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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伯特模型：经济内涵与政治外延
蒂伯特模型：经济内涵与政治外延吕洪良（东北财经大学 网络信息管理中心，辽宁 大连 116025）
摘 要：蒂伯特模型揭示了居民的自由迁移如何引起辖区竞争，进而使地方公共物品供给实现均衡与效率。用脚投票或退出机制发挥着主要作用。在分析蒂伯特模型经济内涵的基础上，提出另一种非市场机制——呼吁，以此作为蒂伯特模型的政治外延。
关键词：蒂伯特模型；用脚投票；呼吁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3-0119-03
蒂伯特模型的提出迄今已有50余年。在此期间，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丰富和完善，也有的学者对其提出批评，指出其局限性。然而他们的研究视角都是沿着经济的维度。本文在分析蒂伯特模型经济内涵的基础上探讨其引申的政治意义。
一、蒂伯特模型的均衡与效率
在公共经济学中，马斯格雷夫和萨缪尔森认为，由于缺乏对消费者与投票者双重身份者的公共物品偏好进行登记的机制，所以，“分散的价格体系不能确定集体消费的最优水平”[1]。如果能够迫使所有双重身份者表明自己对公共物品的真实偏好，那么，所需提供公共物品的数量以及相应收取的税收都能被确定下来。但居民在集体消费中有隐瞒偏好、搭便车的动机，而且没有相应的机制迫使其显示真实偏好。因而，在公共物品的支出水平上不存在“市场解”。与私人部门相比，在公共部门中有相当比例的国民收入并没有实现最优配置。
经济学家查尔斯·蒂伯特提出了不同观点。他在《一个关于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指出：“尽管马斯格雷夫和萨缪尔森的分析对联邦支出适用，但并不适用于地方支出。”他认为，“那些双重身份者将选择最能符合他们对公共物品的偏好模式的社区。这是中央和地方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存在的重大差别。在中央层面上，那些双重身份者的偏好是既定的，政府尽量去适应这些偏好模式。然而，在地方层面上，各个政府的‘收入—支出’模式或多或少是既定的。给定这些‘收入—支出’模式，双重身份者迁入那些地方政府能最好满足自己的偏好组合的地区。”
蒂伯特模型是建立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基础上的。这些假设包括：1）居民能够充分流动，将流向那些能够最好地满足他们既定偏好模式的社区。2）居民对“收入—支出”模式的差异掌握完全信息，并能够对这些差异做出反应。3）存在许多社区，足以使每个居民住在一个正好满足自己偏好需求的社区。4）不考虑对就业机会的限制，假定所有人都依靠股息来维持生活。5）在各个社区之间，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不存在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6）对于每个既定的社区服务模式，都存在一个最优的社区规模。这个最优量被定义为能够以最小平均成本提供服务组合的居民数量。7）还未达到最优规模的社区试图吸引新的居民，以降低平均成本；那些超过了最优规模的社区的做法则与此相反；而处于最优规模的社区则力图保持其人口数量不变。
给定这些假设，蒂伯特描述了一个这样的模型：“人口可以流动，存在充足的潜在或者现存社区，这些社区提供不同的公共物品以使居民能够通过无成本的迁移选择提供最好的公共物品和税收组合的社区，并且通过这一过程显示出他们对公共物品的真实偏好。……其结果是这样一个均衡：居民们在社区间的分布建立在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这一基础上，每个居民获得他自己最想要的‘公共服务—税收’组合。”
在蒂伯特看来，双重身份者选择公共服务和消费者旅游购物的性质是一样的。他认为：“正如可以将消费者视为进入私人市场去购买价格既定的产品一样，我们也可将其视为进入社区去购买那些价格（即税收）既定的社区服务。两种情形下，消费者都是在进行市场交易。在空间经济中，消费者不可避免地要显示其偏好。空间流动使得地方公共物品成为私人市场上购物旅行的对应物。”实际上，蒂伯特把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看成类似于私人物品的竞争市场。辖区间的竞争将使得各种不同的公共物品被提供出来，居民将通过用脚投票显示其对公共物品的偏好。这一过程将导致一个有效率的结果。“导致有效率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公共物品是以最小平均成本提供的，二是因为每个居民都住在正好能满足自身需要的辖区。根据显示偏好，本来可以迁移的居民选择不迁移，从而不能使自身状况得到改善。”
二、蒂伯特模型的检验与完善
与科斯对灯塔的考察一样，蒂伯特模型也旨在探寻一种市场机制以破解公共物品配置的难题。然而由于它建立在近乎苛刻的假设条件上，只从理论上做了推理和论证，并没有经验的检验，所以，蒂伯特模型往往也被称为“蒂伯特假说”。
对蒂伯特假说的检验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居民流动性问题，二是间接检验蒂伯特模型。所有检验都隐含了一个基本问题：公共支出是否影响财产价值。经济学家华莱士·奥茨首先对蒂伯特假说做了经验研究。他选择了纽约附近新泽西东北部的53个居住性社区为样本，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地方财产税和地方支出方案对财产价值的影响进行了横截面分析。回归方程表明，地方财产价值与实际税率之间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公共学校的学生平均支出之间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他发现：如果仅仅为了改善学校体系的质量而提高税率，服务改善将不仅仅抵消提高财产税对财产价值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会对地方财产价值产生正面影响；在不改善公共服务而提高财产税率时，地方财产价值将会减少。他称其为“税收资本化”。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消费者似乎是在‘选购’公共服务。在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时，如果一个社区能够比其他社区更‘便宜’（即税率更低），那么，至少会有一些居民愿意多付出一些以便在那里居住。”
奥茨的经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蒂伯特假说，即：潜在居民在选择社区居住时将会对地方公共服务带来的收益和税收负担的成本进行权衡。因此，蒂伯特模型又被称为“蒂伯特—奥茨模型”。然而，蒂伯特模型假设迁移无成本，公共服务是通过一次性税收来提供资金的，但现实中地方公共服务通常是通过征收财产税来实现的。这意味着居民支付的税收额取决于其住房价值，而不是其边际收益。因此，有些居民可以通过购买小面积住宅迁入其他社区来改进福利，同时又能够避免支付高财产税。这种搭便车行为破坏了蒂伯特模型的均衡，使各个社区的支出水平不再有效率，并将导致穷人驱逐富人的无穷循环。
对此，布鲁斯·汉密尔顿提出了分区机制。他在蒂伯特假设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个假设：1）地方政府仅通过比例财产税为公共服务筹集资金（税率在社区间可以是变化的）；2）每个社区有权制定一部“分区法规”，规定：“如果不消费至少某一最低面积的住房，居民就没有资格在本社区居住。”“通过固定最低住房消费水平，使其高于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需求，进入高收入社区的成本增加了。如果最低数量等于高收入居民的消费水平，那么低收入移民们在公共服务上将不再享有较低的税收价格。”实际上，通过强制平等的住房消费，排他性的分区机制将财产税转变为人头税，使社区中每个人都承担相同份额的公共物品成本，消除了财政外部性和搭便车行为，从而保证了蒂伯特均衡的存在性。分区机制也将导致有效率的结果，因为“财产税没有带来社会净损失，因为税收支付仅仅与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公共服务有关……财产税被视为居民得到的公共服务的价格。这种价格如同在私人部门的价格机制那样实现所有的配置功能。”由于汉密尔顿的模型拯救了蒂伯特模型，所以，蒂伯特模型又称为“蒂伯特—奥茨—汉密尔顿”模型。对蒂伯特模型的完善旨在将公共物品转化成私人物品，将房地产税转化为价格，使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与旅游购物市场类似，从而可以实现均衡和效率。自由迁移的作用是促使地方政府形成竞争以改善地方公共服务或降低税收。
三、退出与呼吁：蒂伯特模型的政治维度
经济学家将注意力集中于用脚投票、均衡与效率这些范畴，这与他们对市场机制的信仰是密切相关的。那么，非市场机制是否也会对蒂伯特均衡发挥作用呢？这需要从蒂伯特模型的假设开始分析。
蒂伯特假设居民可以在不同辖区之间自由迁移：迁移只基于财政上的考虑，即选择公共服务与税收组合；居民拥有关于公共服务与税收组合的完全信息；迁移是无成本的。这种假设显然是不切实际的。首先，公共物品的提供来自多层面的政府组织，可能来自于街道社区，可能来自于区县，也可能来自于城市或者省、国家。居民在同一城市从一个社区迁移到另一个社区，但他无法从这个城市中“退出”，仍然要面对城市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税收组合。这意味着迁移或退出的自由度是相对的。其次，居民的住房投资一般在其财富总额中占很大比例。与抛售业绩不佳的公司股票相比，在不利的价格下出售住房会遭受更严重的损失；而且，住房所有者无法像管理证券那样通过多样化组合将其房产的风险分散出去，因而一旦居民购买了住房，就可能被其锁定在某个社区。再次，除了住房资产的特殊性，还有其他因素阻碍居民在辖区之间自由迁移。比如，当地的社会资本、工作机会等会因居民的“退出”而丧失，从而也会增强居民迁移的惰性。这些因素对租房者也是适用的。
用脚投票或退出的局限意味着居民对辖区的选择和辖区之间的竞争并非旅游购物市场那样简单。这有待于非市场机制与之协同作用。阿尔伯特·赫希曼在《退出、呼吁与忠诚》一书中提出了另一种机制：呼吁。赫希曼认为，不论我们的社会制度设计得多么完善，组织都具有不断衰退的倾向。面对组织绩效的衰减，消费者或成员有两种选择：一是退出，二是呼吁。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竞争和退出是恢复组织绩效、诱导效率提升的最好方式；但在政治学家眼里，退出则无异于背叛。然而，竞争作为一种绩效恢复机制作用较小，而且也是有条件的；人人竞相退出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把组织进一步推向深渊。因此，就促进组织绩效恢复而言，退出不如呼吁，竞争不如垄断。因为垄断能够阻止退出，有利于呼吁机制发挥作用。但在一个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中，由于组织没有竞争对手，退出便失去了威胁作用，从而使呼吁流于形式。赫希曼认为：1）退出应当与呼吁相结合。退出属于经济范畴，凭借市场发挥作用；呼吁属于政治范畴，是非市场的力量。2）呼吁机制作用在前，退出机制作用于后。成员被暂时“锁定”且还拥有退出选择时，呼吁能发挥较大的作用。3）应该设计出一种制度以提高呼吁的意愿和效率、降低呼吁的成本。
赫希曼意义上的“退出”与蒂伯特模型中的“迁移”、“用脚投票”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居民从某个辖区迁出相当于从地方政府的“组织”里“退出”。在蒂伯特模型中，退出主要基于对更优的公共服务和税收组合的选择。在赫希曼的理论里，退出则为了表达对组织衰退的不满。这二者只是分析角度有所不同。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由于诸多特殊因素的存在，居民迁移或退出存在一定黏性，所以，呼吁也应该是居民备选的一种行动方案。住房所有者和城市的老居民最有激励动机去呼吁，租房者或城市的新移民次之，而旅游者几乎没有激励动机选择呼吁。小集团最有激励动机去呼吁，大集团由于存在奥尔森意义上的集体行动逻辑而缺乏呼吁的激励动机，除非存在政治“市场”使呼吁者可以获得相应的、广义的收益。如果缺乏政治“市场”或呼吁的渠道，那么，选择退出的居民就会很多；外来的住房购买者也多是投机者，而非消费者和投票者。呼吁机制也有助于促进蒂伯特均衡的实现。蒂伯特模型在假设中强调社区的多样性，以使每个居民都能选择正好满足自己偏好需求的社区。现实中显然不会存在如此丰富类型的社区。然而，居民可以通过呼吁使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与税收组合接近其偏好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呼吁应该是蒂伯特模型的另一个维度，即政治外延。
参考文献：
[1]Tiebout, Charles M.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6.
[2]Rubinfeld, Daniel L. The Economics of the Local Public Sector, in A. Auerbach and M. Feldstein, eds., HANDBOOK OF PUBLIC ECONOMICS [M]. Volume II, 1987.
[3]Fischel, William A. Municipal Corporations, Homeowners, and the Benefit View of the Property Tax. In Wallace E. Oates, eds [M].PROPERTY TAXATION AND LOCAL PUB-
LIC FINANCE, 2000.
[4][美]阿尔伯特·赫希曼。退出、呼吁与忠诚[M]. 卢昌崇，译。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Tiebout Model: Economical Meaning and Political Extension
LV Hong-liang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Center，Dalian 116025,China）
Abstract: Tiebout model show how the free migration results in competition among jurisdictions and then achieves an equilibrium and efficiency in provision of local public goods. The mechanism of voting with one’s feet or exi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it.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al meaning of Tiebout model, this thesis proposes a non-market mechanism,voice for the political extension of Tiebout model.
Key words: Tiebout Model；Voting With One’s Feet；V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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