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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二年级
《乡土本色》相当于一个概述，为我们简单描述了乡土社会的种种，为我们重新认识了“乡土”的含义，土地将人们限制在一定地域，形成一个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这个社会以基本的村子为单位，村子之间相互隔膜、孤立，村子中的人形成有机团结，进而形成熟人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生存并不困难，只需要严守上代人口口相传的经验。总之，它为我们描述出一个乡土社会的轮廓，也为读者更好的理解在此基础上的差序格局等一系列新的概念奠定基础。
第二篇和第三篇《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更像是为乡下人“平反”，逻辑的起点是有人说乡下人愚开始，继而那些人产生这样想法的原因是因为乡下人不识字，然后再追问，为什么乡下人不识字呢，然后论述文字对于乡土社会这样的熟人社会的意义，另一方面从文字作为一种意思传递方式，它的局限性，容易造成意思表示的误解，有时候不能准确全面的传情达意，且与乡土社会的不相符，相比较直接的接触时的语言而讲，实用性相差甚远，甚至连语言也不是最好的传递方式，共同生活经历形成的特殊语言、动作、表情才是更好的方式。在《再论文字下乡》中，又从文字下乡的时间阻隔来说，世代的阻隔仅仅需要口口相传就可以完成，因为不同时代的人在这个向泥土讨生活的社会中，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和遭遇，经验无需积累，只需保存，在这样的情景下，文字的用处自然不大。
两篇文章用说理性的文字，成功为乡下人的“愚”辩护，土是一种乡情，与愚昧等贬义词无关，“不识字”只是在一种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中自然形成的。这样一种写法，倒像是苏力式的存在即有理由，为现存的制度和现象辩护。
我们也许可以说他没有改革的决心和勇气，但是我们却要重视他们的意见，因为那睿智的语言之下，是对社会改革的慎重，是从理智的思维出发，为我们分析前进路上的一块块挡路石，以及可能出现的障碍。当我们认清楚这样的现实，了解传统的乡土社会对于文字的需求后，才能更好理解作者所言：如果中国的社会的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在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但我认为并非只有等产生了文字需求之后，文字才要下乡，文字提前下乡更好。事实上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也存在着对于文字的需求，只不过需求量比较少罢了，岂不见“立字为据”，岂不见“地契”。
从另一角度来讲，乡下人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从小就不识字，哪里谈得上对于文字的需求。只有我们提前文字下乡，才可以了解乡下人对文字的需求，逐渐让乡下人的了解文字的优点，让他们有选择。我认为，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只有在可以充分选择的基础上，充分了解每种沟通交流方式的利弊，才可以谈需求。同样的道理，送法下乡也是如此。我们同样可以从农村中小的法律需求出发，培养人们一种利用法律的习惯，比如说在农村土地流转、村干部选举、缴费依据等等，涉及到农民切身利益的事情上着眼进行法制宣传。等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之后，农民对于法律有了更加强烈的需求后，再顺应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下乡宣传。只有这样循序渐进才可达到真正法治社会。
不要像现在的普法宣传一样，上去就给人家一叠传单，宣传民法、刑法、婚姻法等国家大法，好像盼着别人家里出现不守规矩、欠钱不还、家庭不和似的，虽然是好心，却让人感觉心里挺别扭，等过不了几天就可以看到这些传单出现在厕所。毕竟中国人目前还有朴素的厌讼心理，习惯于事后才去寻求法律救济。不讲求方法的送法下乡达不到预期效果，并不能否认送法下乡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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