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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笔记与社会史研究——以晚清史料笔记为例
史料笔记与社会史研究——以晚清史料笔记为例黎俊祥
(池州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安徽池州 247000)
摘要:史料笔记中包含着大量的社会史研究资料,涉及民俗史、城市史、社会经济史、社会生活史、社会变迁史、灾荒史等诸专题研究领域。笔记中的社会史资料相较其他类型的资料而言,具有丰富全面、细致生动、客观可靠等特点。但笔记资料较为零散、搜寻不易,限制了对笔记资料的利用。
关键词:史料笔记;社会史;民俗史
社会史的研究对象甚为广泛,涉及宗族、家庭、社会结构、人口、衣食住用行、婚丧、社交、时令风俗、生态环境等方面,和传统史学研究领域颇多不同,这对史料的挖掘提出了新的要求。史料笔记的记载异常丰富,是社会史研究的史料来源之一。本文即以笔者所寓目的晚清史料笔记为例,简介史料笔记中所包含的社会史资料,并稍加评说,以期引起人们对笔记资料的重视。
一、民俗史资料
民俗史研究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史料笔记中记载民俗的文字甚多,涉及民俗的各个层面。通过笔记中的文字,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细致地了解传统民俗及其历史变迁。以下略举数例予以说明。
婚俗是是笔记中常常涉及到的内容。郭沛霖在《日知堂笔记》中记载了温州地区的“坐筵”之俗,颇有特色。广东地区在嫁女时,有“叹成”之俗。“叹成”二字不详,起于何时亦不知,福格对此有详细记载:“其礼于将嫁之女,闭置帷中,亲戚来贺者,足才及堂,则帷中作女子哭声以谢之。若来者亦属女郎,则褰帷径人,亦作哭声答之。其词皆婉丽曼长,闻之如歌,与哀哭差似也。”“所赠之人,大率预为拟就章句,因人而施。且其哭不必皆出于嫁女之口,即姊妹仆妇婢子,均可于帷中助之。”这一习俗最初表达了所嫁之女对出嫁离开父母亲友的悲痛之情,后来则发展成了一种礼俗。结婚闹新房,也是我国的传统婚俗。《虫鸣漫录》记载了北方结婚闹房之俗。甘熙在《白下琐言》中记载了两起因闹新房而引起的悲剧:“里有再婚者,甫就寝,其戚先以线系其帷,壁罅通之,隐隐曳动,帷忽自开,夫妇罔觉,以为前妇阴魂,皆惊悸而死。……又有婚之次日,宴饮新妇,诸亲在堂,其中表嫂得睡鞋,持以示众。夫大恚,怪其妇不秘藏,遂终成反目,抑其罪之尤者矣。”闹房本为喜庆,有着驱邪避灾的寓意,是婚庆时的普遍现象,而一些恶作剧似的闹房却给新人带来很大困扰,乃至于酿成悲剧。
笔记中对丧葬民俗的记载甚富。如《虫鸣漫录》记载了山东葬俗奢靡之风。李光庭在《乡言解颐》中专列《丧祭》一则,对晚清京师及附近的丧祭风俗有所涉及,特别是对林亭的繁芜奢靡的丧葬习俗进行了批评,指出其有必不可从者三,有可减免者多项,认为“若徒悦他人之耳目,转无以安地下之亲心,非为人子者所当出也”。李光庭对奢靡的丧葬之风的批评体现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对传统民俗的批判性思考。福格在《听雨丛谈》中记载了满族、直隶省、广东省、北京丧礼中的“哭”俗。丧葬之时的“哭”俗既有普遍性,又有民族、地域性差异,“哭”也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礼节而非真实情感的流露,“直以哭为弔礼,并不计涕之有无”。(论文范文 www.fwsir.com)震钧在《天咫偶闻》中摘录了《满洲婚祭礼合仪礼考》,这段文字讲述满族婚祭礼与合仪礼,是研究满族风俗的重要资料。
古代的一些陋俗在笔记中也多有记载。俞樾在《右台仙馆笔记》中记载了焚死女婴的残酷一幕:“于空地积薪,置女婴其上,举火而焚之。始则呱呱啼,继则跃跃动,久之皮骨俱焦,不复成人形矣。乃缝以石而投之江,观者数百人,咸为叹息。”
除此而外,笔记史料中包含着时令风俗、宗教、称谓、饮食、服饰、禁忌等诸多内容。
二、城市史资料
城市史研究是社会史研究的组成部分。目前学界关于城市史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若干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等。近代史料笔记中有若干以记载大城市为主体的笔记作品,可以作为城市史研究的参考资料。如写北京的作品有瞿宣颖的《同光间燕都掌故辑略》、《故都闻见录》、崇彝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震钧的《天咫偶闻》、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夏仁虎的《旧京琐记》;写天津的作品有高凌雯的《志余随笔》、张焘的《津门杂记》、徐士銮的《敬乡笔述》;写南京的作品有甘熙的《白下琐言》、陈作霖的《炳烛里谈》;写上海的作品有王韬的《瀛蠕杂志》、黄式权的《淞南梦影录》、葛元煦的《沪游杂记》、毛祥麟的《墨余录》;写四川的有汪海如著《啸海成都笔记》、王培苟的《听雨楼随笔》;写台湾的有唐赞衮的《台阳见闻录》等。这些笔记作品中包含着大量地方人物、经济、民俗文化、社会发展、城市变迁的资料,为城市史、区域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如在震钧的《天咫偶闻》中,有多则材料涉及京师的经济生活状况。作者概括记载了北京经济繁荣情形,记载了地安门外大街的繁荣,北至鼓楼,凡二里馀,每日中为市,攘往熙来,无物不有。记载京师的三种酒肆即南酒店、京酒店、药酒店,所售之酒,品种丰富,且各类酒店只卖酒,而不卖菜。记录了科举考试给京师经济带来的繁荣景象。夏仁虎著《旧京琐记》中记载了京师的带子会和窝窝头会。带子会是“社会互助”组织,入会者均为“工业平民”,“月纳微资”,如遇丧亡,报之于会,所办后事所需费用及人力、物力均由带子会负责。因“人各系一白带”,故日“带子会”。窝窝头会是慈善团体,“专为救济贫民”,经费乃是“集资于众,不足则演义务戏以充之”,“不仅赈饥,兼筹御寒”……
张焘的《津门杂记》记载了津人祭祀天后的风俗,又记载津人“迎春”之礼。所谓迎春即立春前一日,地方官“衣朝服”,“乘暖轿”,前往东门外天后宫,致祭芒神春牛。立春之日则行“打春之礼”。这一习俗体现了封建政府对农事的重视和民众对丰年的渴望。
开埠后的上海经济发展迅速,贸易发达,但中国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商品倾销地和原料供应地,利权损害尤大。王韬在《瀛蠕杂志》中记载:“西人所购者,以丝茶为大宗,其利最溥。其售于华者,呢,布、羽毛等物,销亦不细。近年惟以贷抵货,而华民无所利益。其片齐一物,累箱捆载而来者,皆毒痛中原吸膏敲髓也。民生凋敝。财力耗蠢,此其一端”,显示了上海经济逐渐半殖民地化。毛祥麟的《墨余录》中有一则《西商租地》,反映了上海开埠以后经济的繁荣及受西方影响的程度之深。
三、社会生活史资料
社会史研究极大地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研究对象也转向下层社会和普通民众。其中,对社会生活的关注是这一转变的重要体现。史料笔记中保留了较多的社会生活资料,这在其它类型史料中并不多见。
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记载了元旦、破五、龙抬头、春分、端午、中秋、重阳等时令,并结合时令记载了京师地区的“风俗、物产、游览、技艺”。李光庭的《乡言解颐》所记大部分有关社会生活,有《造室十事》、《消寒十二事》、《庖厨十事》等多则。如《庖厨十事》记载了煤炉、火眼、坛罐、通条等厨房常用用具。王之春在《椒生随笔》中记载了宣化地区春季游览情况,“宣化以每岁季春出郭外踏青,男女杂坐,席地饮酒,堕珥遗簪,日失不禁”,同时又有“晾脚会”,“无论贫富妇女,群坐于大门以外,……游人指视赞其纤小,则以为荣”。王韬的《瀛壖杂志》记载了上海地区的一些游艺活动,如“斗鹌鹑”、“菊花会”等。《天咫偶闻》中记载了北方的特色食物,记载了腊八日的生活习俗。作者还记载了京师有三种特色手艺:搭棚匠、裱褙匠、扎彩匠。光绪初年陈寅生刻铜、周乐元做鼻烟壶均为一时绝技。
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记载了婺州斗牛这一乡间竞技比赛。斗牛乃婺州乡间盛会,陈其元记载了举行时的盛况:“比日至之时,国中千万人往矣。斗场辟水田四、五亩,沿田塍皆搭台,或置桌凳,以待客及本村老幼妇女。卖饼饵者,卖瓜果者,装水烟者,薨薨缉缉然,猱杂于前后左右”。
梁溪坐观老人在《清代野记》中记载了满人吃肉大典的生活习俗:“凡满洲贵家有大祭祀或喜庆,则设食肉之会,无论识与不识,若明其礼节者即可往,初不发简延请也”,肉约十斤至于铜盘,客人自带解手刀,随吃随割,肉皆白煮,不加盐酱,吃得越多,主人越喜,吃毕亦不道谢,不准拭口。同样的记载也出现在何刚德的笔记《春明梦录》中。据何刚德记载可知,在吃肉大典中,主人将客人视为神明的代表,因此客人坐食而主人却要站着,吃得越多主人越高兴,吃过却不能道谢。
四、社会变迁史资料
社会变迁是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既受到欧风美雨的影响,又同中国的政治、经济、风俗的演变密切相关。这些在笔记中均有所反映。如刘声木在《苌楚斋续笔》中记载了安徽庐江地区的妇女在“光绪廿余年之前,不穿裙不能出房门,虽上灶烧火,洗衣拾材,亦必拖裙。裙可补可旧,不可不穿。抬父母灵柩夫役临行时,孝子先须向之叩头,意谓请抬上人要小心,上人亦吾乡父母俗称。现在此等古风,久已澌灭净尽矣”,这反映着装、丧葬习俗的变迁。“芜湖汤鹏铁画”一则记载了芜湖铁画盛极一时,但“自今年洋钢盛行,芜湖铁工之业悉为所夺,业铁之人星散,井矣不治将涸矣。芜湖专门铁业绝,学因之将绝”,又反映了外来商品的流人对传统手工业的冲击。
王韬的《瀛壖杂志》在记载上海地区服饰穿着时指出:“近来风俗日趋华靡,衣服僭侈,上下无别,而沪为尤甚。洋泾浜负贩之子,猝有厚获,即御狐貉,炫耀过市,真所谓‘彼其之子,不称其服’也。厮养走卒,稍足自瞻,即作横乡曲。衙署隶役,不著黑衣,近直于缙绅交际,酒食游戏征逐,恬不为怪,此风不知何时可革。”通过着装的变化反映了近代以来那种严格的封建等级观念的淡化。
崇彝在其笔记中记载了晚清饮食从道咸时期的俭朴转变成了同光时期的奢靡:“饮馔一项,道光间风俗尚朴素,酒席无新花样。咸丰间,以各省用兵戡乱,京师士大夫家多戒繁华,且不暇讲求饮食之属。至同治中,发捻平后,人心乃定,宴会酒席中,食品多者至五十余种。”作者还详细的记录了当时的用餐之物:“盖开筵以二十品侑酒,计:四鲜果、四干果、四蜜饯果、八冷荤(或用四大拼盘,每盘二种),首荐以八宝果羹或蒸莲子(皆用大海碗),次之以燕窝,又加之以鱼翅,中加烧烤者为最上等(即烧整猪、整鸭亢上)。或代以蒸鸭、整尾鲜鱼。”晚晴的奢侈之风历历在目。
近代以来,西方饮食文化也传人我国,包括西方食物、餐馆、用食礼仪等。池志激在《沪游梦影》中记载了西方饮食及餐馆传人上海并逐渐得到华人的认可:“番菜馆为外国人之大餐房,楼房器具都仿洋式,精致洁净,无过于斯。四马路海天春、一家春、一品春、杏林春皆是也。(论文范文 www.fwsir.com)人各一肴,肴各一色,不相谋亦不相让,或一二人,或十数人,分曹据席,计客数不计席数,……向时华人鲜过问者,近则裙屐少年,巨腹大贾,往往携姬挈眷,异味争尝,亦沾染西俗之一端也。”黄式权在《淞南梦影录》中描述了一家春、一品春等番菜馆的兴盛景象:“其装饰之华丽,伺应之周到,几欲驾苏馆、津馆而上之。饮膳则有做茶、小食、大餐诸名色。裙屐少年,往往异味争尝,津津乐道。”两则材料通过饮食习俗的变迁反映了西方影响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
五、灾荒史资料
灾荒史与生态环境史是近年来较为热门的社会史研究领域,笔记中也保留着一定数量的灾荒史研究资料,其中既包括灾荒的具体状况,又涉及到赈灾、救助、惩治腐败等情形,可作为灾荒史研究的资料补充。以下略举数例予以说明。
文廷式《闻尘偶记》中记载了1895年国内灾害情形:“乙未七月二十四日,江西南昌澹台门外雨血,著地皆赤。是年,江西萍乡大饥。湖南醴陵、浏阳等县俱大无,自六月至丙申正月无雨雪。丁酉正月十七日夜半,长沙、湘潭地震。”
《水窗春呓》中一则《溃河事类志》记载了道光甲申十一月(1824年12月)洪泽湖堤岸崩溃,淮、扬二郡受灾之后清廷对相应官员的处置情形。
震钧《天咫偶闻》中多则材料记载了北京的各类自然灾害。如作者记载1888年京师大水的情形:“光绪丁亥七月,京东大水,通州水几冒城。自是无岁不水,官绅振灾者,趾踵相错,而以庚寅为最甚。京师自五月末雨至六月中旬。无室不漏,无墙不倾。东舍西邻,全无界限,而街巷至结伐往来。最奇室五分新旧,无分坚窳,无弗上漏旁穿,人皆张伞为卧处。市中苇席油纸,为之顿绝。东南城贡院左近,人居水中。市中百物腾贵,且不易致,蔬菜尤艰,诚奇灾也。”
魏元旷《光宣佥载》记载“(宣统)二年庚戌八月,彗四出。三年辛亥三月,有龙堕于郊南。是年新疆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地十八行省皆大水。八月,太白经天。”
王之春《椒生随笔》记载“直隶水灾”:“辛未夏秋,顺天、保定、天津、河间境内有成为泽国者,自保定至京师须用舟楫,乃数百年来罕见之灾,李伯相截留南漕二万石以赈。然黄河渐归故道,北方水患恐难免欤”。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记载1840年江浙大雪:“道光二十年冬十一月,江浙大雪,平地积四五尺,山坳处则丈许矣。湖港俱冻,至明年正月乃解。”
史料笔记中所载社会史资料当然不止以上所述,但通过以上介绍,管中窥豹,笔记资料之丰富、全面可见一斑。笔记是作者兴之所致、随笔记录的产物,大部分作品没有固定的体例,笔记作者的创作活动享有充分的自由,故而文人学士大多喜欢写作笔记。写作范围漫无限制,天文地理、花鸟鱼虫等都在其记载之列,形成了笔记资料涉及面极为广博的特点。同时,笔记作品内容的丰富亦同其作者群广泛相关。上至显宦,下至士绅,均有笔记作品问世,其中又以普通士绅为多。普通士绅大多注重身边之事,从读书心得到地方人物、民生吏治乃至于街谈巷议都成为笔记的记载内容,这些又恰恰成为社会史研究的绝佳材料。另外,笔记记载还有细致生动的特点,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生动细致的民俗史料,使今人的研究可以更为形象、深入,为再现历史提供了可能。
当然,笔记史料也有很大局限,最突出的就是记载比较零散、提供的资料不够完整、系统,因记忆而导致的细节性错误也屡见不鲜,资料搜集也颇为困难,这些都影响资料的利用,但其中蕴藏的丰富的社会史研究资料值得我们去挖掘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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