现实，建立了爵、齿、德三种既相拮抗又和谐统一的秩序标准，使儒家思想成为非常好的维稳因素，因此从汉武帝时起就在中国获得了统治地位。
在这三种秩序标准中，孟子尤重道德标准，甚至把它上升到天爵的高度。孟子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告子上》）
可见，天爵就是道德成就，人爵就是世俗权力，人爵使人一时显赫，可是天爵却使人一生自信踏实。所以天爵高于人爵，仁义忠信等高贵品质高于公卿大夫职位。如果一个人相信天爵高于人爵，则无入而不自得，“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滕文公下》）反之如果一个人认为人爵高于天爵，则为了做官发财，就可以不择手段，定为卑污之辈。
所以，孟子认为理想的社会应让爵位、齿位、德位处在动态平衡的关系中，既有对行政权力的尊重，也有对老人的恭敬，又有对优秀人物的景仰。
三、立位
立位，即确立自己在天下的位置。在孟子看来，立位必须坚守两个前提。
1．自尊自贵。孟子曰：“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告子上》）意为每个人都有值得尊贵的东西（指道德），只不过忙起来不去想它而已。别人给的富贵，别人照样可以拿走，因此不是真正的富贵；真正的富贵是用仁义道德充实了的精神富贵，有了它，就不会羡慕人家的肥肉细粮了；有了它，自然会有广泛美好的声誉，更不会羡慕人家的锦衣华服了。在孟子看来，尊贵的东西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人之所贵者”，即别人能给的尊贵；另一种是“贵于己者”，即源自于良知良能的只能由自己培育滋养的尊贵，如道德。前者既然别人可以给予也可以剥夺，并不是真正的尊贵，后者则完全在我，是真正尊贵的东西。既然“人人有贵于己者”，那么我们比别人缺什么呢？所以，孟子引曾子话：“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公孙丑下》）因此，做人立位应有道德豪迈感，不可卑躬屈膝，犯端着金饭碗讨饭的错误。
2.尊德乐义。孟子认为，“立位”最重要的是做人有原则——尊德乐义。《尽心上》中，针对宋勾践怎样才能自得其乐的疑问，孟子回答：“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从容自乐的样子）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在孟子看来，穷达并非最紧要事，道义才是根本追求。道义不离身，则永远自信。所以应努力做到“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有这种心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以后这两句话成为中国人“立位”的最强大心理武器，它使人在穷困不得志时，以“独善其身”的清高抚慰灵魂，很快淡定下来；而在春风得意时，又以“兼善天下”的情怀造福国家和人民。
四、和位
和位，即和谐处理基于位置的各种关系。
1．位与位的关系。包括横向和纵向关系。处理好横向关系（即平列关系），应遵循真诚合作原则，所谓“善与人同”就有真诚合作的意思。孟子非常欣赏大舜精神，说：“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公孙丑上》）
而处理好纵向关系（即上下关系），应遵循对等原则。《尽心上》中孟子提出著名的“忘势”说：“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土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犹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孟子强调上级对下级要以礼相待，而下级对上级，既要尊重和负责，又要人格独立，《尽心上》中孟子说：“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2．位与为的关系。孟子认为，有位就应当有为。《公孙丑下》：“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这是强调每个位置都是一个责任平台，也是做事平台，不能尸位素餐。而既无官位，又无言责，反而一身轻松。《离娄上》记载：“孟子谓乐正子曰：‘子之从于子敖来，徒餉啜也。我不意子学古之道而以餹啜也。”这是在告诫弟子做官应以做事为目的，而不能以吃喝为目的。
3．位与德的关系。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故大德必得其位”的思想，又比孔子多了一些现实主义的考量，把德位一致由必然性的关系调整成应然性的关系，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离娄上》）其实，孟子强调各层位都需要道德，“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同上）针对各种社会位置上的贪婪心理，孟子提醒：“万物皆备于我矣。”（《尽心上》），告诫人们不要一味地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更应有精神的追求，向心灵世界求解。孟子竭力帮世人学会正确的追求，他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同上）他把事物分为两类——“在我者”和“在外者”，“在我者”是我能把握的东西，比如做人的尊严；“在外者”是求索有道而能否得到却取决于外在因素的东西，比如钱财、禄位、荣誉等，俗称身外之物。前者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后者容易使人迷失方向。因此，孟子强调“求在我者”——追求知识的积累、精神世界的自我完善，而对“在外者”则报以顺其自然、无可无不可、唯义所在的态度。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张岱年．中国古代关于人格尊严的思想［N］．光明日报，1999-07-02．
［作者简介］
任民（1969-），男，山东夏津人，硕士，河南教育学院教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代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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