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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恶孝为先》读后感
《百恶孝为先》读后感――――与Q友子非鱼兄商榷
二个月前，Q友子非鱼兄向在下示其大作，希望在下有所发挥，在下应诺。今持续四年多的撰稿工作基本完成，故可分出精力，实践前言，乃虔诚恭敬研读、详考子非鱼所示《百恶孝为先》，感慨良深，兹敬为长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商榷于子非鱼兄，并与所有有缘共享。
一、孝的内涵
今天中国大陆支持儒家文化和“孝道”的人们，以及形形色色“反孝”、“反儒”、“反孔”的人们对于“孝”，必须关注儒家原典中关于“孝”的非常关键，但不太为人提及的内涵，兹举如下数段：
《礼记·祭义第二十四》说：“亨孰膻芗尝而荐之，非孝也，养也。君子之所谓孝也者，国人称愿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谓孝也已。众之本，教曰孝，其行曰养。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卒为难。父母既没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仁者仁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这是立足于天然亲情伦理关系上，说明为人子女者若偏执以物质经济来供养父母，仅是孝道中表面化的、非常低水平的表现。要做到为人做事，一生行为功过“不遗父母恶名”、“不辱其身，不羞其亲，可谓孝矣”才是个人私德的终极。甚至于《孝经》上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则是努力为社会历史作出贡献，以造福社会的成就和荣誉，来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的孝道的圆满。这就是基于传统孝道的原典儒家人生价值观。
在社会公德方面讲求诚信，“朋友不信，非孝也”春秋时中小型诸侯国在抵抗侵略中通常全民动员，所有的适龄男性，皆要投身卫国战争，所以“战阵无勇，非孝也。”春秋时，还认识到资源保护的“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
《礼记·祭统第二十五》：“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必须注意的是，孝顺、孝顺，是“顺于道”而孝，其原典本义不是盲目顺从于父母、国君。自然的规则称“天道”、社会生活的规范称“人道”。伦，道理。自然的规律称天伦，社会生活的规则称人伦。顺应自然规则，尽到做人的社会本位职责，而得到的和谐的生活，称“天伦之乐”。《孝经》记载曾参问孔子说：“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孔子回答：“是何言与，是何言与！”、“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这是孔子反对后世人所批判的愚孝的真实证据。所谓“争”就是坚持真理、正义。坚持真理、正义，就是“顺于道”不至于陷亲不义，而悖逆了伦理道德。
“畜”的含义，要参考《周易》，《周易·小畜卦》说明力量有限、时机不成熟时，应当耐心反省自己，力求完善自己，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不可莽撞行动。《周易·大畜卦》表明顺应天道、刚健笃实、坚守正道、日新其德、刚健进取、蓄养积聚自己的力量，最终获得积小成大的成就。无论国族文明发展或个人成就均如此。
那什么是“道”的具体体现呢？《孝经》说：“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所谓“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因亲以教爱。”也就是说，一个人对爱的体验，是从父子有亲的天然伦理亲情开始的，而后渐次普及“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大爱”、“博爱”。欧洲经典作品《绿野仙踪》、《绿野仙踪》、《花木兰》、《天堂的孩子》、“小鬼当家”系列之《独自在家》，无不呈现“家”的价值，无不将热爱家作为核心价值观念。因为“家”有父母给予子女纯粹的爱与幸福，家也是父母对子女承担无私的责任与付出的地方，是体现责任的地方。“家”代表永恒人性，中华民族的教育，立足家庭生活中父母子女之间的爱，而后将此体验推已及人，而后达到“博爱”。若连对恩养自己的父母都不肯敬爱，却自称能够爱他人、爱人民、爱国族、爱全人类，(心得体会 www.fwsir.com)则多有违背天然伦理性情而刻意别有居心地邀取名利权势的嫌疑。同时也会成为社会道德崩溃的前提，使所谓的高尚理想主义悉成空谈。比如文革中，多少人为了表现所谓“革命、进步、先进、积极”，被迫地，甚至有主动地与父母划清阶级界限，甚至斗父母，打老师，夫妻兄弟反目为仇，泯灭人性，六亲不认，伏下日后中国社会道德沦丧的恶因。是知中华民族积累数千年沧桑成败的经验教训，深刻领会到一个人的生命和道德，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要从敬爱生他养他父母开始培养，而后“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才不至于落于空泛虚伪。这也是数千年家族聚居、聚族为国的特殊历史国情和社会生活经验所缔造出来，“以孝治天下”的独有理念。
所谓“以孝治天下”最低端的体现，是《孝经》中说的“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反之，则“居上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丑而争则兵。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也。”
此外，《礼记·王制第五》称司徒的职责之一是：“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则涉及周国养老福利的制度。
《中庸》上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就是要继承先辈的遗志，完成先辈未竟的事业。即蒋介石所说的“生命目的在增加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
《逸周书·谥法解》总结“孝”的品德包括：“五宗安之，慈惠爱亲，秉德不回，协时肇享，大虑行节，曰孝。”除了家族、家庭生活“慈惠爱亲”的伦理亲情之外，还有坚持道德原则的“秉德不回”，注重智慧和操守的“大虑行节”的公德。
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六講》中说：“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象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
恐怕自命进步先进的反孝、反儒人士苟闻此言，定然大惊吧？！但根据在下青年时于台湾企业打工近八年，与来自台湾的各部门经理、主管交流的经验，此言确实不虚。
二、子非鱼兄反孝论据之考据辩证
子非鱼兄文中曾举专制政府组织编较之《十三经注疏》来反孝，“十三经”之合刊注疏的编辑，始自宋代。最近的一次校堪刻版，是由清代由阮元主持。亦系专制时代政教统治之作品，作者亦多为食君之禄者。乃为专制服务而冶炼文字、曲解先秦原典儒经。
而子非鱼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祖宗之法不可变”、“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等文字，纯粹是专制时代不知来源之货色，非但不见于《十三经注疏》，遍考出自孔孟及其三代弟子之手的先秦儒家原典，亦根本无此语句。以此不知出自何种源文本的专制时代之伪冒膺品，粘合种种出自现代之偏激理论，来坐实孔子思想之罪名，实类专制时代罗织诬陷以坐罪之文字狱，不合于现代法制公正之合法举证制度，不合于现代文明所主张之公正与道德精神。
反对专制统治者歪曲利用孔子学说来制造“孝文化”，清除专制统治者垄断经营之“孔家店”中的冒牌货“儒家文化”和“吃人礼教”，是正确的。但若将矛头直指孔子、孟子和孔孟思想本身，则是无知与荒谬。
不破不立，乃革故鼎新之“革命”实义。昔日周武王摧毁商纣暴政，创建礼仪制度改革社会，因而有八百年政权与周朝文明。由武王伐纣、周公东征，并制礼作乐之革命性努力，可知儒家文化本身，具备革命精神。因此晚年孔子在《周易·革卦》中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是知孔子思想中，有革命的基因。
又，孔子在《周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说明宇宙世界和人类世界是由于不同的事物相互依存、相互颉抗消长，因而万物万事丰富多彩而推陈出新、生生不息。孔子弟子曾参著《大学》引周代《诗经·大雅·文王》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说周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部族邦国，能够革新进步，因而可以领袖革命、创建新时代的文明。又引《尚书·康浩》篇说：“作新民”强调要造就能够自新进取的人。复引商朝商汤的“盘铭”的铭文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说明应该持续不断、永无止境地革新进取。说明儒家原典文化中，原有革新进取的内涵。
时代变迁，东周以降，礼乐故制日益呈现不适应时代发展之态势。惜古今中外人类之中，如武王、周公之具革命性道德智慧与能力者少之又少。考察孔子年谱，方处时代巨变之际，即使连孔子青年、中年之思想，亦难免保守即定礼制之一面，而遭受前辈学者如老子李耳、大国政要如晏婴、以及道家隐士之批评，《史记》、《论语》、《庄子》、《列子》诸典并载之。虽我等儒者，亦要承认青壮年孔子的思想，未臻大成。所幸孔子接受李耳的教诲，终生博闻谦逊、力学深思、择善而从，终于舍偏执而趋中庸、弃保守而赞革命，其博大精深、雄健庄严之人生修养境界，确实超越古今中外大多数芸芸众生，因此确实具备令后人推崇为人类中大成至圣先师之资格。
后世儒家士人多不察于此，于儒家文中本远代思想、制度之传述，及反映孔子思想发展各阶段之言论的忠实记录，照样生搬硬套，不知变通，其中利于保守极权统治之内容，遂为专制统治者劫持而歪曲利用二千年之久。然而我们须明白，专制君臣歪曲篡用者，非真正臻于大成境界之孔子思想。若以专制者歪曲利用之所谓儒家及其灾难性后果栽赃强加于孔子，则不免沦为文革中诸多极不人道之冤狱。有失人文道德良知。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恽代英，1926年5月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时，到岭南大学视察并作《耶稣、孔子与革命青年》讲演，他说道：“我对于孔子的道德学问，向来便很佩服他，我相信他真是满心仁慈，要想救世界人类的圣人。”这与五四运动中以及上世纪七十年代后至今的许多中国大陆自以为“革命进步”的反孔、反孝人士是相反的。
须知在汉代始，由于时代的变迁，儒家经义的诠释，与孔孟原典精神即已有差距。而在阮元校此之前，同为儒家士人的民间自由学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顾炎武《日知录》则首开反对君权独裁之思想。并首倡“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日知录卷九》）的民权思想，说明儒家思想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而现代大陆中国人多未见及。
任何文化、宗教、科技。被权势者添油加醋、歪曲利用，都会呈现祸国殃民的结果。专制统治者“孔家店”里的货色，并非纯正的孔孟原典精神。不过是注水鸡、山寨版而已。某些反儒、反孝人士还担心专制历史重演于今日，故于孔子本身寻章摘句、不遗余力、极尽攻击。宛若承袭文革四人帮反动集团“批林批孔批周公”流毒遗风。彼等虽然自称革命进步，然其文史智识，诚可谓“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三、新文化运动人物事迹略考
文化本是工具。好比一柄手术刀，能够救死扶伤，也可以用以杀人。若庸医执手术刀草菅人命，那是否可以将手术刀定性为“凶器”，而禁止人类使用手术刀？火药传至欧洲，导致社会巨变，但可否将两次大战的罪行悉归于中国人的发明？片面寻章摘句，制造文化冤狱，缺乏深入研究古代原典文化的能力，再被专制统治者的手段蒙蔽，因而才会做出连犹太人都不如的，张冠李戴地反对自己民族优秀传统原典文化幼稚行为。而五四以来，根本不系统、全面地考据、比较先秦儒家及诸子原典。唯于专制统治者组织编辑的、以及不知来路的腐朽文人之文本中寻章摘句，粘合专制吃人礼教之情实，以发挥反孔思想的行为，在法制审判取证上，有取证程序不合法的嫌疑。也是缺乏历史良知与学术道德。对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文化先哲，对于中华传统文化，都是极不公正的。对于反对者本身而言，就只能显现他们自己恰好不能超越专制时期之思想桎梏而坠入术中之幼稚、肤浅和无知，及其自称革命而实无革新之智识的、狂妄谬言而不怍的肤浅乃至于无耻。本文将列举新文化运动中三位人物事迹来详细说明。
一、吴虞
非常遗憾，子非鱼先生居然漏过了中国第一个提倡“反孝”、发起非孝思潮的吴虞的故事。现在在下为摆事实，讲道理，将此“反孝”首倡者之事迹，主动奉献出来与子非鱼兄和大家共享。
吴虞是个不幸而可怜又可鄙的人。其父吴兴杰早年任富顺县教谕，1893年因品行不端被革职赋闲，吴兴杰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到处寻花问柳，家庭因此鸡犬不宁。（吴虞《家庭苦趣》）。后来其父偏听继母谗言，逼迫吴虞搬出成都的住房，由于其父道德败坏，致使吴虞因此对“孝道”极为反感。进而成为四川反对儒家传统的始作俑者和急先锋，“反对孔丘，实获我心。四川反对孔子，殆自余倡之也”（《吴虞日记》）。
胡适称吴虞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事实上是名不符实的吹捧过誉。实际上吴氏由于其父恶劣品行的刺激和影响，素无家教，其人格亦极端自私狭隘，说一套做一套，堪谓其父之遗传。
比如，吴虞曾发表《女权平议》，在字面上虚伪地提倡“男女平权”，事实上生性荒淫无耻，多次伙同年轻人逛妓院，写了几十首《赠娇寓》公开发表于《顺天时报》等报纸，公然大张旗鼓地向妓女娇玉邀取欢心；转而却担心他妻子红杏出墙，恬不知耻地要亲友调查他妻子有无“出门应酬”；他本有妻与妾，却又在五十九岁时又纳了一个十六岁的小妾。可知他事实上视女性为玩物和私产，并未给予真正的尊重。
吴虞的无耻品行，与北大的新气象格格不入。学生对他渐渐不再信任，新文化与旧学界、教育界教育界诸多人士联名宣言指斥他为“士林败类”、“名教罪人”。声名狼藉的吴虞只好被迫辞职。
吴虞为了和他父亲争夺家产打官司，将亲生父亲称为“老魔”，指斥他父亲“心术之坏，亦孔教之力也”。用尽手段击败老父后，哀叹道：“余愤且悲，余祖宗何不幸而有此子孙也！”这句话又显现他“非孝”的名不符实，既然不在乎孝道，又何必在乎自己或父亲的作为，对于祖宗是有幸还是不幸的呢？既然不在乎孝道，又何必到老时为了求子传香火而纳妾，而搞留胡须、求巫问卜的迷信呢？
由于其父的影响，导致吴虞即无家教，又不懂得教育下一代，兼之他在家庭里十分专制，因而和女儿的关系形同水火，女儿根本看不起他，以至于要革他的命，这使他的晚年非常寂寞，诚是他“大力非孝”的现世报应。
吴虞为人自私、专制、观念守旧、人格品质腐败。他的品质与新时代根本不合拍，又高度违反传统道德。他与父亲、女儿不共戴天，和家人冷漠客套，几无真心朋友，生活中充满悖反人情的丑事。日记里的生活记录也是一片阴暗。既不传统，又不现代，不伦不类，臭名远扬，可谓“里外不是人”。
吴虞一生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揭露专制统治者歪曲援引孔孟原典泡制吃人“礼教”。这是正确的。他对儒家文化的判论是“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吴虞文录》之《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吴虞仅称儒教和儒学的“革命”、“转轮”，与今天反儒人士所主张的“打倒儒家”之绝对偏激宗旨有异。可以算是吴氏思想中留有余地的说法。但综观他一生的实际为人，可知吴虞其假名打倒吃人礼教的文字和所谓进步思想，事实上不过是恰值大变革时代巧伪虚文以哗众取宠，借新文化运动图谋个人虚荣。他的为人品行就是万恶“孔家店”吃人礼教的翻版，一点没有新文化的气象。
窃思之，子非鱼兄或鄙弃其人其德，故而不援以为例证，这倒是非常正确的。
二、柳亚子
《柳亚子史料札记》（张明观先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1日第1次印刷）记载，柳亚子本名柳弃疾，字安如，别号亚子。柳亚子一生品格，性行乖张、言行不一殆与吴虞相类。更兼浮文无质、热衷名利、毫无自知之明却不知天高地厚、狂妄无忌，除虚矫诗文外，才能不足以济事，德行不足以服众。其人德行，为同时代及至今之文化人士指摘。仅举下列例子为证：
柳亚子热衷政治权位，意至不自量力、虚张声势。1946年，曾托人向蒋介石捎话：谁反对柳亚子当政协委员柳亚子就要报复谁！其热衷名利达到超越文士的文明礼仪而使用流氓恐吓措施的程度。
1949年，毛泽东安排柳氏在益寿堂休养。某次管理员恭敬地请示晚餐食谱，正为政坛名利失意而郁愤不已的柳亚子突然怒吼：“我不吃干菜，给我买鲜黄瓜！”管理员为难道：“鲜黄瓜？那得七月以后……”柳亚子竟随手甩了管理员一个耳光！听说周恩来到颐和园没有去看他，以为毛、周不重视他，气愤地大发牢骚危胁说：“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再不理我，我就跳昆明湖或吊死在益寿堂。”从打门卫、骂哨兵到打管理员，又说要“投湖”、“上吊”，牢骚“一浪高过一浪”气焰嚣张。受到周恩来的当面批评。1949年4月29日，毛泽东特别写诗《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提醒他：“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柳亚子写诗词将自己与毛泽东并称：“一代文豪应属我，千秋历史定称翁”、“除却毛公即柳公，纷纭余子虎龙从”、“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并刻印章自命为斯大林的弟弟、毛泽东的哥哥说：“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借夸耀他人来抬高自己，自居诗皇文圣，狂妄自大。柳氏的狂肆而不自知的认识，可没被毛泽东认同，建国后，柳亚子连出任民革代表、出席新政协筹备的机会都没有获得，连在著名学人阶层中保有文人的资格都成了问题，甚至连全国文联领导机构、北平的文代会筹委会的职位也无缘染指，使柳氏颇为郁闷。不能不说，这是他虚有浮文而不务道德人格修养与缺乏实际工作能力造成的。更可笑的是，文革中，深得毛泽东信任的康生，把柳氏所刻印章定性为“反动印章”，勒令销毁，且将柳亚子打为“老牌反革命”，幸好柳亚子早已死去，未受活罪。
柳氏投机政治，不被国共两党看好的，因此政坛失意。而作为读过书、会写文的人，其实际修养，又是怎样的呢？
作为南社发起人的柳亚子，才疏学浅，辩论不过词学专家庞树柏与好友蔡哲夫，竟倒地大哭。二十年后他写《南社纪略》为自己荒唐辩护道：“我是患口吃病的，自然争他们不过。我急得大哭起来，骂他们欺侮我，檗子(庞树柏)急忙道歉，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的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词学家汪旭初先生写道：“(柳亚子)性率直无城府，喜怒毁誉，皆由中发。初每以卧龙(诸葛亮)况余，及论事不合，则于报端著文诋余：‘卿本佳人，何苦作贼？’”。
农工民主党员、郑逸梅《我所知道的柳亚子》记录诗人、古文名家林庚白：“常到亚子寓所谈天。一日，论诗不合，争闹起来，亚子大发脾气，举起一棒，向庚白掷去，庚白逃，亚子追，环走室中。亚子高度近视，行动不便，大声叫骂。他的夫人郑佩宜听到了，阻挡了亚子，庚白才得溜走。”
可见柳亚子性格霸道、强横，毫无传统文人或新时代知识分子的文明修养。
柳亚子表面上反孝，其实骨子里并不如此。他曾为浙江省嘉善县顾炳元先生藏《顾氏家谱》写序赞曰：“殚精竭力续修夫家乘者，其殆有水源之思乎！……弃曰：世衰俗敝，世家望族以血统中斩，潜负螟蛉而继其后者，往往而是。挈行路为骨肉，任异姓之乱宗。祖宗有知，岁时家祭，弗来歆已。如我同志铁生之令叔、令兄，犹念一本之谊，而纂辑家谱，条有不紊。乌乎!亦可以风世也已。中华民国十五年二月，安如柳弃疾顿首拜撰。”
柳亚子表面上支持白话诗运动，赞成废除旧诗，可他一生到死皆写旧诗，一首新诗也没有作过，可知其言行相违。他《次韵张天方》说：“共和已废君臣义，牙彗羞他说五伦。种种要翻千载案，堂堂还我一完人。”不分好坏，将传统文化伦理道德一律废除，可知柳氏所说的“完人”，实是不讲伦理道德的原始人、野蛮人。可知其思想极端偏激。
如上所引，柳亚子其德其智，可见一斑。俗话说小人得志就猖狂，柳亚子一生投机政治，则是才不过看到一丝机会，尚未得志就要猖狂。其人品修养，不唯不待见于国共两党，在文人中亦不受好评，实乃虚有浮名，德行陋劣肤浅狂悖之徒也。援此辈狂说伪辞以反孝，窃为子非鱼兄感到可笑。
三、陈独秀
陈独秀有中国人的骄傲骨，敢于抵抗共产国际代表的专横。一生保持了孤傲狂狷的伟岸人格与书生本色，与吴虞、柳亚子等败类大不相同。晚年陈氏对早年所信奉的“主义”进行全盘反思和清理，从而“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截然迥异于世俗一般老人执着面子与成见而知错不改的劣习，这种否定自己错误见解的勇气却很可贵。虽然作为五四先导，其早年不成熟且偏激之思想，对中国造成的伤害延及至今，但陈氏个人的品格和实际贡献，是真正值得敬重，并可师其人格与学问的人物。
大凡身处沧桑巨变时代之思想家，如孔子、陈独秀都会经历自我否定而后浴火重生之过程，因而成就其伟大。而芸芸众类的我们这一代中稍有觉悟者，也在人生成长过程中，抛弃了课本教育所传导的不切实际的思想。
子非鱼兄列举陈独秀组织“讨父团”，纯系当时封建卫道士的谣言，陈独秀曾当众向陈炯明澄清说：“我是没有资格组织‘讨父团’的，因为我是一个从小没有父亲的孩子！”可知陈独秀是没有承认这个事的。之所以称他的儿子有资格参加讨父团，乃“因为父母不和，与父亲有了隔阂”并非陈独秀真有反“孝”言论。
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对陈独秀不屑一顾，曾经对张国焘说：“老头子糊涂极了”、“不要理他。”当他给儿子写信劝延年转向马克思主义时，延年很不高兴地说：“独秀那个人，你别理他。”甚至在陈延年死去，而陈独秀又被共产党组织解除职务时，次子陈乔年还与父亲大吵大闹、不欢而散。这是不是证明子非鱼兄那不知从何考据而出的所谓“陈独秀反孝思想”的正确性的表现？子非鱼先生若身为人父乃至为人祖父，若不能做到思想完美无瑕，且亲子沟通顺畅无碍，大概也愿意接受儿女当面甚至是当众的大吵大闹和讥刺吧？或者子非鱼先生也曾经对自己的父祖做出过这样的事，因此认为这种做法是正确合理的吧？甚或子非鱼先生也认为这应算是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成就吧？
福州陈宇按：本文关于陈独秀之举证，出自朱洪先生著《陈独秀父子仨》，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在下爱好考据已成癖瘾，但千方百计亦考察不到陈独秀有多逾子非鱼和“反孝先锋军”（Q名，亦名“哲学为王”）的反孝言论。相反，陈独秀本人，性情温厚，对母亲十分孝顺。他生母逝世后，作诗《述哀》痛悼：“慈母虚孤弱，一夕魂九迁”、“辛苦归闾里，母已长弃捐”，1939年，陈独秀为逝世于四川江津的养母谢氏披麻戴孝，无限悲伤地说：“先母之恩等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酒食酬应以及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不知子非鱼先生谓陈独秀有“非孝”之理论，出自何典？或者已经习惯运用专制者及文革反动集团罗织诬蔑之诏狱手段，无视法律与道义公正、文化良知，根本不顾事实，故意寻章摘句、捏造虚辞、讹解文字，必欲置孔子思想于死地而后可？
子非鱼兄列举陈独秀的反孝言论，系1921年8月3日，五四时期封建卫道士在《新华日报上》发文诬称：“陈独秀开宗明义即言废德仇孝，每天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旨趣……谓父子为路人，谓奸合为天性……”是知子非鱼兄之列举，纯系讹以传讹。无论诉诸学术考证，或者诉讼举证，均为证据不实、实在欠妥。
虽然子非鱼兄等反儒、反孝之同志，受五四偏激思想及文革影响，为文引证立论如此不谨，但是也非极嗜博览并习好文史考据者可以洞悉其缺憾，故往往讹谬、迷信可以重复千遍而被误认为真理，非力学深思而不能挣脱其禁锢，亦是可悲！
须知新文化派反儒教、反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守节事大饿死事小、缠足、纳妾、繁文缛节，是正确的。这些全是从汉儒到明儒伪托孔孟之学的杜撰，与孔孟无任何瓜葛，裁判孔孟为之承担罪名，实千古文化之冤狱。某些人名为做学问、搞革命，其实即不通西学，又不解华夏传统学术传承脉绪，见识迷惑肤浅而不察于此，更兼用心各异，而造成现代中国文化不进步、中国社会道德沦丧之缘由。
关于新文化运动偏激思想的负面效应，陈独秀于1921年6月1日《新青年》中发表《青年的误会》说：“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现在青年的误解，也和醉人一样。……你说要打破偶像，他就连学行值得崇拜的良师益友也藐视了。你说学生要有自动的精神，自治的能力，他就不受规律不受训练了。你说现在的政治法律不良，他就妄想废弃一切法律政治。你说要脱离家庭压制，他就抛弃年老无依的母亲……长久这样下去，大家想想，是青年进步还是退步呢？”可知新思想诞生不过数年，也遭受到孔子思想那样被歪曲诠解的命运，今日中国社会道德危机，原因亦在于不加分别地打倒一切传统伦理道德，却无能力建设真正的新道德之故。
陈独秀虽倡导新文化，但独有为文立论，不容他发表异见，“不容他人匡正”的专制作风。这种风格与他的同志们是相仿佛的。陈独秀在他所缔造的党内，亦被批判为右倾投降主义，被迫去职。当时之陈氏及其同志若能成功，亦不免中华民族之大不幸，而造成此一大不幸的根源，乃在于其思想偏颇而不切实际，破坏力高于建设力，甚至专擅破坏而建设无能。其经营社会之能力较之华夏二千年来之专制者亦有愧色。
孔子思想之优劣功罪，哈佛大学人文主义大师、人文主义领军人物欧文·白璧德（IrvingBabbitt）（1865–1933年）教授赞叹孔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认为孔子思想与欧洲的人文主义相一致甚至超越其上，他说：“吾每谓孔子之道有优于吾西方之人道主义者”，认为中国大学“应以孔子之《论语》与亚里斯多德之《论理学》相比较讲授，而美国各大学宜聘胜任之中国教授，教授中国历史及道德哲学。”白璧德认为中国应该有工业革命，国家应富强起来，以免列强侵略，但“须知中国在力求进步时，万不可效欧西之将盆中小儿与浴水而倾弃之。简言之，虽可力攻形式主义之非，同时必须审慎，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也”（《白璧德与人文主义》。）。
陈、白二位，为同时代之文化人士，一为中国人，一为美国人，而对于孔子和儒家文化的观念，竟然如此反差，时代发展至今，我们不难看出孰正孰误。且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大凡革命者，非狂即狷，然而虽进取革命，亦有所不为，而非新文化之后号称革命之不择手段、无所不为。须知不合道德的思想与手段，绝对不能带来道德的结果。无论号称革命、改革、反儒、尊儒，莫不如是。
四、偏激思想源于个人心灵阴影
鲁迅先生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此言甚确，如果详细考察五四运动中习于反传统的旗手人物的身世及其相关生平资料，就会发现他们的反孔、反儒偏激思想，并不单纯是因为吃人礼教而生起正义感，亦多系因家庭教育、家庭生活失和的缺憾，或者人生际遇困苦，造成心理阴影而伏下种子，趁时代巨变之际顿时激发。
比如本文所考据的，因父亲道德素质恶劣而使吴虞没有良好家教、人格畸变；陈独秀时常被祖父痛打，留下心灵创伤；柳亚子在自传《五十七年》中陈述，他经常被迷信“铁匠做官打上场”观念的母亲痛打；九岁时，又被家里聘请的，因为屡试不第、牢骚满腹，渐渐有些神经病的塾师俞文伯无数次痛打；在他家族延聘请的塾师中，王云孙竟然暗中教年少的柳亚子喝酒，黄子诚先生性情暴躁，动不动就对柳亚子的堂弟、表兄挥舞戒尺……这都给柳亚子的心灵造成负面影响。鲁迅写《朝花夕拾·五猖会》，说明表面上优裕的望族大户生活给他内心造成的深刻伤痕，后来还与弟弟周作人痛苦决裂，也使他对传统家族伦理感到极度绝望；今时亦有Q友反孝先锋军（亦名哲学为王）服役军中，备受压抑，晋升无门，遂自命“革命”，盲目迁怒于“孝文化”……
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旗手人物，以及今天的反儒反孝人士，反对吃人礼教的思想是正确的，但其反儒、反孔、反孝思想之偏激成分，则由于从小家庭生活之不幸成分，以及生活经历痛苦而刺激敏锐但过于敏感之神经，造成心灵阴影；或个人挫折痛苦经历刺激过敏，戕伤心性健康，导致心性创伤，恰逢社会巨变，极端不满遂发作极端思维，自名“革命”，自谓“进步”，确实能够煽动广泛的社会不满情绪，然其所谓“革命”、“进步”思想之发源与实际动机有欠端正，及其实际素质不成熟。鼓舞流风所及深远，遂对社会历史，终究只有产生并加剧动乱的破坏作用，无多建设之功。
在下依据子非鱼兄之文章次第，详细考据，系统列举新文化运动中之三位风云人物的生平事迹，即读其文，更识其人。可知吴虞、柳亚子事实上并不具备符合革命时代的真实的革新品格和健康人格，甚至缺乏起码的道德修养。他们自己的实际作为，就是吃人虚伪礼教、封建迷信的最佳代表。陈独秀作为领袖人物，虽有至为高尚之处，但其个性智识亦未脱专制气息，思想更未成熟，其晚年之彻底反省，亦无济于匡正其领袖一时风云之时而导致之社会乱象。化裁孔子之言来形容，正所谓“一言乱邦”。
五四以来沧桑百年，历史到今天已经证明，上述这些新文化的领军旗手人物的品格与思想，均不能使自己战胜旧时代的“局限”而“克明峻德”、革新进步，仅是口头上的号称革命。虽其文章貌似可取之处，奈何其人格道德品质、学术智识，不足鉴取。其德其智其能，即使一旦风云际会获得政治实权，亦不免特权专横的霸道与腐败。亦仅破坏有术，而建设无功。根本不能够成就真正的革命与新文化。
五、今日中国大陆反儒没有意义
中国大陆文革浩劫，早已成功击垮儒家文化，今天中国大陆人高层与基层的生活和政教思想，无多原典儒家和专制“孝文化”的味道。大陆社会生活中主导思想，不是原典孔孟儒家思想，也不是专制儒家文化，而是六十年内先后倡导的马恩列斯毛的“阶级斗争”、“超英赶美”、“两个凡是”“三面红旗”、“四个伟大”、“批林批孔批周公”、“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的种种“革命性”理念，再将今天中国社会种种腐败现象归咎于孔子或者“专制儒家文化”的种种，则是以诬蔑已经被打倒的先人及传统文化，来为今天中国人对大陆社会各种不理想现象之无能为力，作无聊开脱的滑稽笑谈。如果这种谬论也能坚持称为所谓“进步思想”，则已经不是了解不足那样简单，乃是如同自五四偏激思想和文革“批林批孔”一样无知以至于狂妄无耻的思想。
因此今天再谈“反孝”、“反儒”，不切实际。今天中国社会的不孝子也空前增多。原因就出在思想偏激造反过头，精擅破坏而建设无方之后遗症。是以必须大力提倡和谐。正是老子李耳所谓“大道废，有仁义”的客观需要。因此今天所必需的，是做建设的工作，而不是继续破坏。可以值得借鉴的，是台湾同胞的成就。
六、孙中山先生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原典精神
环顾世界，反孝、反儒、反传统的人们，大概不会认为自己对于中西文化的实际了解程度，不会认为自己的学力、眼界，和实际的人格修养，以及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足以超越伟大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吧？孙中山先生如何看待孔子思想呢？其认识的实际效果是如何呢？刻下谨从《三民主义》中系统次弟引据原文如下：
《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四講》中说：“近年來歐洲盛行的新文化……，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我们中国的新青年，未曾过细考究中国的旧学说，便以为这些学说就是世界上顶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欧洲是最新的，在中国就有了几千年了。”
“說到歐洲的科學發達，物質文明的進步，不過是近來二百多年的事。在數百年以前，歐洲還是不及中國。我們現在要學歐洲，是要學中國沒有的東西。中國沒有的東西是科學，不是政治哲學。至於講到政治哲學的真諦，歐洲人還要求之於中國，諸君都知道世界上學問最好的是德國，但是現在德國研究學問的人，還要研究中國的哲學，甚至於研究印度的佛理，去補救他們科學之偏。”
“世界主義在歐洲是近世才發表出來的，在中國，二千多年以前便老早說過了。我們固有文明，歐洲人到現在還看不出。不過講到政治哲學的世界文明，我們四萬萬人從前已經發明瞭很多，就是講到世界大道德，我們四萬萬人也是很愛和平的。但是因為失了民族主義，所以固有的道德文明都不能表彰，到現在便退步。”
“一定要先講民族主義，所謂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把從前失去了的民族主義從新恢復起來，更要從而發揚光大之，然後再去談世界主義，乃有實際。”
《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六講》中说：“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象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
“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國人實在比外國人好得多。在什麼地方可以看得出來呢？在商業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國人交易，沒有什麼契約，只要彼此口頭說一句話，便有很大的信用。……所以外國在中國內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讚美中國人，說中國人講一句話比外國人立了合同的，還要守信用得多。”
“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和外國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
“我们今天要恢復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喚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知識也應該喚醒他。中國有什麼固有的知識呢？就人生對於國家的觀念，中國古時有很好的政治哲學。我們以為歐美的國家近來很進步，但是說到他們的新文化，還不如我們政治哲學的完全。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把一個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什麼政治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知識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這種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的道理，本屬於道德的範圍，今天要把他放在知識範圍內來講，才是適當。”
“中國從前講修身，推到正心、誠意、格物、致知，這是很精密的知識，是一貫的道理。像這樣很精密的知識和一貫的道理，都是中國所固有的。我們現在要能夠齊家、治國，不受外國的壓迫，根本上便要從修身起，把中國固有知識一貫的道理先恢復起來，然後我們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復。”
“由此可見中國古時不是沒有能力的。因為後來失了那種能力，所以我們民族的地位也逐漸退化，現在要恢復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們固有的能力一齊都恢復起來。”
“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諸君都是四萬萬人的份子，都應該擔負這個責任，便是我們民族的真精神。”
“中國進化比較歐美還要在先，民權的議論在幾千年以前就老早有了，不過當時只是見之於言論，沒有形於事實”
“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張民權。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便是主張民權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稱堯舜’，不是家天下。堯舜的政治，名義上雖然是君權，實際上是行民權，所以孔子總是宗仰他們。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他在那個時代，已經知道君主不必一定是要的，已經知道君主一定是不能長久的，所以便判定那些為民造福的就稱為‘聖君’，那些暴虐無道的就稱為‘獨夫’，大家應該去反抗他，由此可見，中國人對於民權的見解，二千多年以前已經早想到了，不過那個時候還以為不能做到，好像外國人說‘烏托邦’是理想上的事，不是即可以做得到的。”
“民權發生至今還不甚久，世界許多國家還有用君權的。各國實行民權，也遭過了許多挫折、許多失敗的。民權言論的發生中國有了兩千多年，在歐美恢復民權不過一百五十年，現在風行一時。”
“窮本極源，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一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後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
孙中山先生批评五四运动带来的民族虚无主义与盲目崇洋、全盘西化的倾向，讲求恢复“国粹”，他说：“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孙中山先生对“共和”的解释，阐发了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精神。他指出：“共和者，我國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我国民之论古者，莫不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勿谓我国民无理想之资，勿谓我国民无进取之气，即此所以慕古之意，正富有理想之证据，亦大有进步之机兆也”。
五四后兴起声势浩大的全面否定儒家之潮流思想，一般文人、学者随波逐流，而政客和野心家，则变幻畴张，加以利用。孙中山先生博通中西学问之根本精髓，智慧深广，因此可以不迷惑于历代反动派歪曲利用儒家文化的手段，也能够看清新文化运动中某些文人于中西之学仅得局部、狭隘之知识概念，而不能识其根本与全面的误区，始终如一坚持儒家精神。斯时惟有孙中山先生以其超越众庶之远见卓识和非凡勇气，审时度势，正确对待此极端潮流。挽狂澜于既倒。文革“批孔”极致病狂，践踏人权，冤狱诛连，破坏文化，远甚于二千年专制时代。并伏下中国社会道德危机之恶因，今日乃恶果呈现。今天大多数人已醒悟当时之谬误。但百年之前，首先站出来维护中华道统文明，回击盲目攻击儒家思想狂潮的，以孙中山先生为第一人。今日台湾禀承孙中山先生精神之文明进步成就，可知孙中山先生学贯中西、深邃博大之智慧修养、大无畏之革命风范，和崇高的民族情怀，对于所有的中国人，尤其对于即不通西学、又不通中西，却自命了解儒家文化的所谓反儒者，都是一个良鉴。
1921年12月，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曾经问孙中山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孙中山先生明确地回答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蒋介石《军人的精神教育》指出：“总理在中国的人格，政治上的道德，是要继承中国固有的道统”戴季陶作《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指出：“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
孙中山自称其所持三民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极其准确地指出了他的学说思想的来源。系继承中国儒家思想精华加以发展。蔡元培分析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主要来源于孔子提出的中庸之道。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则来源于儒家思想和西方先进思想的融合。不但继承了儒家原典精义，更引进西方先进思想。而为中西文化的集大成者，这种开放包容、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精神，是先秦孔孟所传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原典儒家精神。伟大革命先行者、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是孔孟原典儒家文化在新时代的正确继承与发展。
在儒家文化的反对与正确继承发扬这个认识上，与五四以来至今的中国大陆人意见相左。并不赞同反儒的人们，虽有专制奴才及野心家，但亦不乏真正的革命者，作为大陆形形色色反儒者的对立面，中国人中不反儒的真正革命者，今天已经在台湾建立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明成就。以铁的事实，破斥承袭五四偏激思想、文革罪错之所有极端反孝、反儒、反孔的偏激荒谬陋见。最低限度，至少也证明儒家文化的存在，并不妨碍中华民族文明的革命与进步，反而能相得益彰。
福州陈宇作于汤池
黄帝纪元四千七百零九年辛卯夏历六月廿三大暑
孔子纪元二千五百六十二年
辛亥革命一百零一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一年
西元2011年7月23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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